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南京大屠殺，我在鬼子槍口下撿回一條命

作者：北京老螞蟻

口述人：孫晉良（1920—2020）

訪談人：薛剛、王功彬

（孫晉良敬禮照）

一、考取滋陽鄉村師范的“神童”

我1920年出生于山東嶧縣韓莊鎮小坊頭村，1928年八歲的時候到棗莊上了四年的初級小學。當時家里窮，就想考師范。考上師范不光管吃住，發衣服，還每月給五塊錢。所以我1933年高小畢業以后就考了滋陽鄉村師范。滋陽鄉村師范在兗州，全稱叫“山東省立第四鄉村師范學校”。

辦鄉師是梁漱溟提出來的，然后山東教育廳長何思源從東到西創辦鄉村師范學校，從1929年到1930年，一年多時間就辦了八所。

我們學校是每班40人，同學之間的年齡相差很大，小的十四五歲，大的二十多歲，有一半的同學還結了婚。為什么都爭著往那里考呢?因為學生在校的生活費由省財政全額撥款，每月還發給五元錢生活費。每月四塊錢就能吃得很好，還能省下一元錢零花，不用向家里要錢。學校還發每人一身校服，穿出去顯得很精神。所以鄉師學生成了兗州城最風光的人。

當時的學制是三年，我考進去的時候改為四年。按規定畢業以后全部回到老家嶧縣，由當地教育局介紹去擔任小學教師。所以鄉師招生的門檻越來越高，報名一百多人才能考取一個，真是百里挑一。我去考的時候一共是七十多人，只錄取了我一個，所以當時都叫我“神童”。

在學校什么都學，連生理衛生課都有，教俺的老師姓孔。

學校革命的氣氛也很濃。1936年我們參加全國童子軍大檢閱，看到東北童子軍走過，大家都很痛恨日本軍國主義。特別是“九一八事變”爆發以后，我們在校園里經常唱《松花江上》,有的同學上街游行，到火車站臥軌攔火車請愿。“七七事變”以后，濟南淪陷，我們的學沒法上了。我們快畢業了，沒辦法畢業，每天在校園里聽防空警報，躲避日軍飛機。同學們想當兵，扛起槍救國去。所以我們去了南京。

二、南京城危如累卵

我們的一個老師，叫孔德剛，他是37陸軍醫院的醫務主任，跟我們的同學孔德成是堂兄弟。我們是奔他去的。

坐在火車上，正好路過俺村莊，能看見俺家草屋。看著家俺就想：“唉，這一去還不知能不能回來？”

這可能是看最后一眼家鄉，心里別提多難過。家里也不知道我去南京，我不敢給家里說，一說肯定不讓去了。

1937年11月底，到了南京。當時整個南京城的氣氛非常緊張，人心惶惶。我們從挹江門進城，過了城內小鐵路，一路沿著大路走，直接找到了37陸軍醫院，見著了孔德剛老師。醫院安排我當看護兵，負責給傷員打針、護理。

37陸軍醫院在逸仙橋東北200米，日軍的飛機天天空襲，我們就躲在西華門的城門洞里。日軍飛機被高射炮打得不敢低飛，盲目地投完彈就跑，結果還是有兩架飛機被擊中，拖著一溜煙落下來了。

12月7日，日軍攻到了城下，首先猛攻中華門、光華門。8日的戰斗最激烈，中華門爭奪得厲害。我們醫院由逸仙橋轉移到太平路，離前線不過二三里路。

戰況激烈，傷員下不來，到了9日早上，我們幾個看護兵自告奮勇組織了擔架隊，冒著槍林彈雨去抬傷員。來到中華門里面一看，硝煙彌漫，尸體壓著尸體。找見活著的傷員，我們抬起往救護車上送。醫院人手少，不能全部抬走，剩下那些斷胳膊斷腿的士兵，在那里嗷嚎地喊。

到處是血，真慘啊！我回去后感到鞋子底很黏，一看鞋底，一層厚厚的血污。

10日，我院轉移到龍蟠里。日軍開始攻打南門，沒打開，夜間用重炮轟城，地動山搖的。

救護車一整夜沒停，送來的傷員經簡單急救后，轉移到后方。情況越來越糟糕，到了第二天，后送的路不通了，大家惶惶不安，再加上整夜緊張工作，個個面容憔悴、精疲力竭。

最后我們轉移到了上海路，可整夜見不到救護車運來傷員，大家更焦急了，誰也不敢睡覺。到了半夜，發現中山北路的人群向挹江門涌去，馬路上丟滿了行李、衣物。這顯然是炮火掩護開始退卻了。

醫院的醫務人員都沒了主意，既不能打，還沒退路，又不能投降，更不能無代價地等死，真是走投無路，不知所措。

12日，日軍又攻西門。13日凌晨，南京淪陷的當天，陸軍醫院徹底解散。醫院的院長姓杜，是合肥人，他和孔老師找到我們，叫大家把徽章、證件毀掉，然后各奔東西，各自逃命吧。

三、九死一生

12月13日晨，槍炮聲還在四處響著，我們同鄉的九個同學，來到珠江路(原陸軍大學)第三難民收容所，暫時棲身。

14日午后，一群氣勢洶洶的日軍端著刺刀，橫沖直撞地闖了進來。收容所內有個七八歲的小孩正在吃飯，被鬼子一腳踢倒在地，飯碗滾了幾米遠。

日軍吆喝著：“通通集合！”然后逐個檢查，當場帶走了兩百多個青壯年。

這次我僥幸沒有被日軍帶走，躲在難民營里，三天沒吃飯。不是不餓，是吃不下去，到處都是血，心里惡心想吐，覺得心里發熱、渴得冒火，只好在難友中買點米，借個面盆，煮了點稀飯喝。

那個難民營是約翰·馬吉辦的，他是國際紅十字會的人。那幾天日本兵在南京城里大屠殺，把外面的散兵殺完以后，又到難民營里來搜查。

12月16日，日軍又來了，這次被帶走的人更多，包括我在內。臨走的時候，我看見西北角一座樓房，有日軍站崗，有個難友馬上向我使眼色低聲說：“莫看，日軍正在輪奸婦女，剛才有人走近被打得頭破血流，生命難保。唉……”

日軍把我從難民群中拉了出來，還有我的濟寧同學王教武。王教武原來叫王孝武，俺倆感情好，他就把王孝武便改成王教武，因為我字“教文”。

日軍把我們從難民營里帶到大街上，沿中山路向南，又折向廣州路。走著走著，突然叫我們停下，有個日本兵把我從人群里叫了出來，然后放走了。

怎么回事？原來他們看我又矮又小，才一米五多個子，像個學生不像軍人，就說：“你地，小孩地，開路！”

就因為我個子小，才留下一條命，我不知道是該笑還是該哭！

王教武肯定被機槍“點名”了，因為我再也沒有見過他。

那時候整個南京城都危險，我一想，還是回難民營比較安全。我趕緊往難民營走。路上又遇上一伙日本散兵，又把我抓了起來。不過這次抓我是讓抬東西，他們搶來的辣椒醬和咸菜，讓我把東西抬到日軍兵營。擱下東西后，我想這樣出去實在太危險，就讓那個抓我抬東西的日本兵要路條。這個日本兵好說話，找了張小紙，用鉛筆寫了張路條。

這時遠處一個日軍小頭目沖我招手，把我叫過去，一邊用手比劃著打槍的姿勢，一邊用生硬的中國話教我：“打——蔣——介——石！”我一聽就明白是日軍想讓我跟著他們打蔣介石，我嘴上附和著說：“是是，打蔣介石。”日軍小頭目很高興，指了指一旁的米飯和牛肉罐頭，說：“你的米西米西。”我說：“我不餓。”

其實我已經三天沒吃飯，能不餓嗎？我心里只有恨，就算是餓死，也不吃你日本鬼子的飯！

現在想想當時應該吃，吃了才有勁啊。

我說：“你讓我當日本兵，我得回家給我爹娘說一聲啊。”日軍小頭目一看，哎，這小孩還怪聽話的，就用鋼筆認真地給我寫了一張路條。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那張路條上的內容：什么什么良民，什么什么沿途保護，中島部隊，時間是昭和十二年（1937）十二月十六日。

我從日本軍營出來，撒腿就跑。來到了和平門車站，壞了，又被日本兵抓住了。加上我一共七人，用刺刀逼著走向車站北邊的“萬人坑”。

到那里一看，完了，大坑四周都是日本兵，大坑里從上到下都是尸體，有的還冒著血沫。我心里想，這是剛剛出虎穴，又進狼窩了。我嚇得縮在一個大個子青年身后。

就在命懸一線的時候，突然遠處有個日本兵向這邊叫。這邊的日軍過去，他們咿哩哇啦地說了幾句，接著把我和另一個個頭不高的孩子拽了下來，交給遠處那個日本兵。

我問那個小孩是哪里人？他說他家就住在鼓樓北街。俺倆說著沒走多遠，后面就響槍了。回頭一看，大坑邊的五個人不見了。那小孩“哇”地哭了，說他哥還在里面呢！

日本兵把俺倆人拽出來，是留下來當馬夫。俺到馬棚一看，日本的大洋馬好大，俺就裝害怕，嚇得不敢往前圍。耗了有個把小時，我說俺干不了。日本兵很生氣，咿哩哇啦地罵了幾句后，說了句：“統統開路。”把俺倆趕走了。

被日本兵轟出來以后，我再折回和平門。這時候天快黑了，俺倆怕再遇見日軍，不敢走大路，凈撿小巷走。小巷子黑咕隆咚的，走不了幾步就會被死尸絆倒，爬起來一摸，手臉都沾的是血，嚇得俺倆不敢走了，又走回大路。常常會遇到日軍打著電筒照來，我就舉起那張路條。一直到晚上九點多，才回到難民營。

過了兩三天，日本兵開始發“良民證”。領“良民證”的時候，我看到原來37陸軍醫院的同事有好多也在這里。是馬吉牧師把他們保護起來了，他們繼續在難民營、紅十字醫院里面搶救傷員。

到了1938年的4月份，南京紅十字醫院里的傷員有二百多人，都是截肢的重度殘疾軍人，其他的傷員只要能動的都跑了，誰還想在那里呆啊？后來就把這些重傷員全部交給了侵占南京的日軍。

我一直在難民營里面，馬吉牧師的兒子與我同歲。有時晚上去他家玩，記得有一次在他家聽收音機，聽到日軍在臺兒莊打了敗仗，心里高興。臺兒莊離我老家不遠，很親切。

我總共在南京前前后后呆了四個月，后來我一看不行，得走。馬吉牧師給了我十元錢。

四、投考黃埔

我順著長江往西走，一口氣走了二十多公里，到了安徽全椒，遇到了一支部隊。他們防范從南京過來的日本特務，所以對南京來的人檢查很仔細。我一了解，才知道是新四軍，支隊長叫葉飛。他說：這下你可以放心了，渴了喝水，餓了吃飯。

我就在新四軍里吃了一頓熱乎乎的飯，這也是幾個月以來吃得最香的一頓飯。后來繼續往西，走到巢湖、舒城、桐城，最后到了安慶。到安慶后坐船到九江，然后由九江縣政府安排，免費坐船到了漢口。

我原來的很多同學那時候都從山東到了湖北，原來的滋陽鄉村師范也搬到了湖北鄖陽，叫國立湖北中學。我到達漢口以后，又領了國民黨軍需部發放的十塊錢，本想繼續當兵報國。這時知道師范同學也在湖北，于是我再次進入學校讀書。

1938年8月，我從湖北中學畢業。畢業以后趕赴武漢，一心想尋找報國的機會。有一天突然發現黃埔軍校正在招生，我喜出望外，覺得報國的機會來了，就在報名站報了名。我平時學習認真，基礎很好，沒費多少勁就輕松過關，順利考上了黃埔軍校，于1938年10月份進入黃埔軍校成都分校第16期學習。

第16期學生分為3個總隊，第一總隊于1938年10月入校，1940年12月畢業，有接近1600人。第二總隊是1939年1月入校的，在銅梁受訓，1939年10月畢業，也是1600多人。第三總隊1939年春入校，1940年4月在成都北校場畢業，有1100多人。

我屬于第一總隊，被分到炮科，在第一總隊炮兵二隊。同隊有個臺兒莊的老鄉叫譚杰。1945年我去甘肅靜寧縣接騾馬，在陜西我們還見過一面，從那以后再也沒有消息了。

記得很清楚，我是1938年8月在湖北中學畢業，10月進的黃埔軍校，1940年12月25日黃埔軍校畢業的，那天是圣誕節，然后被分配到第15軍。時間不長，被提升為3連的少尉隊長，1943年又被選送到都勻炮兵學校進修半年。1944年初回到河南，升為連副。后來抽調到炮兵教導隊任中尉區隊長，再后來升了上尉觀測員，最后是連長。我們從晉北打到晉南，同八路軍一塊并肩作戰。后來部隊快被消耗光了，就撤回洛陽，參加了洛陽保衛戰。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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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簡介：王正興，原解放軍某野戰部隊軍官，曾在步兵分隊、司令部、后勤部等單位任職，致力于戰史學和戰術學研究。其傾心力作《這才是戰爭：抗美援朝（第一卷）敵我詳情及初戰》現已出版，獲得解放軍檔案館、國防大學、軍事科學院、清華、北大、浙大、國防大學、軍事科學院、國防科技大學等單位的肯定和訂購。后續各卷正努力寫作中。《這才是戰爭》和《這才是戰爭·將略》還有少量余書。有關信息敬請關注公眾號“這才是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