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文科大敗局？

文科專業為什么被大量裁撤？文科為什么比理科更難找工作？先別急著說“文科無用”，其實最關鍵的一點在于市場供需出了問題。

文科類知識給人帶來的影響是無可替代的。科學強調懷疑精神和理性推理，而人文則更注重感悟和踐行，兩者分別對應著向外探索和向內尋求，缺一不可。

如果說理工培養的是“生產性人力資本”，那文科對應著“化險性人力資本”，在人類文明中分別負責創造和秩序。

當下技術飛速迭代，隱藏在背后不易察覺的風險也在加速累積，這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化險性人才”。

文 |浩然

本文為商隱社原創文章，轉載請聯系后臺

文科似乎流年不利。

去年年底，《南風窗》發表的文章《全球文科倒閉潮,來了》引發全網熱議，文章引述哈佛大學的新聞稱，哈佛本科生學院2024年取消了至少30門課程，涉及二十多個系。這些大多是文科專業。

不只是哈佛這樣的名校，全球范圍內還有相當多的大學紛紛對文科“動刀”。

比如美國西弗吉尼亞大學，早在2023年就削減了28個專業，大多屬于語言、藝術等文科領域；

去年3月，英國肯特大學宣布逐步淘汰藝術史、人類學、新聞學等6個人文學科領域的課程；

韓國釜山大學從去年起就停招了德語教育和法語教育兩個專業，多所大學的文科專業也被取消或合并；

我國的西北大學、中科大、四川大學等都對文科專業進行過大刀闊斧的裁撤，2019—2022年經教育部審批撤銷的文科專業有1422個之多。

至于為什么要裁撤文科專業，有的學校是為了壓縮支出，還有像哈佛這樣“財大氣粗”不缺錢的，則是因為很多學生迫于就業壓力不選文科，課程開不起來。

于是“文科消亡”的話題頻頻登上熱搜。

屋漏偏逢連夜雨，DeepSeek橫空出世，AI持續迭代不斷引發震動，人們對被替代的焦慮愈發強烈。在很多人看來，首當其沖的就是文科類專業，給文科的前景又蒙上了一層陰影。

面對技術變革浪潮，清華、北大等多所“雙一流”高校相繼宣布今年將擴大本科生招生規模，擴招人數從150人到500人不等，擴招生源大多將投入到人工智能及相關學科專業中去。

與AI等新技術相關的專業被高校奉為座上賓，更映襯出文科的落寞。網上也一片唱衰文科的聲音。

在新技術面前，文科真的是“無用之學”？文科真的敗退了嗎？

我認為，“文科敗退”“文科消亡”“文科倒閉潮”等說法都過于夸張，文科生也不必自怨自艾，不能因為近幾年文科專業發生普遍的大調整就認為文科不行了。看事情不能只從一個點去看。

文科專業為什么被大量裁撤？文科為什么比理科更難找工作？先別急著說“文科無用”，其實最關鍵的一點在于供需出了問題。

去年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在一次采訪中就提到“不僅一般的文科院校在擴招，大量的綜合性大學、理工大學也都在辦文科，尤其是他們拿理工科的錢來搞文科，中國的藝術類、政法類、財經類學生都出現過剩。”

如果文科生供給真的多了，超出了市場需求，那出現文科生難找工作的現象，以及高校裁撤部分文科專業，其實是市場經濟中的正常現象。

即便再有用的技能，當市場上供給遠遠大于需求時，也會出現大幅度貶值。

我國大學的專業一般可以分成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兩部分，前者被看作是文科，后者是理科。而從《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2024年）》來看，所有專業被劃分為哲學、經濟學、法學、理學、工學等12大門類。

其中，哲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文學、歷史學、管理學、藝術學屬于人文社會科學，而理學、工學、農學和醫學則屬于自然科學。

《中國教育統計年鑒》里詳細列明了每年各門類本科、碩士、博士畢業生的數量，但鑒于大多數大學對文科的縮招和專業調整只針對本科，所以我們只看本科生的情況。

我從網上找到了2018-2022年的。2022年全國共有本科畢業生471萬人，把人文社會學科的畢業生加起來能有244萬，其實占到了總數的51.7%。

圖為2022年普通本科分學科門類畢業生數（圖源：《中國教育統計年鑒2022》）

再往前看幾年，人文社會學科本科畢業生占比也基本維持在52%左右，應該說占了一半多。

早在20多年前，國務院學位辦公室有一項統計數據顯示，我國大學授予的自然科學學士占學士總數的67%，理科畢業生占了絕對多數。

所以從總體來看，這20年間，大學文科畢業生的比例其實是大幅提高的。

這一方面是在服務業逐漸取代工業成為國民經濟發展主導產業的過程中，就需要大量人文、社科類人才。

比如中國加入WTO后外貿、外語等一度成為炙手可熱的專業。我大學本科讀的是國際貿易，但當年進入大學時，全球剛被2008年經濟危機重創后不久，國際貿易已顯蕭瑟，授課老師回憶起外貿最繁榮的年代時，總會不無驕傲地提到當時招來的都是最優秀的學生。金融、財會等專業也曾相當熱門，投行、券商、銀行的火熱程度不亞于今天的高科技行業。

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高校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擴招。

從全球各國的歷史經驗來看，只要高等教育從精英化走向普及化，文科培養規模幾乎都比理科有更大規模的擴張。

我國開啟高校擴招始于1999年，此前一年我國本科加專科招生人數只有108萬，適齡人口的毛入學率還不到10%，低于國際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最低標準（15%）。大學擴招是必然趨勢。

此時適逢亞洲金融危機，國內有效需求不足，外貿增長乏力，國有企業改革又帶來了大量下崗員工，再加上還有300萬上不了大學的高中生流到社會上，給我國經濟和就業帶來相當大的壓力。而通過高校擴招來短期刺激經濟、延緩就業問題就成了一劑良藥。

高校擴招從一開始就相當猛烈，1999年原計劃調整招生規模比1998年增加21%，結果實際增加了40%多，之后持續了多年的高增長。

到了2008年，教育部本來表示高校擴招步伐放緩，但卻又遇到了世界金融風暴，直到2011年高校招生人數才逐漸趨于平緩。2023年全國本專科招生規模達到1042萬人。

從央地關系的層面來看，高校擴張本質上是把更多的招生自主權下放給了地方政府，因此地方院校是擴招的主力軍。

借助擴招，很多地方專科院校升格為本科，學院升格為大學，專業院校升格為綜合大學，還有很多大學進行了合并。擴招使大學得以升格，升格又能促進招生。每座城市的郊區拔地而起的不光有產業園，還有大學城。

此外，文科比理科擴張幅度更大。因為眾所周知，在文科生與理科生收費基本相同的前提下，培養一名文科生投入的成本更低，邊際產出率更高。

理科生需要做實驗，要購買器材、設備、試劑，還有匹配較為強大的師資力量。與之相比文科生的培養方式就“簡單”了，授課和評估起來也更有“彈性”，同樣資源條件下能培養更多人，效率更高。由此使很多院校更偏重文科建設。

甚至一些缺乏文科土壤，軟硬件不足的理工大學也把文科專業建設作為首選，專業設置上也嚴重跟風，一下子設置幾十個，本身就脫離了市場需求。這才有前面劉元春校長所說的“文科生太多了，有高校拿理工科的錢搞文科”。

而在同樣大力裁撤文科專業的美國是什么情況呢？

從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官網找到了2022年美國每個專業本科畢業生的數量，做了一個簡單的劃分，人文社科類畢業生占比超過60%。再往前看幾年也基本差不多。

2022年美國本科畢業生各專業分布情況（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筆者整理）

美國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就開始去工業化，制造業向國外轉移，逐漸轉變成服務業主導，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早已完成，不需要數量龐大的工科人才，彼時教育學成為學科細分中最熱門的領域。至80年代，商科崛起并長期占據主導地位。此外，健康醫療專業本科畢業生占比由1970年的3%達到2022年的13%。

進入90年代后，信息產業大爆發，科技加速發展，市場對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專業畢業生的需求激增，但也并沒有撼動人文社科類專業占據絕對多數的地位。

歐洲、日韓等國家的本科畢業生中，也幾乎都是文科生更多，這是教育大眾化的結果。

當下各大學對一些文科類專業的裁撤，更像是在擠泡沫，“文科消亡”“文科無用”實屬嚴重夸大其詞。

文科類知識給人帶來的影響是無可替代的。科學強調懷疑精神和理性推理，而人文則更注重感悟和踐行，兩者分別對應著向外探索和向內尋求，缺一不可。

那些做出過偉大貢獻的人無一不是“站在科技和人文的十字路口”，我記得沃爾特·艾薩克森在《愛因斯坦傳》中提到：

“愛因斯坦對數學的優雅有一種近乎直覺的信仰。他相信，自然界的終極規律一定是簡潔而和諧的。例如，他因廣義相對論的場方程滿足協變性（數學對稱性）而堅信其正確性，即使當時缺乏實驗驗證。”

這里就不光有對科學的探索，還有對美的理解和追求，數學公式在他心中激起的美感可能跟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曲》是相通的。

喬布斯也曾提到：

“蘋果之所以能與人們產生共鳴，是因為在我們的創新中深藏著一種人文精神。我認為偉大的藝術家和偉大的工程師是相似的，他們都有自我表達的欲望。”

當下其實很多大學都在強調“新文科”教育，核心主張就是重組傳統文科，倡導文理交叉，把新技術融入文科課程，這是非常有價值的探索，文理本就不該被嚴格區分開，能把之前故步自封的文科重新拉回來審視和回應科技和社會發展。

文科知識能對人進行塑造，對創造力有所啟發，這一點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感悟。而從宏觀角度來看，文科也是人類文明里不可或缺的一半。

人類文明包括創造和秩序兩部分，文明進步不只需要生產力的提升，更能使人們能穩定生活、免于暴力和威脅。

經濟學家陳志武把促進創造的人稱作“生產性人力資本”，把維護秩序的人稱作“化險性人力資本”，前者可以看作是通過技術提升來提高生產率，后者就是降低人類生存的風險，包括生活風險、社會風險、心理風險。這兩類人才粗略地對應對著理科生和文科生。

從古至今人類面臨的風險太多了，大到戰爭、災害、食物短缺、暴力沖突，小到人際糾紛、家庭矛盾、人生變故。

應對這些風險不只依賴于技術進步，很多時候還需要“化險性人才”通過社會組織形態、產出分配模式、人際合作方式、文化、制度、市場等的改善來調節。

所以在人類發展中出現了禮節、家庭、宗族，到宗教、教義推出，到立法、司法、國家體系的建立，再到保險、股票、債券、基金的發明，無不圍繞規則和秩序，或為加強人際互信與合作。

想想看，即便一段時期內尋求不到更高的技術創造更多增量，如果有更合理的分配制度，縮小收入差距，降低風險，其實也是文明的進步。

當下AI等新技術以從未有過的速度迭代，能大幅提升生產力的工具蓄勢待發，但與此同時，隱藏在背后那些不易察覺的風險也在加速累積，這其實更需要“化險性人才”。

19世紀工業革命興起之后，當時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模式都無法應對相關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封建主義、君主制和傳統宗教不適合管理工業大都市、幾百萬背井離鄉的工人，并面對現代經濟不斷變化的本質。

狄更斯筆下的煤礦童工、第一次世界大戰和1932—1933年的烏克蘭大饑荒，都只是人類付出昂貴學費的一小部分。

現代文明有核武器及各種更高級的技術，破壞力也更驚人，我們需要有比面對工業革命時有更強的化險能力才行。不然就像駕駛著一輛只有油門，沒有剎車的快車一樣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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