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孩子，怎么就啃老到了50歲？”

編按：“8050問題”，定義為80多歲的高齡父母與50多歲無業、蟄居的子女同住的社會現象，他們在經濟上陷入窮困，日益孤立于社會之外。在鄰國日本，超過100萬人正身處類似境遇之中，其中，40~60歲的蟄居人口超過了60萬。“8050問題”已然不再只是日本的社會問題，更是東亞社會未來可能會面對的課題。

▍震驚社會的兩起案件

2019年5月28日清晨，一群小學生在神奈川縣川崎市多摩區登戶車站附近等待校車。突然，一名50多歲的男子雙手持刀沖了過去……在這起案件中，一名小學六年級的女孩和一名送孩子上學的父親遇害，傷者人數達18名。

四天后的6月1日，一名住在東京都練馬區的父親（70多歲）用廚刀刺向了兒子（40多歲）的胸部等多處部位，起因是兒子嫌“運動會的聲音太吵”而開始暴躁，兒子被送到醫院后確認死亡。據說父親向有關搜查人員透露，兒子曾有家庭暴力行為，并有蟄居傾向。他擔心兒子會做出與川崎案件罪犯同樣的事，所以殺了他。

川崎案件加害人與練馬案件被害人的生活模式都接近蟄居狀態……蟄居是指不參加社會活動，以家庭 為中心生活的“狀態”。誰都有可能處于這種狀態。

厚生勞動省公布的《對蟄居的評價、援助指南》（2010）中，對蟄居做了以下定義：

由于各種各樣的要因，回避社會活動（包括義務教育階段的就學、非正規雇用的就業及 家庭外的交際等），原則上是持續 6 個月以上基本不外出的狀態（包括與他人不交往的外出行為），是一種現象概念。

▍超過 100 萬的蟄居人口

2019 年 3 月，日本內閣府調查顯示，在全國范圍內，年齡在 40 歲到 64 歲之間、處于蟄居狀態的人口達到了 61.3 萬人。這是首次將中老年群體納入調查對象。

2016 年的調查顯示，年齡在 15 歲到 39 歲之間的年輕群體中，處于蟄居狀態的有 54.1 萬人。由于此次調查將 40 歲以上的人排除在外，不少人呼吁“應該有很多中老年案例”“應該擴大調查對 象的年齡范圍”。為此，日本內閣府擴大了調查對象的年齡范圍。從兩次調查結果的總和來看，日本全國處于蟄居狀態的人口超過了 100 萬。

我們再來看一下調查的概要。2016 年，日本內閣府開展了“關于年輕人生活的調查”（以下簡稱“對 39 歲以下人群的調查”）。該調查以 15 歲到 39 歲之間的人群為對象，有效參與人數為 3115人。其中，處于蟄居狀態的為 49 人，占有效回收數的 1.57%。根據 2015 年總務省推算的 15 歲到39 歲的人口總數（3445 萬人）推測，蟄居人口達54.1 萬人（圖表 1-1）。

另一方面，2019 年“關于生活狀況相關的調查”（以下簡稱“對 40 歲以上人群的調查”）則以40 歲到 64 歲之間的人群為對象，對 3248 人進行了調查。調查顯示，處于蟄居狀態的有 47 人，占有效回收數的 1.45%。根據 2018 年總務省對 40 歲到 64 歲的人口總數（4235 萬）推算，蟄居人口為 61.3 萬人。

▍蟄居狀態的多樣化

說是蟄居，其實符合此定義的狀態很廣泛。對 39 歲以下人群的調查顯示，“平時在家，只在有自己感興趣的事情時才外出”的“準蟄居者（A）”（圖表 1-1），49 人中有 33 人（有效回收率為 1.06%）。

另外，“平時在家，會去附近便利店”的有 11 人（同比例 0.35%），“會出自己房間，但不出家門，或是幾乎不出自己房間”的有 5 人（同比例 0.16%），

這些都屬于“狹義蟄居者（B）”。我們將“準蟄居者”和“狹義蟄居者”統稱為“廣義蟄居者（C）”。

并且，蟄居族以男性居多，對 39 歲以下人群的調查顯示，男性占比為 63.3% ；對 40 歲以上人群的調查顯示，男性占比為 76.6%。

調查雖然面向全國展開，但樣本規模并不大，調查對象中，處于蟄居狀態的人數也不足以支撐對其進行多角度分析。筆者將在第二章中嘗試從更多角度來把握社交孤立的實際情況。

▍契機與持續時間

開始蟄居狀態的契機呈現出多樣化趨勢：許多人因為校園欺凌、不登校（拒絕上學）、考試失利、求職失敗、被工作了數十年的公司裁員，或是因丈夫工作調動搬到沒有熟人的地方而開始蟄居，其開始時期和狀態持續期也各種各樣。

對 39 歲以下人群的調查顯示，處于蟄居狀態的 49 人里，以“逃學”為契機的占 18.4%，“不適應職場”的占 18.4%，“求職不順利”的占 16.3%，“人際關系不好”的占 16.3%，“生病”的占 14.3%。

同調查中，我們發現在“中小學時期在學校的經歷”（圖表 1-2）中，蟄居者中很少人“經常和朋友聊天”“有好朋友”，而是比他人更多地經歷“經常需要忍耐”“被朋友霸凌”“跟不上學校的學習進度”“有過逃學”“獨自玩耍比和朋友一起玩更開心”等狀況。蟄居者，很有可能在陷入蟄居狀態之前就存在精神壓力、無法獲得自信的問題。

對 40 歲以上人群的調查顯示，47 位蟄居者中，以“離職”為契機的占 36.2%，“人際關系不融洽”的占 21.3%，“生病”的占 21.3%，“無法適應職場”的占 19.1%，“求職不順利”的占 6.4%。

如圖表 1 - 3 所示，我們可以發現，調查時，每個年齡段都有蟄居者。

圖表 1 - 4 呈現的是他們的蟄居狀態持續時間。對 39 歲以下人群的調查顯示，蟄居 3—5 年的人占28.6%，蟄居 7 年以上的人最多，占 34.7%。對 40 歲以上人群的調查顯示，蟄居 3—5 年的人最多，占 21.3%。蟄居 30 多年的人占比 6.4%，而蟄居6個月以上但不滿一年的人占 6.4%，呈現出多樣化趨勢。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處在廣義蟄居狀態”的蟄居者占比：在對 39 歲以下人群的調查中，3115 人中有 158 人；在對 40 歲以上人群的調查里，3248 人中有 134 人。所占比率分別為 5.1%、4.1%，可以看出，在人生某一時期，陷入蟄居狀態的人絕不在少數。

▍工作經歷與家庭構成

在對 40 歲以上人群的調查中，符合廣義蟄居者定義的人群，其工作經歷和家庭構成多少令人意外。

其中， 曾為正式雇員的人群占比上升至 73.9%，非正式雇員占比上升至 39.1%。35 歲以上人群中，無固定職業的占 53.2%，尼特族 1 占 21.3%，工作一年內離職或跳槽的人占 10.6%。由此可見，一定比例的人從事過長期工作。

從家庭構成來看，與母親同住的占 53.2%，與配偶同住的占 36.2%，與父親同住的占 25.5%，與子女同住的占 25.5%，與兄弟姐妹同住的占 19.1%，我們可以發現，其中與配偶或子女一起生活的并不在少數。而在對 39 歲以下人群的調查中，沒有家人同住的占 10.6%，與配偶同住的占 6.6%，與子女同住的占 6.1%。相比之下，64 歲以下的蟄居者并不一定符合“未婚且與父母同住”的社會刻板印象。

在對 40 歲以上人群的調查里，由蟄居者本人維持生計的占 29.8%，由父親維持的占 21.3%，母親則占 12.8%，由此可見，很多蟄居者本人會在經濟上支持家庭。而在對 39 歲以下人群的調查中，由蟄居者本人主要來維持生計的僅占 2%。

另外，兩項調查都對調查對象的同住人實施了調查。在對 39 歲以下人群的調查中，同住人認為“調查對象處于廣義蟄居狀態”，2897 人中有 74 人；在對 40 歲以上人群的調查中，2812 人中有 138 人。所占比例分別為 2.6% 和 4.9%。

調查對象本人自認為處于蟄居狀態的，39 歲以下人群的調查中占比為 1.57%，40 歲以上人群的調查中占比為 1.45%。相比之下，同住者占比更高。由此可見，有關蟄居狀態的理解，調查對象和同住者之間大為不同。

判斷一個人是否處在蟄居狀態并不容易，我們不能只關注蟄居現象本身，也要關注無業、未婚的子女和高齡父母所處的社會孤立狀況，多角度地把握實際情況。

▍蟄居的背景

蟄居狀態開始的契機是不登校、退休、求職失敗，而后真正陷入蟄居狀態并長期持續，其背景大家能想到哪些呢？

2003 年，厚生勞動省發布了舊《“蟄居”應對指針》（最終版），從“生物學”“心理”“社會”等層面分別對蟄居背景進行了說明，我們可以將此作為參考。

“生物學”層面，是指因患感統失調、抑郁癥、強迫癥、恐慌癥等精神疾病而蟄居。這可能發生于蟄居之前，也可能因蟄居而產生。

另外，蟄居現象背后，也存在輕度的智力障礙、學習障礙、高功能廣泛性發育障礙等。有人吐露，在學校生活中，自己不擅長某門特定的學科，即便擅長學習，卻難以在休息時間與朋友聊天等。正因如此，他們在生活中經歷了旁人難以察覺的艱辛，精神壓力日益積累，繼而陷入了蟄居狀態。另外，2010 年新的《關于蟄居的評價、援助指針》還詳細介紹了蟄居的三種類型（圖表 1-5）。

“心理”層面是指，在蟄居狀態開始之前就存在的精神壓力，以及在蟄居狀態下生活時本人所承受的緊張感和不安感。即使看起來像是突然變成了蟄居者，但或許之前他本人一直在忍耐。

就像人們常說的“優等生的窒息”一樣，受到周圍高度評價的人，有時會突然無法再上學或上班。另外，蟄居者本人諸如“別人會怎么看我”的焦慮會加劇，進而懼怕與他人交往。

從“社會”層面來看，在升學和就職等備受期待的人生轉折點上，有時會遭遇挫折，未能順利按照預想軌道前進。厚生勞動省在《指針》中指出，在只認可就學、就業的環境中，經歷過蟄居的人想再次進入社會時，會面臨很多困難。“要是蟄居，將來就完了”“不同于他人，這樣不好”，若周圍的人都用這樣的眼光看待蟄居者，不僅是蟄居者本人，就連家人也會覺得蟄居“不妙”，是“壞事”，無法向外界尋求援助，變得越來越孤立。

綜上所述，導致蟄居狀態開始的契機、讓蟄居狀態持續的因素與蟄居本人及其家庭情況的疊加，會使蟄居狀態長期持續下去。在此，想請大家注意的是，蟄居并不意味著疾病或行為障礙。重要的是，要以此為契機，回顧蟄居者及其家人的煩惱并對此持續梳理。同樣，為了不讓蟄居者及其家人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社會要提供必要的援助。

▍開始蟄居時

父母在子女開始蟄居時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做的呢？

在養育子女時，恐怕沒多少人預料到孩子會陷入蟄居狀態。因此，他們無法很好地理解眼前的事態。等回過神來，暫時不上學或不上班的子女已經在家里待了數月甚至數年，很少會及時意識到這就是人們常說的“蟄居族”。父母感到不安，但也覺得子女“只是稍事休息”，他們原地等待，期待子女能夠有所行動。

周圍的人也覺得，“如果父母能嚴厲對待子女，他們總會回到學校或工作崗位上的”。然而，采用訓斥激勵態度的師長反而往往會讓子女自我封閉，失去和子女的連接點。

很多父母在發現無論怎樣子女都不為所動時，只能自我責備，也有很多家庭以此反省育兒方式：“也許是自己把孩子逼到了蟄居的地步。”

同時，在這種情況下，父母也自然會想“孩子很可憐”“我想等孩子自己開始行動”“先隨他去吧”。

即使想找人聊聊子女，父母面前也矗立著一堵“高墻”。一想到找人咨詢、接受家庭訪問會暴露“家丑”，就會產生抵觸情緒，索性“就這樣吧”。但父母也并非放任不管，許多人會在子女年幼的時候經常去窗口咨詢。但是，蟄居問題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決的。咨詢的父母受到專家說教，也會受到傷害。久而久之，父母就會對向外界咨詢感到猶豫。

在蟄居援助體制尚不健全的 21 世紀初，面對蟄居的子女，父母們像迷路般在困惑和不安中摸索著前進。我們來聽聽這些父母的傾訴吧（本書介紹的案例在不影響內容理解的前提下，做了細節上的變更）。

▍案例 1- ①

處于蟄居狀態的加藤清美（化名、20 多歲）

清美因在人際關系中受挫而休學。當初，母親幸子（化名、50 多歲）認為，女兒總有一天會去學校。得知這種狀態可能會持續多年時，她開始反省自己的育兒方式。

被母親語言傷害的女兒

三女兒清美上大學時，母親幸子面臨了蟄居問題。女兒抱怨社團成員之間關系不和，幸子建議道 :“又不能改變對方的性格，所以你自己必須要改變。”對此，清美抗議道 :“我不希望媽媽這么說。”第二天起，她就把自己關在房間里，沒再去學校。

幸子一直認為自家與“蟄居”一詞無緣。印象里，女兒當時看起來非常疲憊。她很納悶，“作為一個母親，我能做的都做了，能教的都教了，為什么孩子會這么累呢？一不愉快就不去學校了”，她覺得女兒不愿意去學校，只是因為懶惰。

但是，幸子仔細聆聽了清美的故事，發現女兒的煩惱很是深重。“活著真難，你不生我就好了”， 聽到女兒吐露心聲，為了減輕女兒的心理負擔，幸子便告訴女兒：“不用勉強去學校，辦理休學手續吧。”

之后，清美開心地度過了一個月。幸子心里琢磨，“等她情緒穩定下來就會去學校了”，然而不久，清美的生活就開始晝夜顛倒，徹底不再走出房間了。

“我這么關心你，你到底在想什么！”幸子覺得自己的期待被辜負了，非常失望，但又對女兒的狀況感到困惑，擔心得淚流不止。

幸子開始尋找有關蟄居的書籍，收集關于咨詢窗口的信息，后來得知當地有一家 NPO 機構。此時，距離女兒表現反常已經過去了四個月。幸子來到該機構所在的公寓一室，遇到了很多年輕人，有的甚至蟄居近十年。看到他們想要和人接觸卻又畏懼痛苦的樣子，幸子下定決心，“無論如何都要把女兒從這種狀態中拯救出來”。

悔恨過往的育兒方式

幸子邊養育包括清美在內的三個女兒，邊從事保育員的工作，并為此感到驕傲。她扮演著妻子、母親、社會人這三種角色，總是力求做到完美。

對幸子來說，蟄居的女兒讓她開始回看自己的育兒方式。她開始反省并思考：說實話，長女和次女是她在反復摸索、不斷試錯的過程中養大的，三女兒則完全不同。彼時，她充滿作為母親的自信，按照自己的想法養大了清美。

幸子突然想起來一件事。3 歲時，剛被送進托兒所的清美曾說：“媽媽很忙，所以我要一直很乖。” 幸子對此深感后悔，生活忙碌充實，卻沒能給足孩子向父母撒嬌的時間。

之后，清美和親戚們一起旅行，慢慢恢復了精神，完成畢業論文后從大學畢業了。女兒剛開始蟄居的時候，丈夫還無法直接面對，但之后便和幸子同心協力一起守護清美。

多數情況下，蟄居初次出現在子女 10 或 20 多歲、父母步入中老年的時候。盡管常會感到育兒辛苦，但日常生活中，孩子也沒出現什么大“問題”，卻突然有一天開始抗拒家庭，抗拒社會。“直至昨日，孩子還過著普通的正常生活”，想到這里，父母心中會感到巨大的落差。

8050問題：如何拯救極限家庭

（日）川北稔 著 馬靜 譯

ISBN：978-7-5598-7948-6

【內容簡介】

在初入職場的年紀遭遇就業冰河期，隨之而來的“疤痕效應”會持續存在。

隨著時間推移，當初就業受挫的年輕人到四五十歲會承受更嚴重的心理創傷。他們拒絕走出家門，拒絕與人交流；他們羞于求助，害怕求助，也不知向誰求助。當問題封存于家庭內部，當八十多歲的父母再也無力支持子女的生活時，“8050家庭”又該怎樣走下去？

本書將“8050 問題”視為高齡父母與壯年期子女同住而產生的社會問題，聚焦在擁有 40 歲以上子女且難以成為援助對象的家庭。在鄰國日本，超過100萬人正身處類似境遇之中，其中，40~60歲的蟄居人口超過了60萬。

“8050問題”，已然不再只是日本的社會問題，更是東亞社會未來可能會面對的課題。書中所介紹的有關“8050問題”的成因、現狀與未來值得關注。

【作者簡介】

川北稔，1974年出生，神奈川縣人。愛知教育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名古屋大學研究生院博士課程修畢。從社會學角度調查研究兒童拒絕上學、青年與中老年蟄居等社會孤立相關課題。合著作品《社會學角度探度“蟄居”——媒體、當事人、援助活動》，個人著作《“貧困兒童”系列4：長大成人，建立社會》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沒有盡頭的養育

第二章 日益擴大的“社會孤立”與“8050問題”

第三章 蟄居援助的切入點

第四章 如何拯救極限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