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公眾人物的悲痛成為流量:汪小菲與大S之死的輿論漩渦
2025年2月3日,中國臺灣藝人徐熙媛(大S)因流感引發肺炎猝逝日本的消息震動娛樂圈。
這場突如其來的死亡不僅終結了一個偶像劇時代的符號,更將前夫汪小菲推至輿論風暴中心。
從清空帶貨櫥窗到街頭淋雨痛哭,從社交媒體留言“死的人應該是我”到反復鞠躬懇求媒體“多說她的好話”,汪小菲的每一個動作都被無限放大。然而,這場看似深情的悼念背后,卻折射出公眾人物在私人情感與公共形象之間的撕裂,以及輿論場中復雜的人性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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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情感表演與真實性的邊界:誰在消費誰的痛苦?
汪小菲的“崩潰”行為極具戲劇張力:清空237條短視頻僅留5條、刪除所有帶貨鏈接、在綜藝片段下留言“老婆,我好想你”、雨中獨行半小時、多次90度鞠躬……
這些舉動被部分網友視為“深情”,但也有人質疑其“表演性”。值得思考的是,當私人情感被置于公共視野時,真實與表演的邊界早已模糊。
一方面,汪小菲的悲痛確有現實依據。兩人曾共同育有兩個孩子,離婚后仍因撫養權與財務糾紛糾纏不休,大S的離世直接切斷了這段未完結的關系。心理學研究顯示,未完成事件(unfinished business)的突然終結常引發強烈情緒反應,汪小菲的失控或許源于此。但另一方面,他作為商人的身份使其行為難以脫離利益考量。
帶貨櫥窗的清空與恢復、麻六記品牌探店的重新顯示,均暗示著流量與商業的潛在關聯。這種公私領域的交織,讓公眾既同情其遭遇,又難以完全信任其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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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生家庭的“詛咒”:一場被預設的悲劇敘事
大S的死亡迅速被輿論歸結為“原生家庭之罪”。網友指責小S與徐母在2月1日仍發布跳舞視頻,忽略對大S病情的關照,甚至重提汪小菲早年“徐家會害慘熙媛”的預言。
這種敘事看似合理,實則簡化了復雜的人生困境。
大S的健康問題早有伏筆:癲癇病史、抗凝血劑副作用、產后癲癇昏迷、抑郁癥等,均顯示其身體長期處于脆弱狀態。然而,她選擇在流感季節赴日旅行,并因“愛美穿得單薄”加重病情,本質上是個體選擇與偶然因素的疊加結果。
將責任完全歸咎于家人,既忽略了成年人的自主性,也掩蓋了娛樂圈對藝人健康管理的系統性缺失。例如,大S為維持形象長期服用藥物,經紀團隊是否盡到健康提醒義務?
行業是否缺乏對中年女藝人身心健康的保障機制?這些問題遠比指責家庭成員更有公共討論價值。
三、流量的遺產:死亡如何成為一場媒體狂歡
從大S去世到汪小菲的反應,事件全程被媒體拆解為“爆點”分發:具俊曄一句“我不好”登上頭條;汪小菲雨中獨行的畫面被反復播放;甚至張蘭的悼念聲明也被解讀為“爭奪孫輩撫養權的前奏”。
在這場狂歡中,逝者成為配角,生者的痛苦淪為流量燃料。
更值得警惕的是輿論的“道德審判”。有人批評汪小菲“假深情”,卻忽略了他作為兩個孩子父親的角色壓力;有人嘲諷小S“冷血跳舞”,卻無視親人猝逝后應激性回避心理的存在。
這種非黑即白的批判,實質是公眾將自身情感需求投射于明星私域的結果。當社交媒體將死亡轉化為即時消費的內容,同理心便讓位于獵奇與道德優越感。
四、未完結的博弈:遺產、撫養權與商業利益的暗涌
大S的離世并未終結矛盾,反而開啟了新的戰場。她與汪小菲未解決的官司、具俊曄可能參與的遺產分配、兩個孩子的監護權歸屬,均可能引發新一輪沖突。
汪小菲高調承諾“負責孩子撫養問題”,既是情感表態,也可能暗含法律策略——通過塑造負責任父親形象,爭取輿論支持以在后續談判中占據主動。
此外,大S的商業價值遺產(如品牌代言、IP版權)如何處理?汪小菲清空帶貨櫥窗的舉動,是否為了規避“消費亡者”的罵名,重塑個人品牌形象?
這些問題尚未有答案,但已顯示出死亡在商業邏輯中的工具性轉化。
結語:在喧囂中尋找人性的微光
大S的死亡是一面鏡子,映照出娛樂圈的功利、媒體的嗜血、公眾的窺私欲,但也讓我們看到人性最本真的部分:
汪小菲那句“熙媛是我的家人”的哽咽,具俊曄電話中的“我不好”,以及張蘭呼吁“共同保護孩子”的懇切,都在提醒我們——在流量的絞殺下,仍有真實的情感值得珍視。
或許,唯有將焦點從獵奇轉向對生命本身的尊重,才能讓這場悲劇不止步于一場喧囂的狂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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