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國和孫可望：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1、

前兩周寫了《東林黨》和《鄭成功》，再接著聊聊李定國和孫可望吧。

很多人看鄭成功和李定國，都有一層“抗清濾鏡”，好像只要他們參與抗清，并做出相當的貢獻，其他一切行為都是可以忽略的。看孫可望又有一層“降清濾鏡”，好像只要降清了，孫可望的一生都沒有可取之處。

其實在抗清的過程中，鄭成功和李定國都有自己的小心思，孫可望也有自己的不得已。

我們要承認他們的抗清功績，但對于他們的小心思和不得已，也應該有一個客觀評價。

李定國是陜西榆林人，這地方是明朝的九邊重鎮之一，民風非常彪悍，號稱“九邊之兵，榆林最勁”，因為史料缺失，我們不能確定，李定國是不是明朝世襲軍戶，不過，生長在這樣的地方，對李定國的性格養成一定大有裨益。

明末農民起義領袖張獻忠是陜西定邊人，那時也屬于榆林鎮的管轄范圍，可能正是因為這層關系，李定國在公元1630年參加起義后，便被張獻忠收為義子。

同時做了張獻忠義子的，還有延安府的孫可望、劉文秀、艾能奇，其中孫可望的年齡較長，排行老大。

此后十余年，四兄弟追隨張獻忠轉戰萬里，做著沒有根據地的“流寇。”

這期間，張獻忠經歷數次大敗，尤其是公元1641年的信陽大戰，張獻忠被左良玉擊敗，公元1642年張獻忠在安徽潛山一帶，被黃得功和劉良佐偷襲，損失了大量身經百戰的老兵和軍官。

但孫可望和李定國等人不僅活了下來，還在戰爭中錘煉出一身本事。

在這樣的背景下，資歷深厚且能力超群的四兄弟，就被張獻忠逐步提拔起來，成了張獻忠麾下的“年輕老干部。”

公元1643年，張獻忠統帥四兄弟掃蕩湖廣，有了穩固的根據地，但那時李自成已在襄陽建立大順政權，張獻忠又不愿意歸附李自成，便在年底離開湖廣，統兵進取四川，準備在四川建立基業。

到了公元1644年8月，李自成都敗退回西安了，張獻忠才攻克成都，自稱“大西皇帝”，年號大順，建立起大西政權。

實事求是的說，張獻忠是想經營四川的。

政治方面，張獻忠在成都設立丞相府，左丞相汪兆齡是湖廣人，右丞相嚴錫命就是四川人。六部尚書里，工部尚書王應龍是陜西延安人，吏部尚書胡默和刑部尚書李時英是湖廣人，戶部尚書王國麟、禮部尚書吳繼善、兵部尚書龔完敬又都是四川人。

這樣的人事分配比例，說明張獻忠在刻意拉攏四川文人。

軍事方面，張獻忠任命孫可望為平東將軍、李定國為安西將軍、劉文秀為撫南將軍、艾能奇為定北將軍，分別統領四十八營大軍，鎮守四川各地。

這樣的兵力分配，說明張獻忠重用陜西舊部統兵，有長期統治四川的意圖。

但問題是，張獻忠的流寇習性，根本不足以建立穩固的統治。

張獻忠的流寇習性，主要體現在經濟方面。

建立大西政權以后，張獻忠沒有建立常態化的稅收體系，依然用“打糧”、“劫掠”的方式維持中央財政，而其中最大的財政收入來源，便是針對地主士紳的“追贓助餉”，逼他們取出存款交給張獻忠。

四川的地主士紳迎接張獻忠，無非是明朝滅亡以后，想有一把保護傘，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

既然張獻忠不能保護地主士紳的既得利益，那他們為什么要擁護張獻忠？

所以張獻忠稱帝不久，地主士紳便紛紛起兵造反，以至于張獻忠能控制的地方，只局限在成都方圓百里的范圍內。

成都以外都是敵人，那成都呢，就沒有敵人嗎？

張獻忠不相信。

面對這條漫長的猜疑鏈，張獻忠沒有任何辦法，只能用最簡單粗暴的方式來解決——殺人。

公元1645年11月，張獻忠派出軍隊到州縣捕殺百姓，要求雞犬不留，又命令留守成都的軍隊屠城，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

張獻忠把四川殺的尸橫遍野，結果就是，張獻忠把整個四川推到自己的對立面。

到了這一步，張獻忠也就混不下去了。

公元1646年8月，張獻忠下令焚燒成都，準備離開四川，隨后統兵抵達順慶府（南充市）鳳凰山。兩個月后，滿清肅親王豪格統兵入川，直抵鳳凰山，張獻忠出營查看的時候，被清軍一箭射死，清軍乘勝發起進攻，斬殺數萬人。

在這個危險關頭，孫可望、李定國等四兄弟組織反擊，并帶著殘余兵馬離開戰場，才保留下一支有生力量。

如果沒有他們四兄弟，張獻忠的事業，基本就到此為止了。

2、

張獻忠在的時候，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分別統領大西軍，形成大西軍的四座山頭。現在張獻忠不在了，四兄弟的實力又差不多，誰來繼承張獻忠的地位呢？

其實，四兄弟沒有任何一個人，有實力繼承張獻忠的地位。

但大西軍余部不能沒有統帥，怎么辦？

經過一番商議，四兄弟根據歷史慣性，維持了四座山頭并存的格局，同時，孫可望以“大義子”的身份扮演盟主角色，協調四座山頭的進退、配合問題。

可以說，在張獻忠死后的危急關頭，這是一個比較妥當的處理方案，但不可避免的留下一個后遺癥，即大西軍余部山頭林立，不論孫可望還是李定國，都無法把大西軍余部整合為一體。

這對他們的事業和命運，都有很深的影響。

處理完張獻忠的身后事，孫可望以盟主的身份，宣布“自今非接斗，不得殺人”，徹底更改了張獻忠的左傾盲動主義政策，隨后指揮大西軍余部攻克重慶，再經播州（遵義）南下，攻占貴陽。

對于流動作戰的大西軍余部來說，這是一個極大的勝利，但貴陽離四川太近，隨時要面臨清軍的襲擾，并不是理想的根據地。

而此時的云南，正在爆發叛亂——

蒙自土司沙定洲借平叛的機會，攻破黔國公府，占據昆明，黔國公沐天波和金滄兵備道楊畏知退守楚雄。

自從朱元璋收復云南以來，云南和貴州就是一體的。

現在沐天波和楊畏知在楚雄，沙定洲在昆明，大西軍余部在貴陽，正好是“漢人夾土司”的格局，于是孫可望和李定國等人商議以后，決定利用黔國公府在云南的威信，打出“為沐氏復仇”的大旗，出兵云南。

公元1647年3月，大西軍余部自貴陽出發，占領曲靖，奪取進入云南的門戶要地，4月便擊敗沙定洲，進駐昆明。

隨后，李定國統兵向南，攻克臨安府，劉文秀統兵向北，攻取武定州、鶴慶、麗江，孫可望統兵向西，攻取楚雄、大理等重鎮，截止到公元1648年10月，大西軍余部基本平定云南。

而為了減少阻力，更順利的統治云南，孫可望還和黔國公沐天波、楊畏知談判，達成“共同治滇”的意向，條件就是孫可望等人放棄大西政權、不殺人、不擄掠。

不殺人和不擄掠，他們已經在做了。

至于大西政權，如果繼續堅守的話，“大義子”孫可望便是正統接班人，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就要做孫可望的臣子，這對他們來說，是難以接受的。而孫可望沒有絕對的威望和實力，強行壓制三位義兄弟的話，說不定就被圍攻了。

可以說，放棄大西政權，對所有人都有利。

在這樣的背景下，孫可望便接受楊畏知的條件，把大西軍余部、黔國公府、明朝云南政府整合起來，初步組建起統治云南的班子。

僅從這一系列的動作來看，孫可望分析局勢和統戰盟友的手段，遠遠超過張獻忠，更是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不能比肩的。

孫可望的政治能力，遠不止于此。

組建起統治云南的班子以后，孫可望開始治理云南。

政治方面，孫可望做了三件事。

1、重新確定稱號。孫可望自稱平東王、李定國稱安西王、劉文秀稱撫南王，艾能奇稱定北王，通過平起平坐的王號，孫可望把張獻忠留下的四座山頭團結在一起。

不過，確定稱號不久，定北王艾能奇就戰死了，部屬被另外三人瓜分，大西軍余部的四座山頭成了三巨頭。

2、重新任命云南的府、州、縣官員，并憑借壓倒性的武力，制定了嚴厲的懲治貪污腐敗律令，形成“全滇之官無一人敢要錢者”的清廉風氣。

3、設立登聞鼓，允許云南百姓擊鼓上訪，提出的冤屈立即解決，提出的建設性意見立即執行，很快博得云南百姓的交口稱贊。

經濟方面，孫可望只做了一件事——收稅。

他在黔國公府、云南衛所、州縣的部分田地上設立營莊，并抽調大西軍余部的軍官進行日常管理，每到收獲的時候，地主分10%的收成，剩下的由云南政府和耕種農民平分，即云南政府分45%，農民分45%。

那些沒有設立營莊的田地，則把佃戶的田租削減到10%，剩下的，云南政府和耕種農民進行四六分成，即云南政府分36%，耕種農民分54%。

這是在盡量不改變土地所有制的情況下，把田地所有權、經營權、分配權完全分開，讓地主有一部分收入，減輕農民負擔，云南政府有穩定的財政來源。

和張獻忠的“追贓助餉”相比，孫可望的營莊制是非常高明的，也比李自成的“三年免征”更有可行性。

正是因為有了穩定的財政來源，孫可望才能整肅軍紀、招兵買馬，并收服云南各地的土司，整合出一支土漢混編的三十萬人大軍，威鎮西南。

可以說，在經營云南的過程中，孫可望扮演了“領袖”的角色，李定國雖然有直屬的勢力，但更類似一個“戰將”的角色。

3、

孫可望治理云南的成績卓越，為抗清事業奠定了雄厚的基礎。

公元1650年8月，孫可望親自統兵攻取貴陽，12月就完全控制貴州。次年初，孫可望命劉文秀統兵進入四川，截止到10月，劉文秀就在四川大部分地區建立政權。

至此，云、貴、川成為大西軍余部的抗清基地。

正是有了這么廣袤的抗清基地，公元1652年4月，李定國才能經貴州進入湖南，一路攻克湖南靖州、武岡州、廣西桂林，逼滿清定南王孔有德自殺，又統兵北上攻克湖南衡陽，陣斬滿清敬謹親王尼堪，完成“兩蹶名王”的輝煌成就，打破“滿洲不滿萬，滿萬不可敵”的神話。

從窮途末路到揚名天下，他們僅僅用了6年，這其中自然有李定國和劉文秀沖鋒陷陣的功勞，但最大的功勞，應該屬于運籌帷幄的孫可望。

如果他們能親密合作，不說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吧，割據西南幾十年，給中華文明留一盞燈火，基本是可以做到的。

然而，張獻忠刻意制造的四座山頭乃至云南三巨頭，時刻困擾著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導致他們只能共患難，不能同富貴。

馮甦（su）是順治十五年的進士，做過永昌推官、楚雄知府，他在云南期間探訪遺老，聽說了很多典故，后來就在《滇考》里寫道：

“可望饒機智，既據有全滇，益自尊大，而其黨猶儕視之，李定國尤倔強，每事相阻忤。”

大意是，孫可望的野心膨脹，想做張獻忠一樣的大西軍領袖，但李定國和劉文秀認為，孫可望是同事、兄弟，而不是領導。

李定國甚至到了“逢孫可望必反對”的程度。

按照正常的政治邏輯，孫可望有這樣的野心，很正常，但凡有能力的人做了領導，誰不想一家獨大？李定國和劉文秀不服孫可望，也很正常，原本大家是平起平坐的，憑什么我要給你磕頭，你怎么不給我磕頭呢？

但政治是需要核心的，要么是一個核心團隊，要么是一個核心人物，總得有一錘定音的角色。

亂世爭雄，尤其需要這樣一個核心。

大西軍余部的三巨頭，恰恰就缺一個核心，三龍治水，必然造成抗清陣營的內訌。

早在沒有出云南的時候，孫可望就派使者到廣東肇慶，和南明永歷朝建立聯系，并請求永歷皇帝封他為秦王，目的就是借助南明永歷朝的正式爵位，提高他的政治地位。

孫可望成功攻取貴州、四川以后，南明永歷朝正好丟失廣西南寧，為了茍延殘喘下去，他們君臣終于不再扯皮，正式冊封孫可望為秦王。

大西軍余部，自此從“流寇”轉型為南明永歷朝的官軍。

剛收到圣旨，孫可望便自稱“國主”，在貴陽設立“行營六部”，事實上接管了南明永歷朝的實際權力。隨后，孫可望出兵迎接南明永歷朝君臣到貴州，安置在貴州、廣西交接處的安龍千戶所。

這樣的做法，和曹操在許昌安置漢獻帝、自己在鄴城另立霸府的故事一模一樣。

孫可望，就是南明永歷朝的曹操。

既然要效仿曹操，孫可望便要清除異己、獨攬大權、改朝換代，獨自支撐抗清的大局，成功則建立孫氏江山，不成功就割據西南。

這是孫可望唯一的出路。

于是呢，出云南抗清不久以后，大西軍余部的三巨頭就發生了內訌。

公元1652年10月初，劉文秀因為戰術錯誤，進攻四川保寧府（四川閬中）的時候，被滿清平西王吳三桂擊敗，士兵折損大半，被迫退回貴州。孫可望借機解除劉文秀的兵權，送回昆明閑居。

公元1652年12月，李定國剛完成“兩蹶名王”的輝煌成就，孫可望擔心李定國的功勞太高，威脅自己的地位，便把李定國麾下的兵馬調走，導致李定國孤立無援，被迫放棄湖南。

次年2月，李定國率部進入廣西，從此不再和孫可望見面。

此后，李定國兩次聯絡鄭成功，希望東西夾擊奪取廣東。

從抗清大業的角度來看，這自然是李定國為恢復東南、反清復明做的謀劃，但從南明永歷朝的政治格局來看，李定國未嘗沒有坐擁兩廣、和孫可望分庭抗禮的心思。

可惜，因為鄭成功的不配合，無論為公為私，李定國都失去了這次機會。

4、

大西軍余部走到這一步，分裂已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孫可望的軍事能力足夠強，能和曹操一樣橫掃天下，那抗清大業還有轉圜的余地，但很可惜，孫可望的軍事能力終究要差一些，遠遠不能和他的政治能力相比。

公元1653年3月，李定國進入廣西不久，孫可望便統兵十萬，自貴陽出發遠征湖南寶慶（湖南邵陽），想向朝野證明，沒有李定國，他孫可望一樣可以戰勝滿清。

結果，孫可望和滿清定遠大將軍屯齊大戰一場，大敗，用事實證明了，孫可望的軍事能力就是不如李定國。

從此以后，不僅孫可望的威望大跌，南明永歷朝經營湖南也成為泡影。

戰功是稱帝開國的唯一通行證，戰場上打不贏，孫可望通過正常途徑取代永歷皇帝，已經不可能了。

他能怎么辦？

就這樣蹉跎了幾年，孫可望想到一個解決辦法——用既有的威望和兵力，逼永歷皇帝退位，強行稱帝開國，用皇帝的權威整合內部，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為了達到目的，孫可望連讖緯、祥瑞都準備好了。

這種做法，和三百年后的袁世凱很類似。

如果被權臣廢除帝位，下場一定非常凄慘，這一點，永歷皇帝很清楚。為了保住性命，永歷皇帝必須聯合另一個實力派，和孫可望抗衡。

而在那個時間點，永歷皇帝能選的，其實只有廣西的李定國。

公元1653年6月，永歷皇帝寫下親筆信，命親信秘密送到廣西的李定國大營，李定國痛哭流涕，說道：“臣兄事可望有年，寧負友必不負君”，明確了擁護永歷皇帝、反對孫可望的政治態度。

不過，那時李定國正在聯合鄭成功謀取廣東，一方面分身乏術，另一方面不想和孫可望兵戎相見，便把這件事拖下來了。直到兩次出兵廣東，鄭成功都沒有配合作戰，李定國知道自己也走投無路了，這才答應出兵貴州，迎接永歷皇帝。

公元1656年正月，李定國親自統兵抵達貴州安龍，接到永歷皇帝和大臣們，便返回云南昆明。

經營多年的廣西，事實上放棄了。

事后，永歷皇帝論功行賞，封李定國為晉王、劉文秀為蜀王，讓張獻忠的三名義子再次平起平坐，形成秦王孫可望的貴陽霸府和晉王李定國、蜀王劉文秀、永歷皇帝的昆明朝廷互相制衡的格局。

這樣的局面，孫可望是難以接受的。

次年8月，孫可望在貴陽誓師，隨后統兵十四萬返回云南，準備一戰定乾坤。到了云南曲靖，孫可望和李定國、劉文秀爆發大戰，孫可望大敗而回。

走投無路之下，孫可望向滿清投降，被封為義王。

李定國，就此取代孫可望，成為南明永歷朝的實際控制者。

5、

世間最遺憾的事，莫過于“我本來可以”。

在孫可望看來，他本來是可以做皇帝的，可這么光明的前程，被李定國和劉文秀給破壞了，所以投降滿清以后，孫可望非常不甘心，對李定國和劉文秀的恨意也到了極點。

孫可望給滿清的投降信里寫道：“乞代奏大清皇帝陛下，發鐵騎一萬，愿獻滇、黔、蜀以歸一統，更報不世之仇。”

一句“不世之仇”，足以說明孫可望對李定國、劉文秀的恨意有多深。

而李定國掌控南明永歷朝以后，逐漸走上孫可望的舊路，當時的人就說：“上雖在滇，端拱而已。文武兩班，唯唯諾諾，內外大權，盡歸李定國。”

一句“內外大權，盡歸李定國”，道盡李定國的飛揚跋扈，那是壓抑十年之后，無所顧忌的釋放性情。

此時的李定國，如果能妥善經營，未必不能割據西南，撐起南明永歷朝的一片天，和滿清繼續抗爭。但很可惜，李定國的理政能力不如孫可望，處理人事問題的方式也不盡如人意，逐漸釀成兩個錯誤。

其一，自李定國迎接永歷皇帝回昆明以后，大西軍余部用來改造云南的“營莊制”逐漸敗壞，土地兼并日益嚴重，南明永歷朝失去了穩定的財政來源。

無論有意還是無意，云南經濟崩潰，李定國都要承擔主要責任。

其二，李定國在處理“孫可望事件”時，刻意做了擴大化處理。

曲靖大戰以后，劉文秀負責追擊孫可望，一路收編了三萬余人，并得到坐鎮貴州、四川的權力。就在這個時候，劉文秀提出一項建議——永歷皇帝遷都貴陽。

可能是劉文秀想效仿孫可望，也可能是單純的認為昆明離前線太遠，不論如何，這個建議都引起李定國的警覺。很快，李定國以永歷皇帝的名義，解除劉文秀的兵權，又一次把劉文秀召回昆明閑居。

排斥了劉文秀這個“異己”以后，李定國繼續窮追猛打。

他把孫可望舊部稱為“秦兵”，視為南明永歷朝的二等公民、污點人群，又把始終留在云南、沒有追隨過孫可望的軍隊稱為“晉兵”，視為南明永歷朝的主力軍隊。

這種刻意區分“你我”的做法，造成基層軍官和戰士的分裂。

他給討伐孫可望有功的人員封官晉爵，例如白文選封鞏昌王、馬進忠封漢陽王、馮雙禮封慶陽王等等，又把追隨過孫可望的狄三品、王會、張光翠等人貶官降爵，造成高級軍官的分裂。

這樣一來，因為李定國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原本就三足鼎立的南明永歷朝，徹底變成一盤散沙。

也就是說，李定國打贏了內戰，獲得南明永歷朝政治斗爭的最終勝利，卻沒能整合各方勢力，輸了抗清戰爭的大勢。

既然李定國不能容人，那么孫可望舊部、劉文秀舊部以及其他不滿李定國的人，都要另尋出路。

出路在哪呢？

其實出路就在眼前，滿清封孫可望為“義王”，不就證明，降清有光明前景么？

公元1657年12月，滿清任命平西王吳三桂為平西大將軍、固山額真趙布泰為征南將軍、固山額真羅托為寧南靖寇大將軍，分別自四川、廣西、湖南攻取貴州，得勝之后，再從貴陽、烏撒等地攻取云南。

公元1658年5月，清軍基本控制貴州，12月，李定國和永歷皇帝撤出云南昆明，清軍兵不血刃的占領昆明。

公元1661年12月，吳三桂的兵鋒直逼緬甸，俘虜永歷皇帝朱由榔。次年4月，清軍用弓弦將其勒死，斷絕了反清復明的象征，6月，李定國死在云南保山的景線村。

臨死前，李定國叮囑其子李嗣興：“千萬不能降清”，但李定國死后半年，李嗣興便帶著千余人降清，被封為都統，后來做到寧夏總兵。

滿清用一年的時間征服大西南，不是因為清軍善戰，不是南明永歷朝的軍隊不抗清，歸根到底是李定國的經濟政策出現偏差，失去長期作戰的經濟基礎，又在政治上犯了錯誤，把大量的抗清軍隊推向滿清一方。

6、

明末清初的時候，安徽霍邱縣的劉星海隨永歷皇帝進入云南，被歸入李定國麾下，屢立戰功，官至總兵。

滿清統一以后，劉星海之子劉彬閱讀典故，寫下《讀殘明遺事漫記四首》——

胡風南渡盡草偃，大義捐嫌王出滇。 一身轉戰千里路，只手曾擎半壁天。 諸葛無命延漢祚，武穆何甘止朱仙。 板蕩腥膻忠貞顯，江山代代頌英賢。 凜凜孤忠志獨堅，手持一木欲撐天。 磨盤戰地人猶識，磷火常同日色鮮。 老草坡前草樹香，磨盤諸將墓堂堂。 殘碑讀罷呼雄鬼，生死都從李晉王。

這四首詩，讀起來給人一種壯志未酬、熱血難涼的凄涼感，是難得一見的好詩。

李定國能以“抗清英雄”的身份載入史冊，一方面是李定國確實戰斗到最后一息，寧死不降清，另一方面是劉彬的詩傳播廣泛，描繪了一個臉譜化的李定國。

但這不是真實的李定國。

歷史上真實的李定國，青年成名是張獻忠提拔的，中年抗清是孫可望提供的平臺，晚年主政是通過奪權掙來的。前兩個階段，李定國都做出非常耀眼的成績，最后一個階段，李定國的做為簡直是一場災難。

如果不是寧死不降清，李定國的歷史地位，絕對不會這么高。

可以這么說，孫可望是非常優秀的領導人物，卻因為資歷和地位的限制，沒能發揮更大的作用，最終走上一條不歸路。李定國是非常可用的戰將，卻在人性的驅使下，走到用人的位置上，造成河山淪喪的悲劇。

這樣的結局，在張獻忠身死的那一刻，就注定了。

如果重來一次，可能還是不會改變什么，因為孫可望和李定國，都過不了“欲望”這一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