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朝為何不先修東漢史，反而選修了三國志？

網上有人討論這個話題。

答案其實很簡單——《三國志》和《后漢書》都不是奉敕而作，不是朝廷指令，“著作權”皆屬于作者本人。

那么，作者愿意寫誰就寫誰了。

進一步說，寫《三國志》的陳壽，是“三國”的“親歷者”，很多事情，他都親身參與了，不僅史實稔熟，作此書，其中更帶有他個人的濃厚感情色彩。

所以，不必猜測“晉朝”在這里有什么“深謀遠慮”了。

關于這兩部書和作者，再多說幾句。

• 陳壽和《三國志》。

陳壽，亦名長壽，字承祚，公元233-297，蜀國巴西安漢（今南充北部一帶）人。

他少時好學，年長入仕蜀國，任散騎黃門待郎。其時權宦黃皓飛揚跋扈，陳壽卻從不阿諛逢迎，遂屢遭貶黜。

后入晉，司空張華愛其才，舉薦孝廉，任佐著作郎，又出補陽平令，再后歷任著作、治書侍御史等職。

陳壽雖仕途不順，但以才學成名，尤善于敘事，具良史之才。西晉咸寧五年，晉發兵滅吳。之后，陳壽廣集“三國”官私著作，著成《三國志》。

時魏、吳兩國，已先有史。王沈著有《魏書》；魚豢撰有《魏略》；韋昭書就《吳書》。此三書，成為陳壽《三國志》中《魏書》《吳書》所據基本資料。蜀國無史，陳壽自行采集，著成《蜀書》。

晉朝受禪于魏，陳壽又在晉朝為官，所以，《三國志》以曹魏為正統。《魏書》中，稱曹操、曹不、曹叡為帝。

對蜀、吳君主即位，都記以曹魏年號。

東吳，只對孫權稱主，對孫亮等都稱名。

對蜀漢劉備父子，稱先主、后主，可見不同于孫吳，這其中蘊含有陳壽對蜀漢的故國之情。

陳壽對蜀漢的感情，尤其表現在對諸葛亮的表述上，不僅詳細記載并充分肯定其功績，還收入了《諸葛亮集》目錄，這在書中絕無僅有。當然，書中也記載了當時人議論諸葛亮將略非長的議論。由此，甚得后人“良史”贊譽。

另一方面，對于魏晉禪代司馬氏的作為，也不無曲意回護之筆。

《三國志》魏書30卷、蜀書15卷、吳書20卷，平行敘述，條分縷析，脈絡清晰，在斷代史中別創一格。

書中對少數民族及鄰國史的記載，彌足珍貴。《倭人傳》，是日本古代史的重要史料。

《三國志》，沒有記述“三國”的典章制度，為后世留下了重要遺憾。另外，后人認為，陳壽對史料采剪審慎，文字簡潔，當為長處，但又有“裁制有余，文采不足”微瑕。

總的來說，后人大多稱贊陳壽的史學和文筆，且把《三國志》與《史記》《漢書》《后漢書》并列，稱為“前四史”。

陳壽另著有《古國志（50篇）》、《益部耆舊傳（10篇）》，編有《蜀相諸葛亮集》等。其著作對后世小說戲曲等影響很大。

數十年后，劉宋時的裴松之，奉旨作《三國志注》，所據書籍一百四十余種，對于《三國志》中人物事件都有獨到見解。后人認為，《三國志注》價值，不在《三國志》之下。

（范曄）

• 《后漢書》和作者。

《后漢書》的情況比較復雜——并非出于一人之手。

全書120卷——紀10卷、傳80卷、志30卷。其中，紀、傳由南朝宋范曄撰；志為晉司馬彪撰。

自然，對《后漢書》貢獻更大的，還是范曄。

范曄，字蔚宗，398-445，順陽（今河南淅川東南）人。

最早，范曄在劉裕之子彭城王劉義康帳中任參軍，后累升至尚書吏部郎。宋文帝元嘉九年（432），觸怒劉義康，謫遷宣城太守。

因不得志，遂開始撰寫《后漢書》。

后，范曄又卷入劉義康與宋文帝劉義隆權力之爭，于元嘉二十二年被害。

可知，范曄所著，亦并非奉旨而為。

范曄之前，已有不少記述東漢的史書，有官修的《東觀漢記》；三國吳謝承《后漢書》；晉薛瑩《后漢紀》；晉司馬彪《續漢書》；晉華嶠《后漢書》；晉謝沈《后漢書》；晉張瑩《后漢南紀》；晉袁松山《后漢書》等。

也可知，晉時，《后漢書》已早有不少種了。

范曄博采眾長，去粗取精，尤對《東觀漢記》吸取為多，終成一家之言。

范曄本擬效法《漢書》，撰寫10志，但因被殺而未及完成。

南朝梁劉昭第一個注范曄《后漢書》，并從司馬彪《續漢書》中，抽出志編入范書，成流傳至今版本。

范曄雖想效仿《漢書》，但實際上確有不少新創。

《后漢書》紀、傳的編次，已與《漢書》不同——紀之最后是《皇后紀》，類似于《漢書.外威傳》。傳，相較《漢書》，新開辟7篇類傳——《黨錮傳》《宦者傳》《文苑傳》《獨行傳》《方術傳》《逸民傳》《列女傳》。

司馬彪的志，其實也有其特點，一是比《漢書》增加了《輿服志》，二是即改表為志，創立了《百官志》。此兩志，多為后人修史所因襲。但其未設《食貨志》是一大遺憾。

范曄未完成的《后漢書》，迅速超越了諸多前書。

劉昭注釋并將司馬彪的志補入后，《后漢書》更受到歡迎。起初，其與《史記》《漢書》贊譽為“三史”。《三國志》是后來才被逐漸被認可，加入后成為“前四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