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橋戰斗，八路軍擊斃的日軍旅團長是誰？指揮員直至去世都不清楚

在山東沂源縣烈士陵園展室里，展出著一張陳舊的黑白照片，里邊幾個正在開槍射擊的士兵身影不很清晰，但正是這張照片見證著沂源抗日軍民對日寇的最后一戰——石橋伏擊戰。也正是在這場戰斗中，日本在侵華戰爭中喪命的一長串日本將官名單，留下了最后一個名字：吉川資陸軍少將。

1944年，侵華日軍發動了“一號作戰”，又稱“大陸打通作戰”，我國稱“豫湘桂會戰”。戰役的前半期被日方稱作“扣號作戰”，又稱“京漢作戰”；后半期則是“拓號作戰”，又稱“湘桂作戰”。

日軍的“扣號作戰”動用的是日本華北方面軍的部隊。日軍駐山東的第十二軍指揮第三十二、三十五、三十七、一一零師團及第三裝甲師團等部隊擔任主攻，從河南中牟突破黃河防線；駐山西的第一軍擔任助攻，派部隊從山西中條山的垣曲附近渡過黃河后牽制中方的增援部隊并切斷隴海線。

根據日方當時的《進攻兵力與后方兵力對比表》，華北方面軍總兵力137個大隊中，參加“扣號作戰”的進攻兵力為67個大隊，留守華北的后方兵力為70個大隊。

日軍第十二軍軍部及作戰兵力的五分之四被抽調參加”扣號作戰“，僅留下了第五十九師團改為方面軍直轄，負責山東全省的“治安”。雖然新編了獨立步兵第一旅團（駐兗州）、獨立第四旅團（駐濟南，后調河南新鄉）及其他臨時編組的部隊，但是日軍在山東的兵力僅2.5萬余人。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抗日武裝在山東“連續發動以攻殲大股偽軍和拔除深入根據地的日偽據點為主要目標的攻勢作戰，開始了反攻的前奏”。至1944年底，“山東八路軍發展到15萬人，民兵游擊隊發展到37萬人”，已然望見了勝利的曙光。

此際正在中國沿海尋找反攻日本本土基地的美軍也將視線投向了山東，以致隨后調任日軍第四十三軍參謀長的寒川吉溢也不得不承認：“山東將是未來主要的登陸點……之所以如此，乃因具有海岸與半島地區的山東已完全成為共產黨的地盤。”

1945年3月12日，日本大本營下令組建第四十三軍，此為日本為防御美軍在中國山東沿海登陸而組建的軍級作戰單位，隸屬日本華北方面軍。4月10日，該軍軍部在濟南組建，軍下轄日軍第五十九師團、第四十七師團、獨立混成第五旅團、獨立步兵第一旅團、第9獨立警備隊、第11獨立警備隊、第12獨立警備隊等部。

原五十九師團長細川忠康中將升任軍司令官，藤田茂接任師團長。日軍第五十九師團組建于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的1942年，為步兵四聯隊制師團，下轄第五十三、第五十四旅團。該師團屬于抗戰爆發后日軍第二批組建的師團，戰斗力要強于以原常設師團的后備部隊及退伍老兵組成的100打頭的第一批擴軍組建的師團。

藤田茂

第五十九師團司令部原駐山東省泰安，接日本大本營命令于4月6日移駐濟南，編入第四十三軍作戰序列。原五十三旅團旅團長田坂八十八于3月31日調離，接任者為吉川資陸軍少將。

為了在預計中即將到來的抗美軍登陸作戰中免除后顧之憂，日軍于4月25日匆忙發動了代號為“秀嶺一號作戰”的大掃蕩，總兵力達十萬，是1942年大掃蕩的兩倍，作戰目標是徹底摧垮我抗日根據地，恢復1942年大掃蕩后的態勢。

日軍對山東全區的大掃蕩以魯中、濱海為重點，拼湊出三萬人馬，掃蕩的主力為第五十九師團，其第五十三旅團的作戰地域在沂源地區。

山東軍區在取得春季反攻勝利的基礎上，編制了五六七3個月的夏季攻勢作戰計劃，以期在山東戰場上拉開抗日戰爭大反攻的序幕。根據日軍增兵山東的大形勢，以及我根據地周邊據點日軍兵力集結，綜合各方面傳回的情報，司令員羅榮桓決定暫停夏季攻勢迅速轉入反“掃蕩”。

魯中軍區司令員王建安、政治委員羅舜初，指揮第1、第2、第3、第4、第5軍分區部隊，實行堅壁清野，并配合堅決的狙擊戰，地雷戰，日軍行動十分艱難。

按照日本方面的說法，為了督促部隊前進，吉川資少將親自到前沿的111大隊督戰。當時，111大隊已經攻下一個八路軍死守的“荒村”，正在向前搜索攻擊。

日本戰地記者寫道：“皇軍作戰英勇，士氣高昂，很快肅清了前面道路上企圖阻擊的大隊八路軍。大隊的指揮官將戰報匯報給將軍。也許是戰斗順利，旅團長十分高興，指示部隊迅速前進，以便天黑前和另一支皇軍會合，并和部下們在村中合影。合影完畢，大隊的指揮官向將軍敬禮告別，就在他的手要放下還沒有放下的瞬間，村中槍聲驟起，旅團長一頭栽倒在地······”

上前攙扶的大隊副官岡田也被打倒，日軍組織還擊，控制局面后再看旅團長，頭部已經中了三槍。

日軍記者最后寫道：“在旅團長的精神鼓舞下，皇軍勇往直前，橫掃前方的八路，順利和友軍會合。入夜，熊熊篝火之畔，垂死的旅團長突然直起身來，轉向東方皇居的方向，大呼三聲天皇陛下萬歲，然后合掌瞑目而逝。一眾忠心的部下垂淚為旅團長的冥福祈禱······”

通過日方記者的描述，打死吉川資旅團長的是被擊敗后躲藏在村中的八路軍散兵游勇。日方刻意隱瞞了遭到八路軍主力部隊的襲擊，日軍被擊敗，而其旅團長大人則是被八路軍在正面戰斗中擊斃這一讓”皇軍“丟臉的事實。

昔日的戰場舊址

根據戰斗親歷者劉佐的回憶：

【魯中軍區二團奉魯中軍區司令員王建安的命令，從夏季攻勢集結地沂水（縣）諸葛、東里店一帶，日夜兼程立即返回魯山根據地。隊伍返回序列為三營、二營、團部、一營。我當時任三營營長。

5月6日，我帶領三營趁夜沿沂（水）博（山）公路向石橋、悅莊方向西返。二團給予三營的任務是：查明情況，與敵遭遇時不要蠻戰，掩護團主力向石橋以東大安頂山一帶轉移......

7日凌晨2時許，偵察班在石橋以西3公里處突然與敵遭遇?！?/p>

大安頂生態保護很好，是許多戶外驢友的最愛

當時夜暗，雙方都沒叫口令。在擦肩而過的瞬間，我方偵察兵機警地抓了對方一個士兵的帽子，而對方竟然沒有吭聲?！疚覀兊膫刹毂幻弊由嫌忻被眨兔靼琢藢Ψ绞莻诬?，便立即向我作了報告?！?/p>

這個時候非?？简炓晃恢笓]員的臨機應變能力。劉佐判斷當時敵情不明，又是夜暗，而我軍后續部隊還沒有到位，不適宜倉促地與敵作戰。于是，他指揮部隊【擺脫了敵人，迅速向大安頂山地帶轉移。同時，我一面布置警戒，一面派出偵察班長曹科志和通訊員張振芝下山進一步查明敵情。】

在大安頂山坡的樹林里，劉佐和教導員張錫正召集連干部開了一個簡短的敵情分析會。開會僅十幾分鐘，曹科志和張振芝便【擰著一個敵人的便衣偵探回來了。】審問得知，敵并未發現我方行動，仍繼續向石橋方向移動。劉佐借著手電筒的微光查看地圖后判定，我軍在石橋設伏最為有利，正好攻敵不備。三營的營連干部迅速定下了在石橋北山345.6高地伏擊敵人的方案，同時上報團部。

戰斗的過程并不復雜，大致經過如下：

5月7日5時前，七連進至345.6高地南坡，八、九連進至北坡，一個排擔任警戒，防止敵人迂回。

很快就由遠及近傳來了馬蹄聲，晨霧中敵軍的行軍隊列蠕動而行。前面是日軍的斥候，放過后不久，【敵先頭部隊已進至石橋，飛塵起揚，敵幾十匹乘騎也奔馳至石橋西北河灘的開闊地帶，距我設伏地約二百米?！?/p>

憑借多年的戰斗經驗，劉佐一望便知這是敵軍的指揮人員，隨即下令——打！

三營挑選的十幾名特等射手最先開火，緊接著兩挺重機槍、三挺輕機槍，和數百名戰士的步槍射出的子彈組成密集的火網向敵群覆蓋。敵軍人仰馬翻，受驚的戰馬橫沖直撞，又撞傷踩踏了后面不少敵人。

恰在這時，大泉區區中隊長李秀江帶隊趕來參戰，民兵們看到鬼子被痛擊，高興地在陣地的四周高呼：“鬼子跑不了啦！打??！”

敵軍遭突然襲擊，被打得團團轉，毫無招架之力。在這一片混亂中，吉川資少將中槍落馬。旅團長和多名日軍指揮官被擊斃，更加劇了日軍的混亂。不過日軍畢竟訓練有素，短暫的慌亂后，部分日軍重新集結，置偽軍不顧，拼命搶占石橋村，倉促組織防御。偽軍除死傷、投降者外，大部分潰不成軍，流散于石橋以西丘陵地帶。

左一為魯中二團團長，開國少將陳奇

三營打響的時候，魯中二團主力已進至石橋以南地區，團長陳奇遂令二營控制西南山（332高地），一營進至錯石附近監視敵人。

陳奇原來給首任團長吳瑞林（抗美援朝時第四十二軍軍長）當副團長，1942年接任團長。多年的征戰讓他傷病纏身，1946年病倒，1948年任膠東新五師師長，1949年任95師師長，率部從山東南下入閩途徑南京時再次病倒咳血，1956年病逝。

三營伏擊成功后，陳奇親到前沿觀察。此時，退入石橋村的日軍正在緊急拆毀民房、構建工事，銷毀損壞的電臺、槍支。二團首長判斷，敵立足未穩，應予以攻殲。隨即部署二營由石橋西南主攻，一營由石橋東側助攻，三營轉為團預備隊擔任石橋北側警戒，消滅伏擊戰漏網之敵。

黃昏時分，一、二營秘密接近石橋，突然發起攻擊。二營很快突入村內，與敵短兵相接，展開白刃戰。日軍不敵，殘部逃出石橋村，逃到公路以西一個小高地和薛家官莊，固守待援。

早上被伏擊潰散之敵，部分逃入西北丘陵地帶，憑借林立的巨石負隅頑抗。三營隨之對殘敵發起了清剿。

沂源縣是日軍”三光“政策的重點區域，全縣抗戰時有十幾萬鄉親被殺，首惡者就是日軍這個第五十三旅團，老百姓與日寇有著血海深仇。聽說八路軍打鬼子，周圍四十多個村莊的民兵和男女老少扛著土槍、紅纓槍，有的拿著菜刀、棍棒紛紛趕來助戰。有的抓俘虜，有的牽騾馬，有的繳戰利品，有的割死馬肉為部隊做飯，有的抬擔架轉送我方傷員。僅李秀江帶著的區中隊就繳獲步槍30多支。

5月8日，日軍援軍逼近，二團撤出戰斗。

經過1天的戰斗，殲滅日軍200多人（其中擊斃日軍旅團長1名、大隊長1名、中隊長2名、小隊長4名），斃傷偽軍400多人，繳獲戰馬62匹及大批槍支彈藥。戰后，魯中軍區二團受到山東軍區的通令嘉獎。

石橋鎮的英雄廣場

石橋伏擊戰非常精彩，既有偶然性，也有指揮藝術，充分展示了魯中軍區老二團官兵的戰斗技巧、戰斗作風和勇猛頑強的戰斗精神。

日軍之所以在此次戰斗被痛打，有三個很重要的原因：

一、5月7日凌晨2點當三營偵察班遭遇敵軍時，雙方其實都已對對方有所懷疑，而我偵察兵抓了對方一頂帽子后，有理由懷疑其實這股偽軍已知悉遇到了八路軍，只是因為害怕而一聲不吭。

二、日軍改變了夜伏晝行的行軍規律，而且沿途不襲村莊，不擾居民，行動詭秘，日夜兼程向沂源進犯。前面的那股偽軍應該是探路打前站的，只是偽軍們沒敢報告，使我伏擊達成了突然性。

三、日軍指揮官吉川資剛剛上任，此前沒有與八路軍作戰的經歷，還不知道八路的厲害。

吉川資為何選擇親率400余日軍和600余偽軍采取這樣一反常態的行動？其原因大概與他本人的”天無組“經歷有關。

吉川資，1890年12月30日生于日本山口縣，1912年5月28日畢業于陸軍士官學校第24期步兵科，同年12月24日授予步兵少尉軍銜，但是未能考入日本陸軍大學。

日本陸軍中，士官分為曹長、軍曹、伍長，相當于上士、中士、下士，對于普通士兵（一等兵、二等兵）來說，晉升的天花板為曹長，可以擔任小隊長（少尉）的助手。

對于日本陸士畢業的，其天花板一般就是大佐聯隊長。至于日本陸大畢業的，不僅晉升快，而且上不封頂。

日本陸軍大學畢業生都有一個畢業徽章，很像日本歷史上的”天保錢“而被叫”天保錢章“，因而在日軍內部，有了”天保組“之稱，沒上過陸大的則被稱為”天無組“。

吉川資作為一名“無天組”軍人來說，他的官運實際是不怎么好的。很明顯的一個比較，1945年他再次來華時，一看頂頭上司竟然是老熟人細川忠康中將師團長，他在陸士的校友。只不過細川后來考上了炮校和陸大，進步快。不久后組建第四十三軍，細川又升任司令官，把吉川君甩得更遠了。

也許正因為有了這種先天缺陷，日軍的天無組軍官反而在作戰中更大膽、更勇猛、更狠辣、更兇殘，希圖依靠戰功彌補學歷上的不足，從而為晉升打開通道。在黃土嶺戰斗中被擊斃的阿部規秀也屬于天無組，他在雁宿崖、黃土嶺戰斗的冒進大概也有這方面的因素。

全面抗戰爆發的頭兩年，吉川資在日本軍校任軍事教官。1939年3月9日，任第三十三師團兵器部長，同年8月1日晉升大佐，隨師團參加了第一次長沙會戰。作為師團司令部的機關官員，在第一次長沙會戰時并未獲得領兵作戰的機會。

1940年棗宜會戰，日軍第三十九師團在取得圍殲中國軍隊第三十三集團軍司令部及第74師的戰果后（張自忠在此戰殉國），與第十三師團北上，會同第三師團將窮追第三師團的中國軍隊主力合圍于棗陽一線。

張自忠

張自忠用他的犧牲吸引日軍主力，換來了左翼我軍的有利戰機。可惜國軍戰力不行，而日軍又是精銳的第三師團，等等原因作用下，竟然未能將日軍第三師團圍殲，反而被其吸引進入陷阱。

5月19日，日軍三個師團發起突擊，僅一個上午，中國軍隊各部均力不能支。第五戰區至此方知中計，忙令各軍后撤，日軍展開追擊。

5月21日，第三十九師團在偷渡白河時遭西岸中國軍隊伏擊，第233聯隊長神崎哲次郎以下300余人斃命。當晚，日軍第十一軍下令各師團停止追擊。第一階段作戰結束。

神崎哲次郎

5月23日，吉川資任步兵第233聯隊長，獲得領兵的實權，而其前任神崎哲次郎是他陸軍士官學校晚兩期的學弟，也是位天無組。

在前線指揮作戰的第九十二軍軍長李仙洲

當時，會戰已進行了二十多天，日軍傷亡慘重，彈藥物資幾乎耗盡。這種情況下，前線的日軍將領與日本中國派遣軍、日本大本營的高官產生了意見分歧：后方的高官們想結束會戰，而前方的將領則準備不顧疲勞和減員打下去。最終，日軍的這次下克上再次獲得成功，以6個汽車中隊緊急調運1000多噸軍需品到前線。

5月31日19時30分，第三十九師團不顧上級的命令，實施炮火急襲一個半小時，而后以吉川資的第233聯隊為突擊隊，于21時35分從宜城以北的王集強渡襄河（漢水上游部分亦稱為襄河）成功。鄰近的第三師團也只好提前于24時在襄陽東南渡河。拂曉前，兩個師團的戰斗部隊大部渡過漢水。攻陷襄陽、宜城后，第三、第十三、第三十九師團于6月12日攻占宜昌。

吉川資

日軍占領宜昌后，派出了小部隊占領外圍，以鞏固宜昌安全。其中一個大隊尾追國民黨第十八軍至石牌，完成了任務即停止了追擊。然而就是因日軍這次保障行動未再向前一步，卻給了某些人編造所謂“二戰最大的一場白刃戰——石牌保衛戰“這個謊言的機會。

日軍占領宜昌的當天，第十一軍給各師團下達指示：“已達到此次作戰目的，現決定立即整理部隊，準備爾后之機動?！?月15日22時，正式下達了撤回襄河東岸的命令。

恰好在6月12日這一天，德軍占領巴黎。6月15日的日本御前會議上，天皇圣喻：是否可確保宜昌？于是，從東京到南京中國派遣軍司令部，再到第十一軍，待到命令傳到前線時已是6月17日，日軍撤出宜昌的部隊中走在最后的第十三師團已距離宜昌52公里。前線日軍接令后即轉向，于6月17日下午再次占領宜昌。剛剛吹噓宜昌大捷還不到半天，胡璉的第十八軍又倉皇逃出宜昌。

宜昌淪陷對大后方威脅甚大，從9月30日至10月11日，國民黨第六戰區集中了14個師的兵力反攻宜昌。第三十九師團派出吉川資率第233聯隊，穿越中國軍隊防線，進至宜昌外圍，襲擊國民黨軍第9師、新編第33師、第76師等部，協助第十三師團防御宜昌，致使國軍的這次反攻失敗。

好不容易當上聯隊長的吉川資率領部隊參加了宜昌作戰、漢水作戰和長沙會戰。在擔任聯隊長的三年時間里吉川論戰功不小，但陸軍省不知怎的沒有提拔他當旅團長，而是在1943年3月把他調回日本當了常駐九州大學特務機關長，繼任者吉武安正大佐比吉川在陸士整整小了9期，但人家是陸大的高材生。

1945年1月，吉川資再次參加侵華戰爭，3月接替田坂八十八就任第五十九師團第五十三旅團旅團長。新任師團長藤田茂騎兵出身，未有指揮步兵部隊的經歷，在陸士比吉川資高了一屆，雖然也屬于天無組，但是他曾當過閑院宮載仁親王的侍從武官，因而官運還算可以。

吉川資作為天無組軍人，這次好不容易當上了旅團長，急于立功表現。他此前三年的作戰經歷面對的又是國民黨軍，卻不知八路與那些國民黨軍不一樣。難怪他會選擇那樣一種近乎冒險的行動方式，其目的就是想出其不意地深入根據地襲擊我軍。

吉川資斃命后，5月17日，日本陸軍省追贈吉川資二級功勛章一枚，并追晉陸軍中將。他獲得的另一項殊榮是成為了抗戰期間在中國戰場被擊斃的最后一名日本將官。而日軍的這次大掃蕩匆匆開始，在我根據地軍民的打擊下，僅僅二十多天后又匆匆結束，成為了日軍對抗日根據地發動的最后一次大掃蕩。

很長一段時間，軍史中關于是否在石橋戰斗中擊斃日軍旅團長？被擊斃的日軍旅團長到底是何人？對于這些問題一直沒有明確的說法。

1991年出版的《八路軍回憶史料》第三卷，收錄了署名為黎玉、林浩、景曉村、李耀文的文章《橫掃日偽軍的最后一戰——憶山東戰場的大反攻》。文中說：“據此，山東軍區決定推遲執行五、六、七3個月作戰計劃，迅速將主力隱蔽集結于主要交通要道兩側……經與敵20余天的周旋和奮戰，殲日偽軍5000余人，日軍第五十三旅團少將旅團長吉川資被擊傷，后斃命。”

該文寫于1990年4月，第一次出現了吉川資的名字。不過寫的是將其擊傷，之后傷重斃命。

關于此戰的最初報道是1945年5月29日的《大眾日報》，標題是《魯中我軍反“掃蕩”勝利結束打死敵寇旅團長一名》：【竄入我魯中腹地掃蕩敵偽，在我內外線軍民夾擊下，已于本月十七日分頭由岸堤、沂汶向東、西兩個方向撤退，……當千余敵人在××旅團長(番號尚未查清)率領下沿沂博公路南犯時，于石橋一帶遭我主力伏擊。我軍向敵指揮部隊猛撲，將敵沖散，我戰士隨即進入緊張之追擊戰，和敵展開白刃刺殺戰斗，當場將敵旅團長擊斃，此外尚擊斃敵小錢大隊長，佐滕、成山田兩個中隊長及四個小隊長。敵兵死傷共一百余，偽軍死傷亦達百余，繳獲長槍三十余支，短槍五支，戰馬四十一匹，及其他軍用品甚多。此乃我魯中部隊優秀的反掃蕩戰斗之一?！?/p>

從報道可看出，當時對所犯來敵的部隊番號尚不明確，敵旅團長姓甚名誰，其被擊斃的具體時間也未說明。但可以確定的是擊斃了一名旅團長級別的軍官。

1945年6月3日出版的《大眾日報》頭版刊登了《山東軍區司令部公布反擊敵寇五月“掃蕩”的經過及戰果》一文（現存山東省博物館）。

文中寫道：【當獲得敵人在淄、博、泰、新、萊及臨朐等地集結兵力之情報后，即判明敵人‘掃蕩’企圖，迅速進入備戰】，【調整各種軍事力量，實行緊急反‘掃蕩’動員，以嚴陣以待之姿勢準備打擊進犯之敵】。

【該敵于七日晨，由敵某旅團長率領沿沂博路南下至石橋附近入我圈套，遭我猛烈突然襲擊，我選擇敵人指揮部發起果敢沖擊，敵狼狽退卻，我復猛追，當發生激烈的白刃撲搏，約半小時我連克四個山頭，當場將敵某旅團長擊斃（以后在朱位村得敵日記載‘七日石橋遭遇旅團長戰死’云云，同時俘獲之偽軍亦有此口供，但姓名尚待查）及斃小針大隊長一，佐藤成、山田中隊長二，小隊長四，以下五十余，傷敵四十余，斃傷偽軍六十余，俘偽六十余，繳獲長短槍卅余支，戰馬四十一匹，其他物品甚多。】

這篇報道比第一篇詳細了許多，從繳獲的日軍日軍和俘虜的偽軍口供中確認擊斃了日軍一名旅團長，但是又注明“但姓名尚待查”。

7月7日《大眾日報》的報道《八路軍山東軍區司令部公布抗戰第八周年光輝戰績》，其中明確提出：【擊斃敵五四旅團長田板(田坂八十八)，大隊長小錢、滕田、大佐田宏，中隊長左(佐)滕、成山田、松本、里見、村社、高清一，顧問長澤健治，高橋以下三七二○名……】這一次，敵軍番號和擊斃的旅團長名字有了，但是全都錯了。

　　7月27日，山東軍區參謀處處長的李作鵬在《大眾日報》發表長文《抗戰第八周年山東我軍對敵攻勢作戰概況》：【綜合全省一年來主要戰績如下……斃傷日軍約七千名，(其中有敵五十九師團五十三旅團旅團長一名，系于五月七日魯中之石橋戰斗中被擊斃)……下列部隊番號在我痛擊下，全部或大部或一部已失去戰斗能力：計日軍方面，五十九師團五十三旅團長戰死；草野大隊大部被殲所余無幾……】痛擊的日軍番號更正了，然敵旅團長名字仍然闕如。

出現這種情況，一方面因戰時情況復雜，情報不夠及時，另一方面，與日軍那段時間布防調動和人事任命頻繁有關。

日軍第四十三軍是以第五十九師團為骨干新組建的一個軍，其第四十七師團此時正在雪峰山苦戰，6月27日方調入四十三軍，而這時第五十九師團又被調往了朝鮮。原第五十三旅團長田坂八十八于3月底調往臺灣，新接任者即為吉川資，而吉川資上任不久的第一戰就被擊斃。

日軍短時間內的人事變動，未能被我情報部門及時掌握。這使得很多回憶文章中采用了“田板(應為田坂)”這個名字，也難怪后來以訛傳訛，提到此次戰斗時都認為石橋戰斗擊斃的是日軍田坂旅團長。

1979年，時任海軍北海艦隊旅順基地司令員的劉佐，接到沂源縣委的來信，請求他以石橋伏擊戰的指揮者與參與者的身份，撰寫有關石橋之戰的回憶錄，他撰寫了名為《石橋之戰》的回憶文章。文章中，劉佐采用的仍然是最初的說法——三營伏擊的是日軍第五十四旅團，擊中的是五十四旅團旅團長田坂八十八(此時日軍第五十四旅團旅團長是長島勤)。直到2007年劉佐去世，他都不知道，他們擊斃的其實是日軍第五十三旅團旅團長吉川資。

煙（臺）威（海）警備區司令員劉佐重返當年石橋戰斗遺址

2012年紀念魯中軍區成立70周年，在濰坊舉行了一個研討會，有人專門到日本的檔案館查閱資料，才知道當時被擊斃的是日軍第五十三旅團少將旅團長，名叫吉川資。

日軍第五十九師團在中國犯下了累累罪惡，不僅是三光政策的首要執行者，也是日軍對華實施細菌戰的急先鋒。

令人唏噓的是，原五十九師團師團長細川忠康，1945年12月27日以日軍第四十三軍軍長、簽降代表的身份參加了在濟南舉行的日軍投降儀式，雖然旋即被關押，但隨著國內戰場形勢的變化，國民黨第一綏靖區軍事法庭竟然對細川忠康等戰犯做出不予起訴，無罪釋放后遣返回國。

吉川資的前任田坂八十八，與時任師團長的細川忠康為1943年魯西細菌戰具體實施者。日軍第五十三旅團在館陶和臨清之間的尖冢鎮附近掘開衛河大堤，致七縣受災，兩萬多人被淹死，100多萬人流離失所。日軍在731部隊石井四郎的親自指導下，向泛濫的河水中投放霍亂細菌，使得霍亂在魯西北十八縣及冀南大名、曲周、永年、雞澤、威縣、清河等縣蔓延，是日軍五次侵華細菌戰中規模最大、造成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細菌戰。

然而，在臺灣投降的田坂八十八雖在臺灣受審，但也逃脫了制裁被遣返回國。

日本投降后，第五十九師團在朝鮮咸興向蘇軍投降，師團長藤田茂、吉川資的繼任者他的師弟上坂勝（也是位”無天組“）、五十四旅團長長島勤被蘇軍關押。1950年7月，藤田茂等日本戰犯被移交我國，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

上坂勝筆供原文（部分）

1956年6月，特別軍事法庭判處長島勤有期徒刑16年，藤田茂被判處有期徒刑18年，而在1942年冀中”五一大掃蕩“時指揮一一零師團163聯隊制造了“北疃慘案”的上坂勝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