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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后，由于凡爾賽和約的限制，德國只能保留10萬軍隊，大量退役軍官無處謀生，只能出走國外，受聘于外國擔任軍事教官。恰巧那時的中國軍隊嚴重缺乏先進的軍事知識、軍事人才和軍事裝備，中德一拍即合，以國家形式進行合作，取長補短。
1930年12月5日，德國軍事顧問魏澤爾向蔣介石建議，國民政府軍隊的最大弊病有兩點：一是多而雜，但兵貴精不貴多，應當改革軍官的培養制度，完善步兵、炮兵、工兵、輜重兵、通信兵的專業培訓，推動中國裝甲兵的發展進程；二是國家只是名義上的統一，軍閥割據，各自為戰，一盤散沙，應建立一支強有力的精銳部隊，制約和制衡各方。
魏澤爾的發展思路是先建立一支教導總隊，系統性地培訓各級軍官和教員，讓他們具備相關軍事技能和指揮現代化戰爭的能力，再分派到各級部隊，起傳幫帶的作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目的是為中國最終建立60個現代化師團。
這個建議正中蔣介石的心坎，于是在1930年12月5日，中央軍校教導總隊在南京成立。一開始，教導總隊只有兩個營的兵力，包含一個步兵營和炮兵連、工兵連、騎兵連、迫炮連、特務連、通信連，以參加過北伐的軍校學生軍為主，由團級軍官與若干連營級特種兵組成的教導部隊，綜合素質在那個時代獨一無二，且絕對忠誠。蔣介石當時定調：“國民政府中央軍校教導總隊的目標是培養日后的團級以上軍官。”
教導總隊屬于“嫡系中的嫡系”，全是德式裝備，包括毛瑟步槍、ZB26輕機槍、Ml932型毛瑟自動手槍，Pak35/36型37mm戰防炮、81mm迫擊炮及鋼盔、刺刀、防毒面具和飯盒等其他單兵裝備，軍服是統一的草綠色制服。所有物品和用具要么直接采購自德國，要么是仿制德國。
指揮官是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的學員，后遠赴德國留學深造的桂永清，外加步、騎、炮、工、輔等方面的15名德國顧問輔助，無論軍械、編制，還是操練規則和戰術訓練都完全按照德國典范令進行訓練。
到1937年時，教導總隊已擴編到三個師，因“訓練精良、紀律嚴明、戰斗力彪悍”被稱為中國陸軍部隊的楷模，當時的國軍和在國外學習軍事的歸國人員，均以到教導總隊服役為榮。
就在蔣介石憧憬一統天下的時候，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此時的中國屬于農業社會，沒有工業，甚至軍隊尚處在冷熱兵器交替使用中，絕大多數部隊還配備有大刀、紅纓槍，步槍是2-4人共用一支，唯有中央軍整編師才能做到人手一槍。
日軍配置了飛機、艦炮、坦克，擁有全方位的海陸空立體作戰體系，隨便一個師團的配置火力都是中央軍整編師的2倍左右。
中國士兵絕大多數根本沒見過艦炮和坦克，當行進中的國軍戰士好奇地盯著天上的偵察機，思索這是什么玩意兒時，日軍艦炮、重炮在偵察機的定位引領下，一輪齊射，國軍一個排、一個連的士兵還未看到日軍步兵就全部犧牲。
日軍旗艦“出云號”的主炮口徑超過400毫米，鐵通一樣粗的日本艦炮射程超過10公里，覆蓋整個上海市區，一旦哪個據點戰事吃緊，即開炮支援，一炮過去打倒一片，硝煙散去，地上留下直徑幾米的巨大彈坑，中國士兵尸骨無存。
與之相比，中國軍隊當時最先進的德國虜伯山炮，最大口徑不過75毫米，射程幾千米，根本無法穿透日艦甲板。因此盡管國民政府投入了70個師的兵力，對戰日軍的20個師團，人數優勢達到4：1，然而在絕對實力和科技面前，我們不僅無法占據上風，反而難以招架。
6萬精銳的桂軍“狼兵”奔襲2個月到上海，僅僅一天就拼光了所有的主力師，白崇禧悲從心起，在作戰室嚎啕大哭；身背斗笠的粵軍打得極其悲壯，廣東子弟慷慨赴死，在淞滬會戰中的死亡率高達99%，戰后粵地處處掛白綾；
8萬川軍兒郎大吼著“錘子”、“先人板板”沖向日軍，戰后僅剩不到兩萬，精銳全軍覆沒；湘軍是全國唯一一支全員參戰的部隊，面對日軍，湘軍傾巢而出，未給自己留一點家底，把全省僅有的13個師全部投入戰場，9萬湖南子弟兵盡皆戰死，淞滬之戰成為湘軍的絕唱，從此中華再無湘軍番號。
除此之外，手握大刀的西北軍、東北軍、滇軍、黔軍、閩軍、鄂軍、豫軍、皖軍齊赴上海，共赴國難……
整個淞滬會戰期間，來自全國各地的70萬國軍與日寇在多條戰線浴血廝殺，總體傷亡達到30多萬人，一天拼光一個師，國軍將士平均存活率只有7秒。蔣介石幾乎打光了家底，以德國整編師為標桿建立的30萬中央軍損失了10萬到18萬人，華夏兒女可謂血流滿地，尸橫遍野，一寸山河一寸血。
戰前以為手到擒來，三個月能占領中國的日軍有苦難言，死傷9萬余人，騎虎難下，不得不從國內向上海繼續增兵。重壓之下，中國軍隊被迫向位于上海邊緣的蘇州河南岸撤退。
再退就是失去整個上海，此刻擺在蔣介石面前的選擇是打還是不打。打，八成是輸，但戰爭已經打到這個地步，蔣介石不敢說不打，否則將失盡民心和士氣。
蔣介石用顫抖的雙手下令教導總隊出戰。德國顧問法肯豪森將軍極力反對，沖進蔣介石辦公室拍桌子怒吼：“教導總隊的三個師是中央軍的根基，不能調上戰場。只要教導總隊還存在，再建國軍德械師指日可待，如果把他們打完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國將無軍。”
法肯豪森所言在理，從古至今，一支軍隊只要骨干尚在，重建是比較容易的事。練兵時，老兵會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去影響新兵，把這支軍隊的戰術、氣質和血性刻在新兵的腦海里、骨子里；交戰時，老兵是定海神針，能穩軍心，振士氣，老兵不死，番號不滅。但如果是從零開始重建一支軍隊，一切從頭開始摸索和塑造，不僅時間長，見效慢，即便建成后也沒有人敢肯定這支軍隊臨敵時的抗壓能力和戰斗力。
法肯豪森對蔣介石說：“現代戰爭打的是國力，日本兵力強盛但國力小，速戰速決對他們有利，我們應該與日本人打成一場消耗戰，以日本的國力無法支撐一場長期戰爭。”
法肯豪森建議蔣介石用空間換時間，放棄一些北方省份，在礦山、海岸和江河地區等處依托地形建設一些防御設施，逐次抵抗，讓日軍每進一步都需要付出代價。國軍最后的防線是依托黃河據險而守，同時敵后組織一些游擊隊，專打日軍的后勤，慢慢消弱其軍事優勢。蔣介石搖搖頭對法肯豪森說：“但戰爭打到這個份上，已非按我個人意志為轉移。”
教導總隊的三個德械精銳師在5天內集中于長江南岸，以第十九路軍的名義進入淞滬戰場。為何不是以中央軍的名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