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分鐘裁員千人，IBM入華40年背后的“藍血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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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咼中校

世范看點

【美國投行，瘋狂投資比特幣】據路透社報道，上周三公布的監管文件顯示，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在今年第二季度共購買了超過6億美元的比特幣現貨ETF。

【德國對華投資額屢創新高】德國科隆經濟研究所（IW K?ln）報告顯示，2023年德國對華直接投資同比增長4.3%，總額達119億歐元，占德國對外投資總額的比例擴大至10.3%，為2014年以來的最高水平。過去五年，德國對華投資持續占到歐盟27國對華投資總額的一半以上，主要歸功于德國汽車制造商。

【北京餐飲業利潤下滑88.8%】今年上半年北京限額以上餐飲企業一共才賺了1.8億元，利潤同比下降了88.8%！而北京限額以上餐飲業從業人員，上半年為28.6萬人，相當于每人每月盈利105元。外賣送餐服務增長49.7%。

中國經濟被忽視的“藍血革命”

——IBM入華四十年的承諾與告別

不說告別，但比說告別還要沉重。

8月26日市場傳出，IBM將關閉“中國開發實驗室CDL”和“中國系統實驗室CLS”，隨后得到證實。國際輿論討論熱烈，國內媒體的報道蜻蜓點水，背后是掩飾不住的惋惜。

綜合各方消息，IBM將徹底關閉中國研發部門，包括“中國開發實驗室CDL”和中國系統實驗室CLS涉及，員工數量超過1000人。有IBM中國公司的員工在社交平臺稱，上周五（8月23日）公司下班后關閉了研發和測試崗位的員工訪問權限，然后收到公司將在下周一開全員會的郵件。周一上班開會，“線上會，三分鐘開完，研發一鍋端。”消息就此傳出。

對于市場上盛傳的IBM研發部門撤出中國的消息，IBM中國在當天作出不咸不淡的回應：“IBM會根據需要調整運營，為客戶提供最佳服務，這些變化不會影響我們為客戶提供支持的能力。中國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越來越重視抓住混合云和人工智能技術帶來的機遇，而IBM在中國的本地戰略重點則是利用我們在技術和咨詢方面的豐富經驗，組建具備相應技能的團隊，幫助中國客戶共創符合他們需求的解決方案。”

IBM，因為公司早期使用的主機是深藍色，而且在上世紀長期處于IT業龍頭地位，因此被稱為“藍色巨人”。然而，對于很多中國人來說，IBM在中國市場上似乎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存在，因為在消費市場上幾乎看不到IBM的身影。知道IBM的人，也無非認為IBM早過氣了，二十年前的2004年12月8日，聯想集團就牛氣哄哄地把IBM公司的PC業務部門收購了！

然而，他們不知道的是，當時IBM的業務早已轉型到企業系統整合和咨詢顧問上，PC業務早已無足輕重；

他們不知道的是，中國現在所謂的“遙遙領先”的那些產品和服務當中，已經深深植入了IBM的藍血基因；

他們更不知道的是，中國企業近三十年的信息化、全球化以及IT產業的巨大進步，都離不開IBM帶來的“藍血革命”！

當然，社交媒體上也有人對IBM在中國發揮的作用作出精辟評價，那就是北京聯訊動力咨詢公司總經理、南山工業書院發起人林雪萍。林雪萍當天發表評論說：

IBM可以說是對中國最友好的科技巨頭。它對中國中國的哺育是全方位的，在將大量的技術和咨詢服務帶給了中國的同事，培育了大量的人才。

它跟微軟、GE通用電氣一起，可以稱為“對華最友好”的全球化美國三劍客，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工業思維和IT思維。它們一起見證了中國完美融入全球化的時代，并且成為巨大的推動引擎。

林雪萍對IBM給中國帶來的科技推動作用給予了高度評價，但事實上IBM入華40年來給中國帶來的推動不只是科技上的“藍血基因”，而是更加廣泛和深遠。

01百年來的合作

自上世紀二十年代誕生不久，IBM就來到了中國，包括為北京協和醫院安裝了第一臺商用處理機，在IBM上海辦事處撥出中國的第一通越洋電話等。隔絕三十年后的1979年，沈陽鼓風機廠引進IBM 370/138大型機，成為中國和IBM續寫合作的起點，也是中國信息化建設與世界接軌的起點。同年，中國銀行香港分行采購了一臺IBM 3032大型機，這是IBM參與中國金融信息化的開篇。

當然，現代IBM正式進入中國，則是1984年在北京設立代表處，開啟了與中國命運交織的旅程。

當時中國的信息化剛起步，對電腦的需求主要是銀行和大型國企，他們需要IBM的大型機。當時鐵道部為了實施大規模的清算，特別購買了IBM的大型機，銀行、航空等領域也非用大型機不可，因為只有IBM大型機最可靠。在中關村，IBM 089則是當時的搶手貨，雖然沒有禁運，但是比現在的英偉達GPU還難搞到，很多人是拿著錢排隊等貨。那時中國已有自己的計算機生產商，那就是電子工業部下屬的長城電腦，但其性能完全不能與IBM電腦相比。

IBM電腦不但性能穩健，而且質量“皮實”，據當時中關村的一位買家說：“當時單位買的10臺機器，從1987年到1995年我離開的時候都可以繼續運行。目前市場上的筆記本從上市到退市的時間基本是一年甚至更短，很難找到一款能像IBM 089那樣主導市場的產品。”因此，相比于中關村的其他電子元器件產品，IBM 089利潤高得多，成為第一代中關村商家的發家產品。

IBM System/360，銀行使用的大型機，號稱“永不宕機”

此后IBM生產的筆記本電腦也以“皮實”著稱，筆者用的第一臺電腦就是IBM的ThinkPad,雖然笨重（相比現在的筆電），但是能夠背著到處跑，碰撞磕摔無數次，它運行起來還是老老實實的。因此，雖然IBM電腦的價格很高，但是對于銀行與國企來說，產品的穩定性排在第一位，IBM是不二之選。

1992年春，中國向全世界宣布建設市場經濟，IBM感受到其中的機會，盡管那時IBM虧損嚴重，但還是在中國率先成立了獨資公司——國際商業機器中國有限公司（IBM中國）。

1993年3月，郭士納臨危受命接掌IBM，對這個藍色巨人進行了大刀闊斧地改革，特別是實施IPD（集成產品開發）項目，相當于再造IBM。僅用一年時間，郭士納使IBM從虧損80億美元轉變為盈利30億美元！至此，IBM重新崛起。

上任伊始，郭士納就意識到中國市場對IBM的重要性，不久便訪華，回國后喊出“到中國去”的口號，要求所有部門制定開拓中國的發展計劃。盡管計劃詳盡，但是執行下來始終不給力，郭士納為此兩年時間里換了兩個中國公司總裁，直到1995年底換上周偉焜。

周偉焜上任時IBM中國已有600名員工，但80%到90%是外國人，只有10位從中國本地提拔的經理。此后幾年，郭士納與周偉焜共同推動了IBM中國的發展壯大。郭士納幾乎每年都要飛中國，可以說，中國是IBM僅次于美國本土的重要市場。

02 信息化的承諾

那時，全球信息革命方興未艾。

1993年，美國提出建設“信息高速公路”計劃，互聯網與信息化浪潮滾滾而來。

中國領導人也意識到不能錯過信息化革命。那年江同志視察了人民銀行，并發表了一個精彩的具有很強前瞻性的重要講話——把金融支付發展政策擺到國家經濟政策和宏觀調控的重要位置，提出構建非現金支付體系、大力發展銀行卡、建設全國統一的銀行卡市場等設想。不久，基于這個設想，以銀行卡聯網通用和推廣普及為核心的金融電子化國家重點項目“金卡工程”迅速啟動。

相應地，這一年，中國成立了國家經濟信息化聯席會議，啟動了加速中國國民經濟信息化的“三金”（金橋、金關、金卡）工程。三金工程的意義不用多說，現在已經構成我們國民經濟的基礎設施。

但是，“三金”工程的技術從哪里來？當時最先進的電子化技術還是在美國，最牛逼的公司還是IBM。IBM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個硬盤驅動器、第一個軟盤驅動器、第一個在各種不同但兼容的機器上實現的體系結構、第一個廣泛使用的高級編程語言、關系數據庫、第一臺超級科學計算機、第一個RISC設計和第一塊DRAM芯片等等。

有意思的是，IBM涉足IT各個領域，但處于老大位置的不多——世界上第二大軟件公司、第二大數據庫公司、第二大服務器公司、第三大安全軟件公司、第六大咨詢公司……但是從軟硬件綜合實力來看，卻沒有哪家公司可以與IBM相比，因此IBM連續14年是全球最大的IT應用基礎設施和中間件公司。

IBM大中華地區董事長兼首席執行總裁周偉焜在長城國際深圳公司成立大會上致辭

如何與美國打破隔閡、加強合作呢？1994年4月18日，第一位訪問中國的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去世。借這個機會中國開展葬禮外交，國務院副總理鄒家華率代表團訪問美國，吊唁尼克松。

4月底，中國電子部與lBM簽署的廣泛合作協議諒解備忘錄，鄒家華副總理出席。雖然只是一份諒解備忘錄，但對IBM來說，卻是一份對中國的跨世紀承諾。當然，你也可以理解為IBM為了進入中國市場而畫了一張餅。那么，問題的關鍵是，這張“餅”畫成了沒有？

備忘錄中，IBM承諾在中國要做 23 項事業，包括合資建工廠、做研究、開發軟件、提供先進網絡系統技術以及與大學合作等。執行時間一直延伸到21世紀。合作的第一個階段是合資企業將協助中國有關城市設計、安裝局域通信網絡，同時協助建立一個主干網絡，將各局域網絡系統連為一體，組成全國性網絡。

最重要的一點是，IBM公司被指定為“三金”工程和電子部參與的主要信息工程的咨詢機構。為了配合咨詢，中方允許IBM在上海成立獨資軟件研發中心，在北京、上海、廣州成立開放系統的網絡中心，協議明確指出電子部與IBM共同將PowerPC技術和產品引入中國，同時開發能夠用于PowerPC平臺的應用軟件。

1994年12月，IBM與電子部下屬的長城集團合資成立長城國際，主要業務是生產IBM個人電腦系列產品以及長城系列計算機，投產后長城硬盤連續三年實現產量5倍速增長，出口上規模。1997年IBM把磁頭放在長城國際生產，磁頭被IBM、WD、MAXTOR、SEAGATE等國際一流客戶評為“杰出供應商”，市場占有率位居全球第三。長城在磁記錄領域已形成完整的產業鏈。

以至于后來有人說，沒有IBM，就沒有長城集團的起死回生。IBM中國也成為IBM全球生產供應鏈中的一環，處在了牽一發動全身的關鍵位置，也就相當于后來富士康在蘋果產業鏈中的位置。

合作備忘錄簽署的第二年，IBM與中國的合作全面展開。1995年3月，郭士納與中國國家教委主任朱開軒簽署諒解備忘錄，IBM中國高校合作項目正式開始運作。截止到2000年，IBM對中國高校所作的硬、軟件設備及技術的捐贈總額已超過1億美元。如此規模在IBM歷史上沒有先例。到2001年，IBM將對中國教育的支持從高校合作延伸到兒童早期智力開發，將其在全球推廣的一項公益事業KidSmart兒童早期教育工程帶到了中國。

1995年9月，IBM組建了跨國企業在華首個研發機構——IBM中國研究院（CRL）。作為IBM在全球的12家研究實驗室之一，IBM中國研究院曾經做出了不小的貢獻，其中最出名的成果，就是2011年誕生的“沃森” ——一個以IBM創始人Thomas J. Watson名字命名，能夠回答自然語言提出的問題的計算機系統。

1999年，IBM中國開發中心（CDL）和中國系統實驗室CLS成立，CDL是IBM全球最大的軟件開發實驗室之一，發展高峰期曾擁有超過8,000名員工。其主要工作領域包括云計算、人工智能（AI）、大數據、企業軟件等前沿技術。

在IBM帶動下，3Com、Bay( 1998年被北方電訊收購)、Cisco等公司也紛紛進入中國市場。為與IBM的PowerPC競爭，Nowell公司也向電子工業部捐出自己的系統。

03 全球化的推手

九十年代的中國，除了要追趕信息化的浪潮，還要加入WTO，融入全球化的大潮之中。事實上，從GDP增長來看，中國經濟大發展正是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在加入WTO之前，美國每年要對中國進行最惠國待遇審查，對中國以及想投資中國的跨國企業來說，都是非常費神費力的事情。

作為IBM的當家人，郭士納從更高層面在中美之間協調。除了要求IBM進軍中國，郭士納也對美國企業喊出“到中國去”。但是那時美國朝野對中國還是沒有信心，美國政界對中國的看法也不一致。這就需要游說。

1994年是美國企業進軍中國市場的關鍵年份，作為跨國公司巨頭和早期來華投資的科技公司，IBM角色就顯得非常重要。IBM等跨國公司針對白宮及民主黨加緊游說，形成增加對華貿易發展的策略，與美國政府對外貿易戰略結合的共識，使得克林頓總統對華政策產生大幅度的轉折，5月克林頓總統宣布將人權問題與最惠國待遇脫鉤，并因此加大了對華貿易與全面接觸的腳步 。

IBM大中華區總裁周偉焜每年要去華盛頓，以在華的美國公司代表身份去和議員們溝通，為什么需要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后來，中美要進行副總理級別的戰略經濟對話，在對話前，周偉焜會提前和議員們聊，希望他們不要亂講話，以防影響到兩國間的貿易關系。

1995年中國國家領導人參加紐約聯合國大會，借這個契機，郭士納發起特別宴會，邀請美國最大的20余家公司總裁參加，讓他們與中國領導人面對面溝通，取得很好效果。江同志回國后，特別寫信給郭士納表示感謝。

1997年是IBM在中國發展的高光時刻。那年3月，郭士納開始了他的第18次訪華行程，與好幾位中方領導人會面。江同志在中南海熱情接待了這位老朋友，對于IBM公司看好中國市場，同中方建立了很好的合作關系，在促進中美高科技領域合作方面的積極努力給予充分肯定。國務院副總理吳邦國會見郭士納表示，希望IBM能夠利用其信息技術優勢幫助改造中國國有企業的技術改造，提高國有企業的競爭力。

同年10月，江同志正式訪美期間，其中一個重要行程是參觀IBM公司紐約總部。

1997年江澤民參觀IBM與郭士納握手

2001年，中國成功加入WTO，趕上90年代以來全球化浪潮的末班車，經濟迅速增長，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經濟與社會面貌。

04 組織管理的再造

IBM在中國高光的1997年，引起了一個中國企業家的關注。那就是華為的任正非。

1997年圣誕節前一周，任正非同深圳市原市委書記厲有為接連訪問了美國休斯公司、IBM公司、貝爾實驗室與惠普公司。

雖然圣誕節前美國其他公司已經放假，但是IBM包括郭士納在內的高管照常上班接待深圳來的客人，花了一整天的時間，向他 們介紹IBM的管理內涵，以及最核心的IPD（集成產品開發）——從產品預研到項目管理、從生產流程到項目壽命終結的投資評審，IBM高層都做了極為詳盡的介紹。

任正非（中）在IBM參觀、座談，右一為郭士納

為了強化任正非對IPD的認識，IBM副總裁送給他一本哈佛大學出版的關于研發管理的著作。這些著作讓任正非耳目一新，當時國內管理都還是以職能為中心的管理，但是IBM、朗訊及惠普等美國大企業都開始實施IPD這樣的以流程和核心的產品開發。

拜訪IBM后正逢圣誕節，但任正非與華為高管三天沒有出門，在加州的小旅館開會消化訪問內容。這次訪問，讓任正非下決心在華為內部實施IPD。

對于管理這門學問，中國很多企業都認為這個東西沒什么竅門，一看就會的。任正非當時也是這么想的，既然人家把成體系的東西都展示給我們了，我們回去自己實施不就可以了嗎？于是回去后華為自己摸索實施IPD，由一批MBA組成了項目組，拿出了一套基于IPD的研發體系變革方案，然而在華為內部實施時卻阻力重重，要么實施不了，要么走樣變形。

任正非痛定思痛，分析后還是決定請IBM作為顧問來幫助解決問題。商務談判時，周偉焜代表IBM開出了高達4800萬美元（當時約5.6億元人民幣，相當于華為公司一年多的利潤）的管理咨詢費。對于周偉焜的報價，任正非只認真地問了一句：“你們有信心把項目做好嗎？”在得到肯定答復后，任正非不還價，當場拍板。

在IBM的幫助下，華為建立了IPD體系，打破了以部門為管理結構的模式，轉向以業務流程和生產線為核心的管理模式。任正非說：“為什么我們要認真推IPD ？我們就是在擺脫企業對個人的依賴，使要做的事，從輸入到輸出，直接端到端，簡潔并控制有效地連通，盡可能地減少層級，使成本最低、效率最高。”

在IPD體系建立后，2004年至2007年，華為再花了20億元請IBM幫助進行了EMT（Executive Management Team，企業最高決策與權力機構）、財務監管等第二期管理變革。

2008年美國《商業周刊》評選出全球十大最具影響力公司，華為與蘋果、谷歌、聯合利華、沃爾瑪、豐田等企業同時上榜。十年磨一劍，華為徹底脫胎換骨，被IBM改造成一個創新型跨國公司。華為IPD體系的成功極大地刺激了其他中國公司，有條件的公司紛紛跟進，包括電子通訊、芯片研制、精細化工、煙草產品、汽車制造、家用電器、生物制藥、糧油加工等各行各業：

中興通訊、康佳、邁瑞、美的、國人通信、格林威爾、步步高、用友軟件、格爾軟件、遠光軟件、科銀京成、方太廚具、優加電器、老板電器、同洲電子、百富計算機、山特電子、晶辰電子、伊戈爾、海洋王、利亞德、愛邦電氣、陽光電源、科美東雅、萬訊自控、元征、金智科技、四方繼保、許繼電氣、優特科技、中集車輛、山推機械、杭州士蘭、重郵信科、共濟科技、信利電子、晶石集團、興森快捷、中集集團、京城控股、新杰克、金發科技、俊爾、默銳化學、河南中煙、夏新電子、許繼電氣、優特科技、金發科技、勝利股份、新聯電子、瑞谷科技、星網銳捷、方太、宇龍通信、TCL、山特電子、烽火通信、武漢長光、優加電器、啟明星辰、中創信測、華旗資訊、廣州威創股份、保時得、牧羊集團、合肥陽光、冠亞電源、東箭汽車、任達集團、光輝電器、迪威視訊、聯迪、華域科技、盛凌股份、國揚通信、極致興通……

IPD體系的實施促進了中國企業自主創新體系的形成，并在世界上涌現像華為這樣的創新型企業，同時推動了中國制造業的組織與管理體系變革。在2010年以前，中國被稱為“世界工場”，向全球輸出的主要是服裝、家具、家電等“老三樣”，但是2010年以后，機電產品等具有科技含量的產品的出口比重逐年增加，到現在，鋰電池、新能源汽車、太陽能電池作為“新三樣”成為主要出口產品，一些高科技產品還具有不小的競爭力。

出口產品的變遷，體現了中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和競爭力的上升，其背后既有工程師紅利帶來的低成本創新優勢，還有IPD帶來的組織創新優勢——通過IPD體系迅速響應市場、迭代產品，像邁瑞醫療這樣的醫療器械公司很快就躍升到全球行業前列。

可以說，IBM在組織管理上為中國企業帶來的“藍血革命”，其影響與意義絲毫不亞于在科技研發領域帶來的變化。

05 告別

進入21世紀，IBM轉型成系統集成與咨詢服務的公司，在中國的業務又相當一部分與企業出海有關。在IBM看來，過去企業走出去更多是貿易層面，而現在則需要在數字化層面出海，而這正是IBM在系統集成與咨詢服務的優勢。然而，IBM在中國的業務拓展并不理想。IBM這次研發部門撤退中國的研發部門，顯然與中國業務前景有關。2023年IBM在印度市場有超過15%的增長，而中國則大降近20%。因此，在關閉中國研發部門的同時，IBM 印度軟件開發實驗室ISL員工已超過1萬人，而且還在繼續擴大。

究其根本原因，還是國際形勢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IBM也只能順勢而行。另外一個原因則是IBM在這波生成式人工智能浪潮中落后了，ChatGPT橫空出世之前，IBM一直在推其商業智能系統。

不過，IBM目前的落后可能只是暫時的。新的技術革命要達成商業上的大爆發，技術的領先或顛覆性只是必要條件之一，更重要的是組織管理上的創新。

人工智能也是如此。最近谷歌前CEO施密特在斯坦福大學的演講中就指出：

歷史上，電力在引入工廠之后并不比蒸汽機創造了更多的生產力，是過了大概30年左右，分布式電源改造了車間布局，推動組裝系統的出現，再才開始了生產力的飛躍。現在的AI和當初的電力一樣，有價值，但還需要組織創新，才能真正拿到巨大的回報，目前大家都還只是在摘取“低垂的果實”。

自郭士納改造IBM以來，IBM的長處就在于組織再造，因此雖然技術上不領先，但是在組織創新上如果找到合適的應用場景，以自己在系統集成與咨詢服務上的優勢，IBM可以再創輝煌。

目前，中國大力發展半導體、新能源、生物制藥、人工智能等硬核科技，對于組織創新與管理流程這些軟科學不以為意，這其實非常不利于科研創新。現在，IBM這樣的兼具研發與顧問服務的企業撤退，還有哪些企業家能像任正非那樣，去發現組織創新與管理變革中的“藍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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