獸爺丨是一束光

中科院自動化所博士黃國平去年回到了高中母校，四川省儀隴縣儀隴中學，給母校師生做了一次分享。

36歲的他，平靜地朗讀了自己在網絡上刷屏很久的博士論文致謝。黃國平回顧了自己一路從四川山坳里拼命讀書，最終走出大山的人生。

儀隴在大巴山西麓，“蜀道難，難于上青天”中的“蜀道”，也包括這里。

黃國平12歲時，母親忍受不了貧困的生活離家出走；17歲時，父親也因交通事故離世；緊接著，照顧他的婆婆病故。

世上只剩他伶仃一人。住在漏雨的房子里、交不起學雜費、靠抓黃鱔和釣魚，來維持生活。

很多次，他覺得快堅持不下去了。是讀書的那束光，讓他堅持了下來：

把書念下去，然后走出去。

他就這樣，一路從炬光鄉小學、大寅鎮中學、儀隴縣中學，綿陽市南山中學，考到了重慶的西南大學。

到了西南大學，從大一開始，他單數學建模比賽就參加了十次，做項目的代碼量超過20萬行。他最終以專業第一名身份，保送到了中科院自動化所。

在中科院自動化所，他以優異的成績完成了碩博連讀。在那篇走紅的致謝里，他寫道：

我走了很遠的路，吃了很多的苦，才將這篇博士學位論文送到你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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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平的故事打動了很多人，是因為寒門學子想沖破那堵命運之墻，越來越難了。

武漢大學的呂德文說，黃國平這樣的80后，是最后一代有“把書念下去，然后走出去”體驗的群體。因為從90后開始，教育市場化對公立教育體系有巨大沖擊：

城鄉差距開始凸顯出來。

高墻之堅固，已經不是憑個人能力能沖破的了。

我也去過西部一些邊遠鄉村學校調研。不管是甘肅，西藏，還是新疆，受益于國家對農村地區、邊遠地區教育的傾斜，大部分鄉村學校在短短幾年間煥然一新。硬件都跟上來了，智能大屏、圖書館，操場，一應俱全。

但相比硬件設施的完備，師資力量的差距，并沒有彌補上來，反而越來越大。

90后農家子弟，只有那些條件好的，才能離土離鄉，去尋找更好的教育：

村里的想鎮上讀，鎮里的去縣里讀，縣里的去市里讀。

父母的錢包和能力，幾乎注定了孩子的上升之路。我到甘南一個村小。只有一個老師，三個學生。老師就是校長，他教學壓力巨大，不僅教語數外，還教音樂和體育。

之所以村小只有三個學生，因為村里其他孩子，都轉去鎮里的小學了。我問老師這三個孩子為什么沒走，老師說：

他們也想轉走，但因為各自家庭的原因，走不了。

城鄉教育的巨大差距，從幼兒園就開始了，延續到高中。農村的孩子，注定集體被城里孩子不斷甩到身后。很多的985大學，農村戶籍的比例越來越低，低到20%上下了。

劉強東前幾年給母校人民大學捐過1000多萬，想給農村學子助學金。結果過了兩年，人大犯難：

助學金難發呀。

原來大強子在人大讀書時，班里70%的學生來自農村。三十多年過去，人大的農村學生比例，不到30%。助學金比農村孩子都多了。

2017年北京的文科狀元熊軒昂說過一段耐人尋味的話。這個18歲的男孩說，高考是階層性的考試，農村越來越難考出來，他是中產家庭孩子，在北京享受到的教育資源：

決定了我在學習時，能走很多捷徑。

李彥宏說過，首次接觸計算機是他在陽泉一中上學時。當時學校買了幾臺電腦，選出幾個學生學電腦，其中就有他。

后來，陽泉一中派李彥宏去省城太原，參加全國青少年程序設計大賽。賽前他信心十足，但后來名落孫山，很受打擊。

他想不通。直到他走進太原新華書店時，發現太原新華書店里，計算機編程的書擺了好幾個書架；但陽泉新華書店里，計算機編程的書，只有一本。

原來省城的孩子，都開了外掛。

2

去年，央視《焦點訪談》走訪了內蒙古一個鄉鎮學校。

甘旗卡鎮中心學校位于科爾沁大草原腹地，距離內蒙古自治區通遼市近百公里。出了鎮子，周邊是一望無際的農牧區。

這所學校有1000名學生。大多數也來自周邊農牧區，父母進城打工，往往從小學開始，就把他們送去學校寄宿。

長期住校，和父母聚少離多，家庭教育缺失。不少孩子的心理狀態，各種矛盾交織。老師們想疏導，也不知道如何著手：

干著急。

另一方面，隨著2021年教育政策落地，中小學開始全面實施課后延時服務，全面提升學生綜合素養。對學校的教學，提出了新的要求。

但對于甘旗卡鎮中心學校來說，老師本來就少，應付學科教育已經很吃力了。藝術類、科技類專業老師更少，課后開發學生素質教育上，完全力不從心。

一個很偶然的契機，這里發生了改變。

2021年，北京朝陽區開始和科爾沁左翼后旗進行對口幫扶合作。北京的掛職團隊了解到科爾沁左翼后旗幾所小學在課后服務中的困難后，將朝陽區學校里反饋不錯的課堂軟件，引進到當地學校。

左右滑動查看孩子上課場景

這款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數字教學軟件，有100多門課，課后延時服務的問題，就這樣被解決了。

線上的老師，在大屏上為學生們講授知識，進行游戲化學習；線下則由一名帶班老師，帶領學生們跟隨大屏教學，同步學習，開展模擬實驗。

科爾沁大草原上的孩子，接觸到了情緒管理、硬筆書法、玩轉魔方、建筑設計等課程。其中最受老師和學生歡迎的，是：

識情緒善社交課。

一門教孩子學習如何識別和管理情緒，與自己的喜怒哀樂相處的課。

焦點訪談采訪了一個叫張宇涵的留守兒童。他長期住校，不太善于溝通，經常惹麻煩。但這個課程開始，張宇涵學會了調節情緒，怎樣與他人溝通。他多了很多好朋友。

王梓銘也是一名留守兒童。以前上課他經常溜號，但他開始上玩轉魔方的課，就開始鉆研，和愛玩魔方的同學聚在一起切磋、交流，玩魔方讓他有了成就感和自信心，上課也不再溜號。

素質課堂的意義正在于此，不僅在游戲中鍛煉孩子的動手能力和思維能力；更重要的，幫助這些農村孩子學會如何與自己、與他人相處，更好地擁抱這個世界：

為將來沖破城鄉教育之間的巨墻，積蓄力量。

沖破巨墻，需要李彥宏的“外掛”，需要熊軒昂所說的“捷徑”。

為留守兒童王梓銘點亮世界的魔方，是世界上最復雜的剛性物體之一。六年前，硅谷有個實驗室，也迷上了魔方。他們為此做了一只機器手。為了讓機器手適應真實世界，訓練人員更換魔方的顏色、摩擦力，甚至操作背景。在數字世界里，機器手花了一萬年試錯。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他們的機器手并不被人看好，大家不太相信他們能成功——因為現實世界里的變量，太多了。

現在，那家實驗室的名字天下無人不知：

OpenAI。

3

“雙減”政策落地后，課后三點半延時服務如何開展，不僅是鄉鎮學校的難題，大城市也都在探索。北京朝陽區的探索，是引入了一套創新產品：

飛象星球。

飛象星球就是前面科爾沁草原上的孩子使用的課堂產品，現在已經有100多門課程。在被帶到內蒙古草原腹地之前，它已經在望京的學校里，通過教室里的大屏，給北京孩子們提供高質量的在線課程。

今年7月4日，猿輔導集團出現在了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會現場，和微軟、特斯拉、谷歌，站在了同一個舞臺上。他們是少有的能拿出成熟人工智能產品的公司之一。

很少有人知道，猿輔導內部有4000多名工程師，早就不僅僅是一家教育公司了。

過去幾年，大家還在討論大模型的時候，猿輔導早就在落地應用了。他們一口氣甩出了一個教育“全家桶”，從口語陪練到閱讀理解、從公立校的作業批改，到12年一體的1V1學情AI輔助系統。

每個應用，解決的都是教育中的實際問題。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人工智能專業博士、《生成式人工智能》作者丁磊說過：

在產品中創造價值，是人工智能領域的一種共識。

猿輔導為每個孩子配備一個AI智能助手。沒想到，最先用上AI助手的：

是小學生。

學生和家長可以用猿輔導的AI助手陪練口語、批改作業，助手還會根據孩子的個人情況，數學、物理、英語的個性化學習內容和規劃，跟著AI助手學習編程，就更是非常成熟的應用。

猿輔導的大模型能力，來自他們12年來積累的10億教育垂直精準數據，這些都是實實在在從教學中積累出來的。從APP時代到大模型時代，數據成了這家公司在教育科技上的絕對壁壘。

堅持做難而正確的事，一做就做了12年，從單一的點到線，從線到網，從北京到鄉村，猿輔導點亮了更多的孩子和家庭。

科爾沁大草原上的孩子使用飛象星球，僅僅是開始。

過去十幾年對鄉鎮學校的大力建設后，大家也明白，比教學樓、操場、電腦室更難獲得的，是教師資源。中國現代教育的特色之一，是教師決定了教育的高度和教育的質量，很多農村孩子：

出生地即見結局。

中國農村教育提升的關鍵，不僅在硬件，更在于飛象星球這樣的軟件。

黃國平就在自己母校的分享里說，生命是有局限的，有的人一出生就在羅馬，而我們翻山過海，窮其一生：

也可能只是停留在通往羅馬的路上。

但現在，大模型通過算力和數據庫，讓教育走向了一個人機協同的新模式——知識的傳授從言傳身教，向人機互動過渡。

它讓教育資源最大程度地集合，并輻射到每一個地區——把物理距離消滅了。

未來，也許每個孩子都能得到名師的單獨輔導，在大模型和大數據的幫助下。到那時，也許城鄉教育之間的巨墻，就真正被推倒了。

幾年前，一位華裔科學家詳細訪談了很多諾貝爾獎獲得者，研究他們的成長歷程。他找出了大師的共性：

青少年時期，他們都曾被一束光點亮過。

城鄉教育的最大的差距，就是被一束光點亮的機會。

黃國平在致謝信里，特別提到他的啟蒙老師。那位叫邱浩的老師，買了一臺286電腦。當時，整個儀隴縣只有七八臺電腦。邱浩已經開始教六年級的黃國平，怎么打字了。

從那時開始，黃國平走計算機的這條道路，就被點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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