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博弈下提升我國產業鏈韌性的內在邏輯與實現路徑

Articles|China Economist Vol.18, No.6, November-December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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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博弈下提升我國產業鏈韌性的內在邏輯與實現路徑

作者簡介

肖皓 賈真 賴明勇*

湖南大學經濟與貿易學院

郵箱：xh_26@126.com

摘要：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當前，大國博弈趨于激化，地緣政治因素成為推動全球產業鏈重構的“加速器”，嚴重威脅我國產業鏈的安全穩定。本文旨在深入分析大國博弈下我國產業安全與發展的歷史邏輯與現實邏輯，為提升我國產業鏈韌性提出建議。具體而言，結合大國博弈特征和階段性發展目標，分四個階段討論黨在百年歷程中的工業體系建設，挖掘獨立自主與產業鏈韌性提升的歷史邏輯；圍繞當前在產業鏈領域的關鍵中間產品、核心技術和長期科技競爭力、合作伙伴關系以及治理四個維度的大國博弈特點，闡釋提升產業鏈韌性在滿足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要求、應對短期風險與提升長期治理話語權三個方面所體現出的現實邏輯。最后，從加強產業鏈風險管理與預警，以科技創新突破關鍵核心技術，拓展產業鏈合作“朋友圈”，積極參與全球產業鏈治理等層面提出我國產業鏈韌性提升的實現路徑。

關鍵詞：大國博弈；產業鏈韌性；獨立自主；現代化產業體系

一、引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二十屆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進一步強調，“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競爭力強的現代化產業體系”。當前，站在科技革命、治理赤字、增長乏力的十字路口，全球分工的風險因素持續上升，大國圍繞合作對象選擇、科技領先地位、選票政治支持、國際規則制定等展開多維博弈，希冀在百年變局重新洗牌中獲得更多籌碼。政治因素日益成為推動全球價值鏈收縮、重構甚至全球化停滯、逆轉的“加速器”，嚴重威脅了全球產業鏈的安全穩定（黃群慧，2021）。大國博弈的持續“發酵”不僅提升了產業鏈有意中斷的可能性，還嚴重沖擊了原有全球生產網絡的合作分工邏輯，使我國產業鏈面臨被迫轉移、被動替代、鏈條回遷、低端鎖定、“多方圍剿”、圈層“孤立”等一系列新的風險。甚至，全球生產網絡中的經濟依存結構與政治干預的結合成為一些國家全面遏制打壓我國科技崛起的關鍵手段和武器（龐珣、何晴倩，2021），如美國對華發動出口管制與科技制裁等極端政治手段、美日印澳舉行四方安全對話成立“四國聯盟機制”等。面對我國產業鏈發展中的新變化和新要求，提升產業鏈韌性與推動產業鏈現代化發展成為亟須解決的重要問題。

產業鏈韌性并非一個全新的話題。回顧百年奮斗史，面對經濟建設中的種種重大風險挑戰，我黨敢于斗爭、善于斗爭，使我國工業體系實現了“從無到有、從有到強”的飛躍式發展，走出了一條堅持獨立自主的內生性產業鏈安全建設新道路。然而在當前新形勢下，產業鏈韌性被賦予新的內涵與要求。一方面，面對大國博弈加劇下新風險新事件的層出不窮，產業鏈韌性需要表現出對外部威脅的抵御、適應與恢復重組等能力；另一方面，在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要求下，產業鏈韌性需要在產業鏈安全保障的基礎上進一步實現對產業結構調整、轉型升級與競爭力提升等目標的穩步有序推進。在此背景下，立足產業鏈韌性提升的內在邏輯，探索有效的提升路徑，對推動我國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與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鑒于此，本文立足于新形勢下大國博弈的新特點與我國現代化產業體系構建的新要求，深入剖析我國產業鏈韌性提升的歷史邏輯與現實邏輯，進一步探尋提升我國產業鏈韌性的可能實現路徑。

二、堅持獨立自主與我國產業鏈韌性提升的歷史邏輯

獨立自主是馬克思主義關于各國無產階級政黨領導本國人民進行革命所體現出的基本立場，也是中華民族的精神之魂，是我們立黨立國的重要原則。回顧中國共產黨走過的百年歷程，獨立自主貫穿于我國產業建設的整個歷史脈絡中，成為黨和國家事業取得勝利的重要法寶。歷史上大國博弈始終是國家關系的常態，但隨著世界現代化進程演變、國際秩序愿景與不同國家崛起及其利益訴求各異等，在不同發展階段，大國博弈的特征與影響也具有明顯差別。百年來，面對變幻莫測的國際風云，我國遭受了許多嚴重的打擊與挑戰，但最終都能化險為夷、轉危為安，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獨立自主原則，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與方法并結合中國具體實際，明確中國社會發展所處的歷史方位，準確把握產業發展過程中的矛盾關系，合理處理開放與自主的辯證關系，最終在產業建設過程中走出了一條獨立自主的道路，在開放過程中實現了產業的安全與發展。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1919—1949年

19世紀末，以英國、法國等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大幅擴張，開始爭奪全球殖民地和勢力范圍。1900年夏，英、俄、日、法、德、美、意、奧八國聯軍入侵中國，使得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大國之間為獲取中國的資源、市場和勢力范圍展開激烈爭奪，這導致中國成為競爭對手之間的戰略利益交鋒點。此時的中國被裹挾到大國博弈之中，處于“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被動處境，不得不在列強之間艱難地維護著國家的生存。如何保障產業的民族性和獨立性，快速形成國家力量成為這一歷史時期的核心任務。

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導致中國在政治層面喪失了主權獨立性，行政、司法等政治職能分裂；經濟層面受到外來資本強勢介入的影響，經濟建設的自主性減弱，封建土地關系與高利貸資本、官僚買辦資本的勾結極大阻礙了社會進步。此時，中國生產力正處于由傳統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轉型的初期階段，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再加上現代產業被外國資本及其控制的官僚買辦資本壟斷，即使民族工業有所發展卻也難以立足，急需得到解放和發展。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社會性質意味著政府無法自主協調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唯有通過暴力革命的方式才能破除束縛中國生產力發展的舊的、反動的生產關系。在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浴血奮戰、百折不撓，以武裝革命實現了民族獨立。為推動革命事業的發展，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立足于國際形勢與本國國情，開展了一系列經濟探索，大力推進農業、工業與商貿流通經濟領域的發展，為奪取政權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成為新中國獨立自主經濟發展道路的早期基因。三大經濟綱領包括沒收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官僚壟斷資本歸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這些行動綱領為當時中國的戰后重建與經濟發展提供了方向和政策支持，極大推動了農村改革、鐵路和公路等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城市工業的發展，奠定了國有經濟在中國經濟建設中的主導地位，通過國家控制資源和民族重要產業，確保國家的主權和經濟獨立性。

（二）新中國建設時期：1949—1978年

新中國建設時期，大國博弈呈現出冷戰對抗與陣營分化的特征。為了爭奪世界霸權，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展開對抗，開始進入冷戰時代，世界從此分裂為兩大陣營，即美國領導的西方陣營和蘇聯領導的社會主義陣營。此時的中國雖然擺脫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束縛，但仍不得不在兩大陣營對抗的環境中運籌中美蘇“大三角”，以維護主權獨立、國家安全和國際地位（王鴻剛，2021）。中國先是與蘇聯結盟，而后在兩國產生分歧導致關系惡化后，中國開始尋求改善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關系，與西方國家之間的接觸也在某種程度上不斷增加。如何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以“改善國際關系”“接受援助”“貿易保護”等方式快速積累現代工業體系基礎，成為這一歷史時期的核心任務。

在該時期內，中國在美國和蘇聯之間努力保持外交和戰略平衡，加劇了產業建設所面臨的不確定性。一方面存在國際交往受限、地緣政治風險上升等外部風險；另一方面生產力水平處于工業化初期，工業企業稀少、產業結構殘缺、工業布局畸形等問題使得國民經濟異常艱難。這一特殊國情意味著：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的生產力條件下，我國只能在半封閉的狀態下發展內向型經濟。此時生產關系的變革應在保障民生重要產業的前提下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主要目標，從而在產業上實現追趕和跨越式發展，維護國內經濟穩定。

1956年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為適應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生產力發展條件，必然要求基于社會主義制度框架對生產關系進行變革：在經濟上，保護本國民族工商業、沒收官僚資本、進行土地改革。在推行工業化的同時，在產業層面對資本主義工商業、農業、手工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一化三改”），這種變革解放了社會生產力，體現了發展生產力與變革生產關系的有機統一。產業領域的變革適應了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形成了我國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獨立自主進行產業建設的開端。

考慮到當時國際博弈下面臨的產業發展機遇與沖擊風險，我國接受了以蘇聯、東歐為代表的國際援助。在“一五”計劃時期，基于社會主義陣營的援助，以獨立自主為建設方針進行了以156項工程為核心的工業化建設，使我國迅速建立起行業比較齊全的現代工業門類，其中在產業門類方面，以重工業和國防建設為重點，并建成汽車、重型機械等新的產業鏈，形成了產業上中下游的協調分工；在產業布局方面以內陸為主，并建成了幾個重要的工業基地。在產業建設方面接收來自國際的資金和技術援助，并非意味著產業建設喪失了獨立性。實際上，國家工業化所秉持的建設方針仍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我國在工業體系構建過程中對于先進技術要求“消化吸收”而非“單純引入”（李天健，2021），其目的是使中國具備自我生產、自我研發的能力，工業建設的主動權仍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中。出于國家安全需要，關乎國民經濟命脈的關鍵行業由國有企業負責把控，產業安全性得到了最基本的保障。在20世紀50年代后期中蘇關系出現惡化后，中國共產黨和人民獨立自主建設產業的信心進一步增強。“三五”計劃前后，由于國際形勢嚴峻，指導思想經歷了由“解決吃穿用”到以戰備為中心的變化，為使工業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備戰，開啟了把已有工業搬遷至三線地區或在三線地區建設新工業的三線建設，為我國形成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奠定了基礎。

（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初期：1978—2001年

在這一歷史時期，分別以美國和蘇聯為首的北約和華約依舊持續聯盟對抗。直至1991年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世界格局呈現出單極化的趨勢。經過對當時國際形勢的審慎分析，鄧小平同志作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的重大判斷。在這一判斷的基礎上，中國一方面在美國和蘇聯之間依舊保持平衡外交戰略，避免被卷入冷戰對抗，維護自身獨立和國家利益；另一方面，積極參與國際組織和多邊外交，特別是加強與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聯系，推行合作而非競爭，為實行改革開放與開展全方位外交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通過改革和開放進一步釋放生產力，穩步推進國內國際要素和商品市場化流動，建設現代企業制度，提升產業運行效率，成為這一歷史時期的核心任務。

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初期，中國工業生產全而不強，產業基礎薄弱，與世界先進生產力之間存在著很大差距。基于對當時我國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的正確認識，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提出：“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最大限度地釋放潛在生產力成為當時產業建設的首要目標。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使得推動生產關系由內循環向外循環調整成為必然，生產關系調整不僅要兼顧好國內改革，也要實現外交政策、開放政策等推動下的國外關系協同。在此期間，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創造性地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進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在提高國有企業效率的同時，強化國有經濟在關鍵領域中的引領作用；同時，使得產業鏈條中的私營經濟成分快速興起，在產業鏈協同運轉中注入市場化力量，實現了“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歷史性轉變”。在產業開放層面，有計劃地引進西方先進技術（蔡昉，2022），尤其是學習國外在關鍵技術環節的先進技術和關鍵部門中的先進管理經驗，通過兩種資源、兩個市場推動現代工業體系發展。這種主動調整產業發展政策、在獨立自主的基礎上融入全球競爭和分工體系、通過對外開放來換取先進技術的發展方式對于當時我國產業鏈的安全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在產業門類方面，先進技術及外資的引進能夠彌補前期大力發展重工業而造成的輕工業短板，彌補了現有產業鏈的薄弱之處；在產業升級方面，積極融入全球價值鏈帶來的“干中學”效應推動了我國通過自主創新實現產業升級，產業鏈現代化進程加快；在產業布局方面，通過實施中部崛起和西部大開發等戰略，充分發揮不同地區的比較優勢，使我國形成了基本的產業區域分工體系。

（四）加入WTO和擴大對外開放時期：2001—2017年

冷戰結束后，資本主義國家迎來第二個發展高潮，涌現出了多個世界大國與地區性大國，國際體系向多極化轉型，加劇了大國博弈的復雜形勢，同時也給中國進一步擴大開放提供了良好機遇。在這一時期，為了妥善處理開放、穩定與發展之間的關系，中國始終秉持漸進式開放的原則，逐步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浪潮中，通過“市場換技術”“分階段開放”等方式不斷夯實產業基礎，完備產業體系，提升產業競爭力。

2001年，中國加入WTO，標志著中國“在更大范圍、更深程度上參與經濟全球化，對外開放進入新階段”。加入WTO使得中國市場全方位地對外開放，而來自國外的產品和資本的大量涌入也必將對中國的經濟和產業結構產生巨大的影響和沖擊。一方面，不具備國際競爭優勢的產業在開放市場后必然面臨嚴峻挑戰；另一方面，更加開放的產業環境意味著更大的產業發展空間，其為我國產業發展和技術進步帶來了新的機遇。如何在外部風險與時代機遇并存背景下更加深入地融入全球產業鏈、推動中國產業鏈的現代化成為該階段產業建設的重點。

入世后，國內的產業政策、市場準入政策等將在WTO框架下進行改革調整，為了調和國內生產力發展與國內外生產關系的矛盾，實現生產力水平、國內生產關系與國外生產關系的協調，中國通過漸進式的開放方式融入全球競爭和分工體系，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兼顧產業鏈發展與安全。在前期磋商階段、緩沖階段及后續的擴大開放期內均充分發揮了獨立自主的產業建設原則，抓住機遇，迎接挑戰：對于優勢產業鼓勵其發揮比較優勢，學習國外先進技術及進行國際化發展；支持潛在比較優勢產業的技術創新，注重幼稚產業保護；改革國有企業，提高產業競爭力，鼓勵各類企業協同發展。加入WTO后，依托比較完整的產業體系和產業鏈條優勢，通過積極參與全球競爭和分工體系，我國融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程度持續加深。盡管嵌入相互依存的全球產業鏈使我國產業對外部風險的暴露度更高，如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使我國經濟受到了嚴重的負面沖擊，但是面對危機下嚴峻的外部經濟形勢，黨中央審時度勢，實施了四萬億刺激計劃，在充分刺激國內需求的同時促進了國內產業區域調整與產業鏈國內占比的提升，從而為新一輪經濟增長和產業安全打開了空間。其后，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一步推動了產業鏈向內涵式發展方向變革。

三、新形勢下大國博弈特點及提升我國產業鏈韌性的現實邏輯

（一）新形勢下大國博弈特點

后金融危機時代，世界經濟擴張大幅放緩，全球貿易增長的動力減弱。隨著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際力量對比開始發生深刻的變化，國際體系呈現出“東升西降”和“南升北降”的態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等新興崛起國家的戰略敵意逐漸加深（秦亞青等，2022）。2014年，中國GDP占美國GDP的比重首次超過60%，達到了“美國給競爭者的一道紅線”。到2017年，特朗普政府提出新一輪“中國威脅論”，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主動對華挑起貿易摩擦，中美關系自此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中美貿易戰、世紀疫情與俄烏沖突等的相繼爆發不斷推動著世界格局發生深度調整，世界進入了新的動蕩變革期。

伴隨著復雜嚴峻的國際形勢，大國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更加明顯。為了爭奪戰略資源，擴大自身的地緣政治影響力，各國圍繞經濟、政治、技術、資源、外交、軍事、軟實力和國際規則等多個領域的博弈不斷升級，國際體系的對抗性可能達到了冷戰結束以來的較高烈度，全球治理面臨嚴重阻礙。貿易戰和經濟競爭作為大國博弈的一個關鍵方面，極大沖擊了經濟全球化的格局，甚至推動了全球化的停滯與逆轉。聚焦在全球產業鏈領域，為提升各國產業鏈的安全性、穩定性與競爭力，確保各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和影響力，大國主要圍繞關鍵中間產品、核心技術和長期科技競爭力、合作伙伴關系以及治理規則與標準四個維度展開博弈。

在關鍵中間產品維度，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針對半導體與芯片產業鏈上核心零部件、關鍵制造設備與材料、戰略性礦產資源等實施嚴格的出口管制，以打壓其他國家的科技發展。例如，越來越多的中國半導體企業被美國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同時從范圍和程度上對管制不斷升級加碼，試圖全方位遏制中國半導體產業的崛起。在核心技術與長期科技競爭力維度，由于高科技和尖端制造業已經成為大國戰略能力建設的核心驅動力，世界主要國家紛紛圍繞核心技術、頂尖人才、標準規范等強化部署，利用技術管控、專利阻礙、人才流動限制等組合拳實施科技封鎖，力圖在新一輪國際科技和產業變革中掌握主動權。例如，美國總統拜登正式簽署了《2022年芯片與科學法案》，在芯片與人工智能、機器人技術、量子計算等尖端科技領域提供研發與生產補貼，并限定可合作交易的盟友范圍，試圖在科技領域達到與中國“漸進脫鉤”的目的。此外，法案中眾多條款還涉及教育和培養高技術人才，為美國未來持續占領科技高地蓄勢。在合作伙伴關系維度，博弈方式呈現出由雙邊對抗轉向多方陣營，由WTO、FTA等以經濟利益為基礎的合作協議轉向印太戰略等以政治利益為基礎的合作協議。如中美博弈已從特朗普時期的大規模貿易摩擦轉向拜登時期的聯合遏制，不僅啟動“印太經濟框架（IPEF)”，還利用政治盟友體系強化競爭，主導建設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美印以阿四國機制（I2U2)、澳英美聯盟（AUKUS）等“小多邊”機制，以“共同價值觀”為據強化產業鏈同盟建設，試圖重塑“去中國化”的產業鏈供應鏈體系。在治理維度，隨著大國博弈的激化，一些國家主要通過影響國際制度規則與扭曲自身國內規范的方式，對他國企業進行遏制與打壓。例如歐盟、印度等以“公平經濟”的名義，對本國的生產、商業行為規范提出新的評判標準，包括稅收、反腐敗、勞工及環境、企業責任等，以顯性或隱性規則對他國關鍵產業的企業施加影響。具體案例包括歐盟對中國電動汽車發起反補貼調查，嚴重扭曲了全球汽車產業鏈供應鏈；為了打擊中國5G通信技術以及手機產業的發展，歐盟以安全為名禁用中國華為、中興提供的服務，印度以違反外匯法為由凍結小米公司的資產等。

（二）提升我國產業鏈韌性的現實邏輯

面對百年變局下國內外形勢的新變化，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這一重大決策部署具有很強的現實邏輯。新形勢下提升我國產業鏈韌性既是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基本要求，又是應對短期產業鏈新風險點的必然之策，也是克服長期全球產業鏈治理困境的應然之舉。

1.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基本要求

在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中，黨中央明確將“安全性”作為基本要求之一，這是基于全球產業競爭加劇、外部不確定性增多、國內經濟發展底線等多重現實背景提出的。大國博弈下，國家間圍繞產業的競爭日趨激烈，我國雖擁有世界最完整的產業體系，部分產業處于全球領先地位，但仍面臨關鍵技術與核心環節被“卡脖子”、重要零部件與原材料對外依賴過高等難題，導致我國產業鏈出現多處堵點、卡點與脆弱點，產業鏈斷鏈風險隱患較高。現代化產業體系必須是自主可控、具有韌性且安全的體系，不僅要求我國產業鏈能在西方國家實施全方位的遏制、圍堵、打壓等極端情況下仍然保持順利運轉或者及時適應恢復，更加強調產業鏈在長期國際競爭力與治理影響力等方面的增強。提升我國產業鏈韌性既符合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基本要求，同時也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

2.應對產業鏈風險激增的必然之策

伴隨著大國博弈的持續“發酵”，全球產業鏈面臨的不確定性不穩定性激增。一方面，大國采用顯性且具有針對性的對抗方式，直接使得產業鏈有意中斷的可能性大幅提升；另一方面，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的不確定性會帶來國際投資與貿易行為的新轉向，使得原有全球生產網絡的合作分工邏輯遭受嚴重沖擊，從而扭曲原有國家間相互依存、共同發展的產供鏈結構，破壞現有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布局。受美國等國家行政干預扭曲行為的影響，我國產業鏈將面臨脫鉤斷鏈、被迫轉移、被動替代、產業回流、低端鎖定、“多方圍剿”、圈層“孤立”等新的風險。在這種背景下，提升我國產業鏈韌性不僅能夠減輕西方針對性產業政策的沖擊影響，而且能夠以產業鏈自身綜合競爭力的提升破解“多方圍堵”下我國產業鏈發展受限難題。

3.克服全球產業鏈治理困境的應然之舉

入世以來，中國產業的快速發展與綜合實力的上升使中國對外部環境的影響力和塑造力明顯增強。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在開放、發展、脫貧等治理問題上的成功經驗以及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在全球治理變革中貢獻的關鍵力量，使得中國已經從全球治理的接受者、參與者向建設者、貢獻者、引領者等核心角色轉變。因此，面對當前大國博弈激化下的全球產業鏈治理困境問題，需以負責任大國的形象，以自身產業鏈韌性的提升推動與引領全球產業鏈治理赤字的破解。

傳統的全球產業鏈治理通常強調合作與互利，然而，大國博弈的復雜化導致原先基于比較優勢的合作模式開始向實力政治與結構性權力主導下的全球產業分工秩序轉變，全球產業鏈治理更加傾向于競爭和對抗。為提升產業鏈的競爭力和安全性，各國制定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與制度，如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推出的貿易限制、投資審查、技術封鎖以及制裁等舉動，嚴重損壞了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合作機制。大國博弈下的“價值觀外交”更使得一些治理議題意識形態化，對國際組織和多邊合作帶來了挑戰。當前全球產業鏈治理出現的碎片化和不穩定性，加之大國博弈下供應鏈“霸凌”政策的影響，對發展中國家爭奪全球產業鏈主導權構成了更大的制約，甚至可能使我國陷入全球產業鏈“俘獲型”治理的困境之中（凌永輝、劉志彪，2021）。因此，我國需要在全球產業鏈治理中彰顯出更大的責任，才能在化解治理障礙的過程中逐步提升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話語權和主導權。在提升產業鏈韌性過程中，通過優化產業鏈布局、改進產業鏈組織形式與強化產業鏈國際合作等方式能夠增大產業鏈治理機制的靈活性，引導全球產業鏈治理體系向更適應當前新環境的方向調整。

四、大國博弈下提升我國產業鏈韌性的實現路徑

回顧百年奮斗史，中國共產黨憑借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重要原則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快速工業化建設的新道路，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不斷提升產業鏈的安全水平。展望未來，面對全球變局下大國博弈激化、國際形勢復雜的新時代背景，我們仍然需要傳承獨立自主的優良傳統與寶貴經驗，堅持底線思維，增強憂患意識，把握時代機遇，化解風險挑戰，集聚多方力量切實提升我國產業鏈的韌性水平，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競爭力強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具體來看，亟須從以下四個方面實現新的突破。

（一）加強產業鏈風險管理與預警，建立重點產業鏈國內備份系統

隨著大國博弈的持續升級，產業鏈面臨的斷鏈風險顯著上升，亟須對國外形勢做出科學預見與審慎判斷，特別是對主要國家在半導體、生物醫藥、高端裝備等重點領域的技術貿易政策的動態跟蹤，加強產業鏈風險管理與預警，做到未雨綢繆。針對產業鏈開展全面評估與清單梳理，完善產業鏈風險數據庫與預警機制建設。強化監測關鍵領域產業鏈與核心環節，劃分多形態的產業鏈供應鏈風險，例如外國依賴、供應來源結構、供應商的脆弱性、市場的脆弱性、供應商市場產能受限、制造業原材料短缺、本土人力資源或基礎設施不足等多形態風險，借助大數據、知識圖譜與人工智能技術等，構建覆蓋多產業、多環節、多形態的產業鏈風險監測數據庫與風險預警平臺，為全面識別產業鏈堵點、卡點與脆弱點提供信息支持。

依托內需主導的新發展格局，推動重點產業鏈的本土化建設，形成重點產業鏈國內備份系統。依托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加速要素資源的流動與再配置，完善產業鏈發展的跨區域、跨部門協作機制，形成區域要素稟賦與產業鏈分工相匹配的產業鏈布局。圍繞重點城市群、都市圈、國家中心城市等培育優勢產業鏈供應鏈集群，將其打造為產業鏈備份基地。引導具備潛力的產業鏈備份基地有效鏈接東中西部的產業鏈，深化產業協作，促進產業鏈上下游配套發展，通過補鏈、延鏈、強鏈實現重點產業鏈的國內鏈條的完備性與自主性，以有效化解可能出現的外部斷供風險。

（二）以科技創新突破關鍵核心技術，構筑科技人才“蓄水池”

大國博弈背景下，美國利用我國部分產業“缺芯”“少核”“弱基”的弱勢，持續加碼出口管制等制裁措施，試圖全面遏制我國半導體芯片產業鏈的發展。只有積聚力量進行原創性引領性科技攻關，才能打贏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從根本上擺脫關鍵技術受制于人的困境。全面加快科技創新需要“政產學研金用”的深度融合。政府部門應不斷完善科技創新的協調聯動機制，為良好的科技創新環境保駕護航；企業作為創新的主體，不僅要識別產業鏈中的技術瓶頸，高效增加對核心技術的研發投入，還要與高校以及研究機構積極參與科研項目的合作，共建科技園區和孵化基地，實現科技成果的共享與轉化；金融部門需要推動多層次、多渠道、多元化的創新投入機制的形成，為核心技術攻關提供融資保障。此外，還要引導市場主體提升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等在生產制造中的應用水平，加速推動科技成果產業化。政府部門、大中小企業、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金融機構一起形成強大的創新系統合力，推動以融合協同創新突破產業鏈環節中的堵點與卡點。

創新引才育才并舉機制，構筑我國科技人才“蓄水池”，培養技術領域長期競爭力。突破關鍵核心技術，歸根結底靠的是高水平的創新人才。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革命的蓬勃發展，全球對人才爭奪的角逐日益激烈。積極參與全球人才競爭，需要采用更加開放的人才引進政策來吸引海外高端人才。通過對人才相關的各項配套制度進行改革，建立一個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人才制度體系，特別是要注重對能夠突破關鍵核心技術、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引領新興學科進步具有戰略意義的領軍人才的引進吸收。同時，在創新人才培養機制方面，需要以國家重大戰略需求為導向，夯實基礎學科與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四個面向”的拔尖人才儲備。鼓勵高校充分整合學科資源、人才優勢、科技資源，與企業實踐資源有機鏈接，構建理論與實踐相融合的高水平人才培養機制，將人才培養與實際需求緊密結合。

（三）拓展產業鏈合作“朋友圈”，構造產業鏈緊密合作網絡

產業鏈合作對象選擇是大國之間開展競合的主要內容之一，如美國以“共同價值觀”為據強化產業鏈供應鏈同盟建設、打造“友岸外包”體系等，一方面為了保障自身關鍵領域的產業鏈安全，另一方面試圖重構將中國排除在外的產業鏈供應鏈體系。為防范產業鏈政治化重構對我國帶來的斷供斷鏈風險，我國須進一步擴寬對外經貿關系，擴大合作“朋友圈”，從而在“實施更大范圍”開放中實現產業鏈供應鏈多元化發展。在供應鏈高度集中的產品領域，拓寬供應鏈的多元化來源地，通過在政治互信基礎上建立“友岸供貨”供應鏈，以確保供應的穩定性和可靠性；利用龐大的經濟規模、統一的市場優勢、完備的工業體系優勢、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本優勢等積極融入美國及其朋友圈的經貿體系，同可發展的美國盟友加強合作關系。

構造產業鏈緊密合作網絡，以利益交織降低被動脫鉤風險。借助區域經貿合作平臺與自貿區協定，建立緊密合作的產業鏈網絡，擴大多層次多維度的利益融合，提高大國博弈下的有意脫鉤成本，降低被動脫鉤風險。依托“一帶一路”、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以及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等經貿合作平臺框架，進一步釋放雙邊貿易合作潛力，持續深化區域產業鏈合作，如加快中國—東盟產業鏈供應鏈、中日韓產業鏈供應鏈合作關系的推進；利用各類對外合作平臺打造產業鏈集群，將其作為紐帶，深化國內外產業鏈供應鏈的對接與聯系，如通過鏈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節點城市，向西拓展開放范圍，通過對接邊境口岸和境外合作園區，構建穩定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區域產業鏈供應鏈體系；以中國的產業規模優勢、配套優勢和部分領域的先發優勢為基礎，不斷加強對外資的吸引力。同時，實現由吸收外資大國向雙向投資強國的轉變，逐步提高高端制造和高技術服務等相關領域產業鏈的對外投資比重，大力支持能夠產生明顯技術逆向溢出效應的對外投資項目，以及有助于整合外部資源與提升我國產業鏈現代化水平的對外投資項目等，利用外商投資銜接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助力區域產業鏈網絡循環暢通。

（四）積極參與全球產業鏈治理，推動全球產業鏈的規則與標準建設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全球形勢發生深刻演變，地緣政治因素所引發的動蕩和不確定性迫使全球治理需求上升，然而隨著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提供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的下降，全球產業鏈治理的赤字不斷加大。面對當前全球產業鏈治理出現的新難題，須堅持維護產業鏈供應鏈的公共產品屬性，承擔起保障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高效發展的國際社會責任，依托在國際組織和多邊平臺上積極發聲爭取更多話語權，促進產業鏈治理從霸權治理、強權政治主導向多邊治理、合作共贏的模式轉變。例如，始終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理念，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制建設，不斷提升我國在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二十國集團、亞太經合組織、上海合作組織等國際和地區治理機制中的影響力；積極參與產業鏈熱點問題的解決，提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治理方案，完善補充新興領域的治理規則空白；貫徹落實世貿組織倡導的非歧視、透明度、公平競爭等供應鏈標準，促進全球產業鏈的互利合作發展，破解全球產業鏈治理赤字。

圍繞數字治理、綠色發展等新興議題，推動全球產業鏈治理規則與標準建設，助力我國產業鏈韌性的提升。通過制定我國數字治理框架與治理體系，提出產業鏈數字治理規則的“中國提案”。通過提高標準制定能力、對標一流產業標準以及與國際化標準組織合作等舉措，提升中國標準的國際認可度等。通過全方位、多層次地提高在全球產業鏈治理規則與標準的制定權和話語權方面的地位，以避免美國等西方國家形成將我國排斥在外的規則或標準制定圈。

China Economist （中文刊名：《中國經濟學人》）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管、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主辦的面向全球發行的中英文學術期刊。China Economist創刊于2006年3月，始終致力于向全球傳遞中國經濟學與管理學最前沿研究進展，搭建中外學者相互交流的學術平臺和研究陣地，向全世界宣傳能夠代表中國人民根本利益訴求的研究成果，促進國外讀者更好地了解中國，不斷增強我國的國際影響力和國際話語權。《中國經濟學人》先后被EconLit、EBSCO、ProQuest、SCOPUS等全球主流、權威數據庫及索引系統收錄，入選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AMI），是“代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英文刊最高水平”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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