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 馬麗：簡牘中的精絕古國

文物簡介

木簡一枚

出土編號：Ⅱ90DXT0115 ①：114

1990 年出土于敦煌懸泉置遺址

長6.7 厘米，寬1.5 厘米，厚0.1 厘米

簡文殘泐，可釋字共十三個，基本內容清楚

該簡是懸泉置對精絕國王等各國四百七十余人路過懸泉置時的人數統計。簡文中的“精絕王”為漢代的精絕國國王，“諸國客”是西域諸國派遣的使節及其隨從人員。雖然傳世文獻對精絕國的記載較少，但大量考古資料表明，兩漢時期精絕國與中原往來頻繁，漢朝也曾在精絕國派兵屯戍。該簡文為漢與精絕國的交往史填補了重要資料，對研究懸泉置的傳舍制度、精絕國同漢王朝的來往關系以及古絲路沿線的諸國關系往來具有重要價值。現藏甘肅簡牘博物館。

簡牘釋文

送精絕王諸國客凡四百七十人。

簡文大意

該簡文為懸泉置接待了精絕王及諸國派遣的使者及侍從人員共計四百七十余人。據學界研究與該簡同層出土的紀年簡有十四枚，最早的是漢成帝陽朔、鴻嘉、永始（公元前24 年—前13 年）三個連續年號的簡，最晚有王莽居攝和始建國（公元6 年—13 年）時期的。由此可推測出該簡的年代大致在西漢末年至新莽時期。簡文中有精絕王的記載，由于東漢晚期精絕國被鄯善國兼并，也說明了此簡的年代當在此之前。

閱牘延伸

曾經小說及影視作品中的“精絕古城”一度掀起了一陣神秘西域文化的熱潮。雖然那些故事純屬虛構，但是精絕國在歷史上卻是真實存在過的。

精絕國，最早見于《漢書? 西域傳》：“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戶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勝兵五百人。精絕都尉、左右將、譯長各一人。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至戎盧國四日行，地阸狹，西通扜彌四百六十里。”可知精絕國只是一個小國，在漢代受西域都護管轄，并有一套自己的職官體系。由于精絕國地處絲綢之路上的咽喉要地，精絕古城也便成了西域諸國與中原往來的重要節點城市。

據《后漢書? 西域傳》記載：“匈奴斂稅重刻，諸國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內屬，愿請都護。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許之。會匈奴衰弱，莎車王賢誅滅諸國，賢死之后，遂更相攻伐。小宛、精絕、戎盧、且末為鄯善所并……出玉門，經鄯善、且末、精絕三千余里至拘彌。”又有記載：“明帝永平中，于闐將休莫霸反莎車，自立為于闐王。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后遂滅莎車，其國轉盛。從精絕西北至疏勒十三國皆服從。而鄯善王亦始強盛。自是南道自蔥嶺以東，唯此二國為大。”可知兩漢之際，漢王朝無暇顧及外事，西域各國互相攻伐，精絕等小國只能依附于闐等較為強盛的國家。據學界研究，莎車王賢死在漢明帝永平四年（公元61 年），鄯善國吞并諸國則是在東漢晚期。最終精絕國還是被兼并，成為鄯善國的一個行政管轄區。

史書中對精絕國的記載較少，一直以來關于它有許多未解之謎。二十世紀初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今新疆民豐尼雅鄉境內發掘出土了一片漢文木簡，上面有非常清晰的漢隸文書“漢精絕王承書從事”。木簡為典型的漢代官方文書格式。于是斯坦因推測，出土木簡的尼雅遺址和漢簡上記述的“精絕王”有密切的關聯，尼雅遺址很可能就是《漢書? 西域傳》中的精絕國故址。著名學者王國維根據斯坦因的考察報告和尼雅遺址中發現的漢代殘簡肯定了斯坦因的推斷，認為該地“在漢為精絕國地”。自此，這座被沙海掩埋千年的故城又重新出現在世人的眼中。

斯坦因一行于尼雅遺址開展發掘工作

自張騫通西域以來，歷代使者出使西域時都會攜帶金幣和錦緞絲綢。來自漢王朝的絲織品，在當時的精絕國和周邊的城邦國家很受歡迎，以至于在西域形成了一種仰慕漢家之物的風氣。在尼雅遺址的M3號墓 中出土了一件錦被，經線采用了藏藍、絳、白、黃、綠等色，紋樣有舞人、茱萸紋、變體云紋等，其上繡著“王侯合昏千秋萬歲宜子孫”，字體為隸書。學界稱之為“錦衾”。對于這件錦衾的來源我們不得而知，或為賞賜，或為貿易所得，抑或為和親的王侯將相之女攜帶的嫁妝……但作為貼身的隨葬品，無不彰顯其珍貴性。

新疆民豐尼雅遺址出土“王侯合昏千秋萬歲宜子孫”錦衾

此外，在尼雅遺址M8號墓還出土了一件錦護臂，以紅、黃、藍、白、綠五色絲線繡制而成，其上繡有孔雀、仙鶴、辟邪、虎等瑞獸，在護臂上用漢隸繡著八個字“五星出東方利中國”。與“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類似的記載在《史記? 天官書》中就有，原文為“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與此錦護臂一同出土的還有織著“討南羌”字樣的一片錦料殘片。研究人員根據史料分析，兩件織物反映的是“五星出東方，利中國，討南羌”。

新疆民豐尼雅遺址出土“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織錦及“誅南羌”織錦殘片

在《漢書? 趙充國傳》等大量的史料中，都曾記載過漢羌之間的戰事。漢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 年）羌人叛亂，在此緊急關頭，后將軍趙充國自薦率兵征伐。雖然此時的趙充國已是古稀之年，但漢宣帝考慮到他善于用兵，仍派遣趙充國討伐羌族各部。趙充國認為，要想完全征服羌族各部，不能急于一時。于是他在湟水與大通河之間（今青海河湟盆地）遍設屯田，慢慢吸納、同化羌族諸部。屯田雖然很有成效，但漢宣帝認為進度過慢，只是即使要出兵作戰也得深思熟慮，選擇適當的時機。據《漢書? 天文志》記載：“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大利；積于西方，夷狄用兵者利。”又《漢書? 趙充國傳》記載：“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當時漢宣帝得知五星聚于東方蒼穹，認為是出兵的好兆頭，便讓趙充國和敦煌、酒泉的駐軍一起出擊，最終也取得了勝利。錦護臂上的字樣，五星連珠時“討南羌”，正是戰事有利漢王朝的象征。這富有時代特色的句子，被工匠織在錦上，而織錦又出現在西域的精絕國，這也體現出精絕國與漢朝的密切往來關系。

1959 年，史樹青先生在尼雅遺址所在地征集到了一方印章，此印章印文為篆體白文“司禾府印”。學界根據印文內容推測，它是漢代官方管理屯田機構的印章。但是史書上沒有關于“司禾府”這一官署的記載。《后漢書? 西域傳》僅記載漢明帝派兵北征匈奴，在收復哈密后，設置宜禾都尉管理屯田事宜。尼雅遺址古代為精絕國，也曾由漢朝中央政府派兵駐扎，開墾農田。“司禾府印”與“宜禾都尉”均為漢朝在西域屯田的印證。

懸泉漢簡記載表明，自漢宣帝以來，西域的精絕國就一直同中原的西漢政府保持著領屬和貢使的關系。自漢宣帝設置西域都護府管轄西域諸國后，漢與西域諸國的往來更為頻繁。在懸泉漢簡Ⅰ91DXT0309 ③ :97 中記載，懸泉置曾集中接待從大月氏、大宛、疏勒、莎車、渠勒、精絕、扜彌等西域諸國客，這些人員應當是沿絲綢之路南道結伴而行。由此我們可以想象當年古絲路行人相望于道的繁華景象，還有人聲鼎沸的懸泉置。

《“簡”讀中國：敦煌漢簡里的絲綢之路》 馬麗 著

浙江文藝出版社 2024年11月版

定價 78.00元

ISBN：978-7-5339-7828-0

簡牘是紙張普及以前中國文字最主要的書寫載體，記錄了泱泱華夏波瀾壯闊的歷史篇章，是中華民族寶貴的文化遺產，對賡續中華文脈、傳承中華文明具有獨特意義。敦煌是古絲綢之路上的咽喉之地，各族人民在此雜居共處，繁衍生息。因此，兩漢時期多元文明的薈萃交融在敦煌出土簡牘中得到了生動的體現。這些數量眾多、內容豐富、呈現真實歷史細節的敦煌漢簡，是人們認識“絲綢之路”這一人類文明交流史上偉大歷史貢獻的一個重要窗口，充分展現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懷和文化自信。

首先，本書以簡牘視角，探秘絲路歷程。《“簡”讀中國：敦煌漢簡里的絲綢之路》依托甘肅簡牘博物館所藏的四十多枚珍貴簡牘，將其中涉及兩漢時期絲綢之路上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民族關系等的相關內容作為第一手史料，從中挑選出當下大眾感興趣的、與歷史上重要的人物事件有關聯的、具有可讀性的篇目進行解讀，并與傳世文獻互證，形成系列文章，從而還原真實而充滿細節的中國故事，讓簡牘走進普通人的生活。

其次，本書以多維敘事，綜合多學科研究成果。書中分五個單元，全面而系統地講述了絲綢之路的開通過程與發展歷程，從開拓絲路的英勇使者，到經營西域、穩固邊疆的國士；從漢朝經營西域的政策，到絲路上的各類配套設施的完善，再到絲路暢通后的東西交往的盛況。每一單元通過若干精彩小節逐一展開，通過多維度的敘事方式，既展現了古代絲綢之路的宏大歷史背景，又細膩地刻畫了其中的人物和事件。而在敘述的過程中，作者將歷史學、考古學、文獻學等多學科的研究成果融合在一起，揭示了簡牘背后的歷史文化價值。

最后，本書的主旨踐行“兩個結合”，努力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現大眾傳播。書中每一小節包括“文物簡介”“簡牘釋文”“簡文大意”“閱牘延伸”四個板塊，既有對簡牘情況的簡要說明，對簡牘具體內容的解讀，又有關于簡牘背后歷史文化的挖掘和討論。這種敘議結合的寫作方式，既保證了學術的嚴謹性，又兼顧了讀者閱讀的趣味性。另外，每節配以相應簡牘的高清彩照以及與內容相關的圖片，圖文并茂，可觸可感。因而該書是一部兼具學術性與通俗性、專業性與大眾化的歷史文化著作。

本書的作者馬麗是甘肅簡牘博物館館員，曾參與甘肅省張掖市黑水國漢墓的考古發掘工作，以及《張掖甘州黑水國漢代墓葬發掘報告》（上、下、續）的整理工作。多次參與國家級、省級課題，先后發表《從長安到敦煌——盛唐藝術在敦煌莫高窟第45窟中的反映》《吐蕃簡牘特征淺析 多元文化交融互鑒的象征》等多篇論文。本書凝結了馬麗在長期從事中國秦漢史、漢唐考古研究工作中積累的思考和成果。

進入公眾號，點擊往期目錄，（或回復目錄），可瀏覽已推送文章題目，點擊文章題目可直接閱讀文章。

學術與社會

In libris libertas！

訂閱號名稱：Academia-Society

意見反饋郵箱：koolbird@163.com

微信群及微信合作：silentsinger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