江西
“高饒事件”是指起始于1953年下半年、終結于1955年3月的，高崗、饒漱石陰謀分裂黨中央、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事件。這一事件是建國后黨內出現的第一次重大斗爭，雖然最終以高崗、饒漱石的陰謀活動徹底暴露和失敗而結束，但這一事件到底還是給劉少奇造成嚴重影響，也給他埋下了嚴重隱患。
劉少奇
1953年下半年，以毛主席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領導全國人民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進行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關鍵時刻，高崗和饒漱石卻借著發生的幾件事搞起了分裂黨中央、妄圖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陰謀活動，他們的陰謀活動把進攻的主要矛頭指向了劉少奇和周恩來，尤其是劉少奇更成為他們陰謀進攻的重點對象，使得劉少奇處于風暴的漩渦中心。
高崗在黨內可謂顯赫一時，建國前就擔任了若干重要職務，剛建國時又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還兼任了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和東北人民政府委員會主席。1952年，黨中央決定加強集中領導，把各中央局主要負責人調到中央工作，比如高崗，就被中央委以重任，擔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手握重權。
高崗位高權重，當時根據毛主席的意見，中央對周恩來領導的政府工作重新作了分工，政務院下屬的20個部中，就有8個重要部委劃歸高崗領導，高崗因此得意地把自己領導的國家計委稱為“經濟內閣”。中央對政府工作作出如此安排，的確表明毛主席對周恩來的工作存在批評和削弱其工作范圍的用意，高崗對此解讀為周恩來正在失去毛主席的信任。
高崗已經身居高位、手握重權，但他仍然不滿足于已經獲得的權力和地位，一直想要攫取更高的權力和地位，而他又認為劉少奇和周恩來正是他攫取更高權力和地位的主要障礙，因此，他把主要進攻矛頭對準了劉少奇和周恩來，他認為只要把劉少奇和周恩來搞倒了，他就可以取而代之。由此，他就開始暗中收集劉和周的材料，不擇手段地散播各種流言蜚語。
劉少奇主持黨的日常工作，經常要對各地工作提出指導和建議，建國前夕和建國初，高崗主持東北工作期間，劉少奇曾直率地對東北工作提出過幾次批評意見，這引起了高崗的怨恨。比如，建國初高崗主張農村在土改后要立刻起步向社會主義過渡、限制單干、限制雇工，劉少奇指出，東北在發展變工互助這個問題上要“防止急性病”。
劉少奇對東北工作的批評招致高崗內心十分不滿，他采取陽奉陰違的態度，當面不說，背后卻搞了不少小動作。而早在1949年劉少奇受中央委派出訪蘇聯前夕，高崗向時任東北鐵路系統總顧問科瓦廖夫造謠，說劉少奇是中國黨內“親美派”首領，科瓦廖夫就寫信向斯大林報告了此事。但斯大林并沒有相信高崗的話，還把科瓦廖夫的信轉交給了后來訪蘇的毛主席。
高崗見沒有得逞，很不甘心，他在跟隨劉少奇訪蘇回國后又四處散布謠言，說斯大林不喜歡劉少奇，借此吹噓和抬高他自己，說斯大林最賞識的人是他高崗。接著，又發生了幾件事，都讓高崗產生錯覺，認為這幾件事正是他攻擊劉少奇和周恩來的天賜良機，第一件事情是建國初期關于工會工作方針問題發生的爭論。
1950年7月，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書記鄧子恢在關于工會工作的報告中，鑒于當時中南地區工會工作中出現嚴重脫離工人群眾、沒有很好地維護工人群眾利益的問題，提出，在公營企業中，工會不能脫離代表工人的利益、保護工人群眾日常切身利益的基本任務，而成為廠方的附屬機關。29日，鄧子恢致電毛主席，報告了此次會議情況和他的報告的要點。
8月4日，劉少奇為中共中央起草批語，批轉了鄧子恢給毛主席的報告，他認為這個報告很好，希望各地黨委照鄧子恢同志的做法，改善工會工作。這個批語經毛主席、周恩來、朱德和時任全國總工會主席、黨組書記的李立三圈閱后，同鄧子恢給毛主席的報告一起下發各地。年底，毛主席在關于工會工作中的批語中指出，各地工會工作存在嚴重的缺點。
高崗（前排中，深色衣服）
但高崗不同意鄧子恢的意見，他在東北開會時公開表示，黨政工的一個目的，親密團結搞生產，切忌對立起來提問題。1951年4月，高崗針對鄧子恢的報告主持寫出一文，明確強調，在公營企業中行政的利益與工人群眾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他們只有分工的不同，而沒有立場的不同。5月，高崗在東北城市工作會議上批評鄧子恢的報告欠妥、混淆思想。
4月22日，高崗把自己主持寫的這篇文章送給毛主席審閱，并請示能否在報上發表。29日，時任毛主席秘書并負責報刊宣傳工作的胡喬木看了高崗的文章及高崗給毛主席的信后，寫信給毛主席和劉少奇，認為鄧子恢同志的說法確有不完滿的地方，但高崗文章正面批駁的方法也不適宜。劉少奇看了高文和胡喬木的信后批示，此文暫不發表，但可送鄧子恢同志一閱。
劉少奇對工會工作方針問題引起濃厚興趣，在5、6月間寫了一份讀鄧子恢和高崗同志兩篇文章的筆記，詳細闡述了他對工會工作方針的看法。在這篇并未公開的筆記中，劉少奇贊同鄧子恢的基本觀點。但10月初，李立三就工會工作方針的爭論問題向毛主席寫了一份報告，他提出，否認“公私兼顧”的原則可以運用到國營企業中的意見，可能是不妥當的。
毛主席不同意李立三的意見，他尖銳批評了李立三及其領導的全總黨組，認為在工會工作中存在嚴重錯誤。根據毛主席的意見，中央在11月份解除了李立三全國總工會主席和黨組書記的職務，批準成立由劉少奇、李富春和李立三等人組成的全國總工會黨組干事會，指導全國總工會的工作。隨即，李立三受到批判，其中，推崇鄧子恢的文章就是他的錯誤之一。
理由是鄧子恢夸大了公私利益的矛盾，在這種形勢下，鄧子恢在12月底的中南局會議上，也就工會立場問題作了檢討，并報告給了毛主席。這場關于工會工作方針的爭論雖然還沒有真正展開就結束了，但劉少奇受到了牽連，他在1954年2月召開的黨的七屆四中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認為自己對李立三的錯誤是應該負有一定責任的。
第二件事情是1951年4月到9月發生的關于山西省委《把老區互助組織提高一步》的報告而引發的爭論，劉少奇的意見及經劉少奇修改的華北局給中央的報告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評。不久后，高崗寫了一份關于東北農村的生產互助合作運動的報告呈送給毛主席，他在報告中表示要繼續堅持貫徹毛主席指示的方針，有重點地發展農業合作社。
毛主席很重視高崗的報告，把高崗的報告批給劉少奇、周恩來等閱，并命人把高崗的報告印成小冊子分送中央各部門、各地黨委和來京參會的黨員。毛主席在轉發高崗的報告時寫了批語，肯定了高崗報告中提出的方針是正確的。第三件事情是1953年上半年對“新稅制”的批評以及由此引發的對周恩來領導的中央政府工作的分工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