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民俗學家陶立璠先生訪談錄

陶立璠，甘肅蘭州人，1938年生，2025年2月2日辭世。1960-1965年就讀于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歷任中央民族大學文學院文學教研室主任，教授。中央民族大學民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民間文化搶救工程專家文員會委員、中國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中心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民間文學大系》學術委員會顧問、中國民俗學會顧問、國家亞細亞民俗學會總會長、《中國民俗網》主持。筆者在北京師范大學誕辰120周年之際訪談了中文系（今文學院）校友陶立璠先生，以下是我們訪談記錄整理稿。謹以此文追念我們敬愛的陶先生。陶立璠先生的學術功業永垂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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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學園地的辛勤耕耘者

陶立璠教授本科就讀于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畢業后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學院（現為中央民族大學）任教，我國著名民俗學家。

陶立璠教授的民俗學學術生涯要從“文革”后的1979年說起。是年冬天，西北民族學院（現西北民族大學）在其家鄉蘭州召開了關于少數民族文學教材編寫及學術會議，鐘敬文先生出席了此次會議。會后回到北京，陶立璠便決定將主要精力從文學理論教學轉向民間文學。在此之后，在中國民俗學泰斗鐘敬文先生的教導和影響之下，他在這一領域深耕多年，關注普通民眾的生活，不斷探索并發展多民族的民間文學和民俗學教學與研究。

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民俗學恢復重建的歲月里，經常可以看到一位年輕的教師，無論春夏秋冬，穿梭在北京師大和中央民大之間，這就是陶立璠，他既是學生，亦是兩校之間的“通信員”。陶立璠談到：民間文學有自身的理論規律，從理論上來講，鐘老已經給我們準備好了，我們接受一下就行了。但當時原來的民間文學和民俗學隊伍已經被打散，比如原來的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即現在的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也已癱瘓并正在恢復中；高校里也不再開設相關課程。在這樣的背景下，“有鐘老這樣一面大旗，還有中央民族大學的民族民俗學家馬學良、林耀華、吳文藻等一流的專家，我向誰請教都行啊，學唄讀書唄。因為北京有師大這樣的一個民俗學的學術環境，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基本上每個禮拜都要去師大，去鐘老那里，不光是請教學問，有什么事交給我辦的，我就去辦，給老先生“抬轎子”是件很愉快的事情。我每次去和鐘老談話，就等于上了一堂課。久而久之，和北京乃至全國的民俗學者熟悉了。當時我充當著民族學院和北京師范大學的之間的一個聯絡員，來回跑。冬天無論天多冷，騎著自行車就去了。”

在陶立璠的努力下，中央民族學院的漢語言文學系，在1983年成立了民間文學教研室，并開設了民間文學和民俗學課程。缺少教材，他一邊學習一邊整理少數民族民間文學資料，開始教材的編寫。1985年，其著作《民族民間文學的基礎理論》一書由廣西民族出版社出版，1990年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再版。

1983年，中國民俗學會成立，陶立璠老師最終從民間文學轉到了民俗學的道路。民俗學會成立后，急需民俗學人才的培養。學會決定1983年暑假，舉辦全國民間文學和民俗學講習班，地點定在中央民族學院。陶立璠作為民俗學會成立大會的與會者之一，便承接了這一任務。他在《難忘一九八三》中談到：“記得后來在鐘老召集的一次會議上我見到吳組湘先生，并請他在我的冊頁上題詞，吳老當即為我題寫了“生正逢時”四字勉勵我。的確，我很慶幸在文革之后，能從文學理論的教學轉向從事少數民族民間文學和民俗學教學與研究。這是一種機緣，從此改變了我的學術人生。回想當我站在民俗學起跑線上的時候，清新的、生氣勃勃的學術空氣撲面而來。”參與講習班的150位學生，來自全國各個地區各民族，高校、研究所、文化館等不同領域，后來都成為學科重建的中堅力量。第二年，學會又在門頭溝舉辦了第二期講習班，陶立璠仍然承擔了教學組織工作，在培養學科人才的路上留下深深的足跡。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歷時20多年的《民間文學三套集成》編寫工作，也是陶立璠在民間文學領域的學術實踐。《民間文學三套集成》即《民間故事集成》《民間歌謠集成》和《民間諺語集成》，陶立璠是《民間諺語集成》的副主編（主編馬學良），整個編輯工作都是在教學之余完成的，不計名利、不計報酬、隨叫隨到。諺語編寫當時用的是卡片形式，付出了艱辛的努力。陶立璠回憶說：“你沒看到各地諺語卷的編輯者們，他們編輯工作特別辛苦，滿地都是分類卡片，有的掛在墻上，有的鋪在床上，分省立卷，每卷容量是120萬字，30多卷，整整花費了25年時間完成出版，十套民間文化集成志書，堪稱‘文化長城’。” 20多年扎實的編撰過程，不僅推出了學術成果，而且訓練和培養了一批專家。

陶立璠是民俗資料學的主要倡導者之一。民俗資料是中國民俗學研究的基礎。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陶立璠就著手民俗資料的建設，配合講習班的舉辦，編選了五集100多萬字的《少數民族民俗資料》；90年代開始，策劃出版民俗志叢書。他認為“研究中國民俗學，必須了解我們的民俗學家底究竟有多深厚，我們不能光看那些眼皮子底下的材料，應該放眼全國，編輯出版一部中國民俗志叢書。”在沒有任何科研經費支撐的情況下，克服重重困難，通過十幾年的努力，聯合全國各地的民俗學專家，完成31卷本，1400多萬字的《中國民俗大系》，2004年由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回顧這一經歷，他感慨道：“這套叢書是我花了10年時間做完的，我是總主編，盡了自己的努力，這套叢書定會在中國民俗學研究中發揮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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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民俗學科建設的特別貢獻

陶立璠老師對于少數民族的關注，或者說民族性的自覺意識，早于他與民俗學結緣之時。早在1971年，“文化大革命”進行得如火如荼時，他就曾前往云南進行考察。在當時中央民族學院已經10年不招生，此次考察，主要是深入民族地區，考察民族輿情，中央民族學院還辦不辦？他跟隨考察團從西雙版納到紅河、大理，用了半年的時間在云南做調查，此次考察意外的收獲是近距離觀察到少數民族的民俗風情。

1977年恢復高考，陶立璠老師所在的民族院校，招收的是清一色的少數民族學生，少數民族文學的重要性不得不認真思索。陶立璠回憶說：“身處民族院校，講授中國文學，不研究少數民族文學，那你這個學校和別的學校就沒什么區別。所以當時我們幾個老師就寫一些論文，專門講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和貢獻。像滿族、藏族、回族、維吾爾族、蒙古族、朝鮮族等等，這些民族的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都創造出了很輝煌的成就。但是我們過去很少研究，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在長年的研究過程中，陶立璠特別強調少數民族文學在神話、敘事長詩和英雄史詩等三方面的豐富資源和突出貢獻。

陶立璠老師于80年代參與了《中國大百科全書》的編纂。《百科全書》的中國文學卷其中有兩個分支，一個民間文學，一個是少數民族文學。將少數民族文學作為《中國大百科全書》文學卷的一個分支，是前無古人的。此事主要由中央民族學院來承擔，陶立璠作為副主編參與了少數民族文學分支的編纂工作。從條目框架的設定，到組稿，撰稿、改稿、定稿，付出艱辛的努力。少數民族文學分支一共收錄了包含作家文學在內的200多條目。他還動筆撰寫了10000多字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詞條釋文和多個條目釋文。組稿過程中秉持的原則是：只要是少數民族學者中有研究這方面的學者，就都應該找他去撰寫條目釋文。

1985年以后，中央民族大學中文系開設了民間文學和民俗學兩門課程。陶立璠與教研室的同事，為民俗學科學科建設和發展做出了多種努力。為完善學科發展，他們進行了系統的資料建設。誠如陶立璠所言：“研究任何一門學問，沒有資料是不行的，中國民俗學的資料大概包含兩個方面：一手資料和二手資料。” 二手資料，包括文獻的資料，以及更多的是多年來民俗學家和民俗愛好者田野調查所得的資料。一手資料當然來源于親自觀察和收集。一方面，他通過課程發動少數民族學生進行家鄉民俗考察，獲取一手資料：少數民族學生都大多來自民族地區，且熱愛家鄉，對民俗學、民間文學也有濃厚興趣。

學科建設是系統性工程，民族大學特殊的教學環境，凸顯民族民俗文化的研究，陶立璠除在學生中建立民俗學社，強化課堂教學，還籌劃成立了民俗文化研究中心，聘請校內外民俗學家共同研究民族民俗文化。正是這些學術活動，促進了中央民族大學民俗學學科建設，為此,中央民族大學先后獲得教育部批準，建立了培養民俗學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的教學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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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術研究視野與

回歸鄉村的民俗情懷

作為民俗學家的陶立璠在中國民俗學學科建設中，極具國際視野和眼光。無論是自學電腦，玩轉博客，還是退休后學習書畫，都可以看出他是一位緊隨時代潮流且學習能力極強的老先生。他將中國民俗學放置在世界背景中思考，在當時是很超前的。

早在1965年畢業去到中央民大時，陶立璠就與國際學生有過密切接觸。1965-1966年正值抗美援越，越南為保護人才將很多高中生送到中國，中央民大有200個越南學生，陶立璠作為師大畢業的學生為他們教習漢語。很快學生們學有所成，聽說讀寫都不成問題，被派送到各個專業院校進一步深造。90年代，陶老師前往越南參加學術會議和講學，越南學生前往機場迎接，時光如梭，當年的小姑娘小伙子，也到了要退休的年齡。

90年代，中國民俗學得到飛速發展，有了自己的專業人才隊伍和理論建設。此時，陶立璠萌生了召開國際性學術會議的想法，并以“面向21世紀的東亞民俗文化”作為主題。克服缺乏資金的困難，1996年9月，會議在中央民族大學順利召開，這在中央民族大學的建校史上也是第一次。來自韓國、日本、蒙古、美國、中國臺灣、香港等的100多位學者參會，鐘老在會上做主題發言。此次會議最大的成果是成立了國際亞細亞民俗學會。學會成立20多年里，先后在中國、韓國、日本、馬來西亞、中國臺灣、香港召開了18次國際學術會議，每次會議都有會議中心議題和論文集出版。這對東亞各國民俗文化發展而言，具有不可忽視的積極影響。陶立璠談到：“中國民俗學要學會和國際民俗學交流、對話，在這些交流和對話過程中，能夠學到很多東西，同時也能了解各個國家的風俗習慣。此外，通過國際學術交流，帶年輕人、地方學者參與，特別是地方學者，讓他們參加，開闊學術視野，這對民俗學學科建設，人才培養是十分有益的。”

在校內，成立民俗文化研究中心，為研究各個民族的學者提供交流平臺。聘請來自全國各個院校以及國外的學者，共同參與中心的活動并進行討論。當時的學術活動十分活躍，師大是大本營，但中央民大也是一個重要的“山頭”。陶立璠老師回憶到這里笑了起來：“我們開會，搞活動，一定要把鐘老接來，鐘老也是有會必到。北京大學，北師大、中央民大、社科院的許多學者經常在民族大學聚會，探討民俗學問題。這樣的聚會一直延續到本世紀初。”

陶立璠老師最后總結了中國民俗學發展幾個不可忽視的層面：首先是對民俗資料學的重視，這是基礎性的工作，必須要在民俗資料庫建設上下功夫。其次是對歷代民俗文獻的重視，目前國內缺乏文獻民俗學的課程，民俗學在轉向日常生活的同時更不能忘記基礎的文獻功夫。最后，民俗學研究一定要面向基層，在民俗文化的傳承和發展中，進行理論探討。他本人也正是如此實踐的。

陶立璠老師是從鄉村走出又回歸鄉村的學者，退休后他將關注點放在了鄉村民俗文化振興上。“民俗學者要回歸田野，扎根農村。中國的民俗文化是農業社會的產物，現在農村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許多傳統的村落民俗文化在漸漸消失，村落空心化了。這個時候，民俗學者應該關注這個問題，到農村去，經過不懈的努力，振興村落文化。”他是這樣想，也是這樣做的。多年來，他在北京懷柔九渡河吉寺村落戶，將他居住的小院命名“五柳山居”，舉辦各種民俗活動，吸引村民參與，為服務鄉村做了多種努力與嘗試。作為一位從鄉村走出來的民俗學者，從書齋到田野，用所學的知識反哺鄉土、服務民眾是他無論如何也無法忘懷的初心與使命。

訪談時間：2022年1月14日

訪談人：葉瑋琪、彭心、楊菲

公眾號總指導：蕭放

內容顧問：朱霞 鞠熙

指導教師：賀少雅

公眾號主編：葉瑋琪

欄目責編：閆世龍

圖文編輯：郭麗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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