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論 | 聞一多：四杰

繼承北朝系統(tǒng)而立國的唐朝的最初五十年代，本是一個尚質(zhì)的時期，王楊盧駱都是文章家，“四杰”這徽號，如果不是專為評文而設(shè)的，至少它的主要意義是指他們的賦和四六文。談詩而稱四杰，雖是很早的事，究竟只能算借用。是借用，就難免有“削足適履”和“掛一漏萬”的毛病了。

按通常的了解，詩中的四杰是唐詩開創(chuàng)期中負起了時代使命的四位作家，他們都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為都相當(dāng)浪漫，遭遇尤其悲慘，（四人中三人死于非命）——因為行為浪漫，所以受盡了人間的唾罵，因為遭遇悲慘，所以也贏得了不少的同情。依這樣一個概括，簡明，也就是膚廓的了解，“四杰”這徽號是滿可以適用的，但這也就是它的適用性的最大限度。超過了這限度，假如我們還問到：這四人集團中每個單元的個別情形，和相互關(guān)系，尤其他們在唐詩發(fā)展的路線網(wǎng)里，究竟代表著那一條，或數(shù)條線，和這線在網(wǎng)的整個體系中所擔(dān)負的任務(wù)——假如問到這些方面，“四杰”這徽號的功用與適合性，馬上就成問題了。因為詩中的四杰，并非一個單純的、統(tǒng)一的宗派，而是一個大宗中包孕著兩個小宗，而兩小宗之間，同點恐怕還不如異點多，因之，在討論問題時，“四杰”這名詞所能給我們的方便，恐怕也不如糾葛多。數(shù)字是個很方便的東西，也是個很麻煩的東西。既在某一觀點下湊成了一個數(shù)目，就不能由你在另一觀點下隨便拆開它。不能拆開，又不能廢棄它，所以就麻煩了。“四杰”這徽號，我們不能，也不想廢棄，可是我承認我是抱著“息事寧人”的苦衷來接受它的。

四杰無論在人的方面，或詩的方面，都天然形成兩組或兩派。先從人的方面講起。

將四人的姓氏排成“王楊盧駱”這特定的順序，據(jù)說寓有品第文章的意義，這是我們熟知的事實。但除這人為的順序外，好像還有一個自然的順序，也常被人采用——那便是序齒的順序。我們疑心張說《裴公神道碑》“在選曹見駱賓王、盧照鄰、王勃、楊炯”，和郗云卿《駱丞集序》“與盧照鄰、王勃、楊炯文詞齊名”，乃至杜詩“縱使盧王操翰墨”等語中的順序，都屬于這一類。嚴格的序齒應(yīng)該是盧駱王楊，其間盧駱一組，王楊一組，前者比后者平均大了十歲的光景。然則盧駱的順序，在上揭張郗二文里為什么都顛倒了呢？郗序是為了行文的方便，不用講。張碑，我想是為了心理的緣故，因為駱與裴（行儉）交情特別深，為裴作碑，自然首先想起駱來。也許駱赴選曹本在先，所以裴也先見到他。果然如此，則先駱后盧，是采用了另一事實作標(biāo)準(zhǔn)。但無論依哪個標(biāo)準(zhǔn)說，要緊的還是在張郗兩文里，前二人（駱盧）與后二人（王楊）之間的一道鴻溝（即平均十歲左右的差別）依然存在。所以即使張碑完全用的另一事實——赴選的先后作為標(biāo)準(zhǔn)，我們依然可以說，王楊赴選在盧駱之后，也正說明了他們年齡小了許多。實在，盧駱與王楊簡直可算作兩輩子人。據(jù)《唐會要》卷八二，“顯慶二年，詔徵太白山人孫思邈入京，盧照鄰、宋令文、孟詵皆執(zhí)師贄之禮。”令文是宋之問的父親，而之問是楊炯同寮的好友。盧與之問的父親同輩，而楊與之問本人同輩，那么盧與楊豈不是不能同輩了嗎？明白了這一層，楊炯所謂“愧在盧前，恥居王后”，便有了確解。楊年紀比盧小得多，名字反在盧前，有愧不敢當(dāng)之感，所以說“愧在盧前”，反之，他與王多分是同年，名字在王后，說“恥居王后”，正是不甘心的意思。

比年齡的距離更重要的一點，便是性格的差異。在性格上四杰也天然形成兩種類型，盧駱一類，王楊一類。誠然，四人都是歷史上著名的“浮躁淺露”不能“致遠”的殷鑒，每人“丑行”的事例，都被謹慎的保存在史乘里了，這里也毋庸贅述。但所謂“浮躁淺露”者，也有程度深淺的不同。楊炯，相傳據(jù)裴行儉說，比較“沉靜”。其實王勃，除擅殺官奴那不幸事件外（殺奴在當(dāng)時社會上并非一件太不平常的事），也不能算過分的“浮躁”。一個人在短短二十八年的生命里，已經(jīng)完成了這樣多方面的一大堆著述：

《舟中纂序》五卷，《周易發(fā)揮》五卷，《次論語》十卷，《漢書指瑕》十卷，《大唐千歲歷》若干卷，《黃帝八十一難經(jīng)注》若干卷，《合論》十卷，《續(xù)文中子書序詩序》若干篇，《玄經(jīng)傳》若干卷，《文集》三十卷。

能夠浮躁到哪里去呢？同王勃一樣，楊炯也是文人而兼有學(xué)者傾向的，這滿可以從他的《天文大象賦》和《駁孫茂道蘇知幾冕服議》中看出。由此看來，王楊的性格確乎相近。相應(yīng)的，盧駱也同屬于另一類型，一種在某項觀點下真可目為“浮躁”的類型。久歷邊塞而屢次下獄的博徒革命家駱賓王不用講了，看《窮魚賦》和《獄中學(xué)騷體》，盧照鄰也不像是一個安分的分子。駱賓王在《艷情代郭氏答盧照鄰》里，便控告過他的薄幸。然而按駱賓王自己的口供，

但使封侯龍頟貴，詎隨中婦鳳樓寒？

他原也是在英雄氣概的煙幕下實行薄幸而已。看《憶蜀地佳人》一類詩，他并沒有少給自己制造薄幸的機會。在這類事上，盧駱恐怕還是一丘之貉。最后，盧照鄰那悲劇型的自殺，和駱賓王的慷慨就義，不也還是一樣？同是用不平凡的方式自動的結(jié)束了不平凡的一生，只是一悱惻，一悲壯，各有各的姿態(tài)罷了。

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發(fā)展；由年齡的兩輩，和性格的兩類型，到友誼的兩個集團。果然，盧駱二人交情，可憑駱的《艷情代郭氏答盧照鄰》詩來坐實，而王楊的契合，則有王的《秋日餞別序》和楊的《王勃集序》可證。反之，盧或駱與王或楊之間，就看不出這樣緊湊的關(guān)系來。就現(xiàn)存各家集中所可考見的說，盧王有兩首同題分韻的詩，盧楊有一首同題同韻的詩，可見他們兩輩人確乎在文酒之會中常常見面。可是太深的交情，恐怕談不到。他們絕少在作品里互相提到彼此的名字，有之，只楊在《王勃集序》中說到一次“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變；盧照鄰人間才杰，覽清規(guī)而輟九攻”，這反足以證明盧駱與王楊屬于兩個壁壘，雖則是兩個對立而仍不失為友軍的壁壘。

于是，我們便可談到他們——盧駱與王楊——另一方面的不同了。年齡的不同輩，性格的不同類型，友誼的不同集團，和作風(fēng)的不同派，這些不也正是一貫的現(xiàn)象嗎？其實，不待知道“人”方面的不同，我們早就應(yīng)該發(fā)覺“詩”方面的不同了。假如不受傳統(tǒng)名詞的蒙蔽，我們早就該驚訝，為什么還非維持這“四”字不可，而不仿“前七子”、“后七子”的例，稱盧駱為“前二杰”，王楊為“后二杰”？難道那許多跡象，還不足以證明他們兩派的不同嗎？

首先，盧駱擅長七言歌行，王楊專工五律，這是兩派選擇形式的不同。當(dāng)然盧駱也作五律，甚至大部分篇什還是五律，而王楊一派中至少王勃也有些歌行流傳下來，但他們的長處決不在這些方面。像盧集中的

風(fēng)搖十洲影，日亂九江文

（《贈李榮道士》）

川光搖水箭，山氣上云梯

（《山莊休沐》）

和駱集中這樣的發(fā)端

故人無與晤，安步陟山椒……

（《冬日野望》）

在那貧乏的時代，何嘗不是些奪目的珍寶？無奈這些有句無章的篇什，除聲調(diào)的成功外，還是沒有超過齊梁的水準(zhǔn)。駱比較有些“完璧”，如《在獄詠蟬》之類，可是又略無警策。同樣，王的歌行，除《滕王閣歌》外，也毫不足觀。便說《滕王閣歌》，和他那典麗凝重，與凄情流動的五律比起來，又算得了什么呢！

杜甫《戲為六絕句》第三首說“縱使盧王操翰墨，劣于漢魏近《風(fēng)》、《騷》。”這里是以盧代表盧駱，王代表王楊，大概不成問題。至于“劣于漢魏近《風(fēng)》《騷》”，假如可以解作王楊“劣于漢魏”，盧駱“近《風(fēng)》《騷》”，倒也有它的妙處，因為盧駱那用賦的手法寫成的粗線條的宮體詩，確乎是《風(fēng)》《騷》的余響，而王楊的五言，雖不及漢魏，卻越過齊梁，直接上晉宋了。這未必是杜詩的原意，但我們不妨借它的啟示來闡明一個真理。

盧駱與王楊選擇形式不同，是由于他們兩派的使命不同。盧駱的歌行，是用鋪張揚厲的賦法膨脹過了的樂府新曲，而樂府新曲又是宮體詩的一種新發(fā)展，所以盧駱實際上是宮體詩的改造者。他們都曾經(jīng)是兩京和成都市中的輕薄子，他們的使命是以市井的放縱改造宮庭的墮落，以大膽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縮，所以他們的歌聲需要大開大闔的節(jié)奏，他們必需以賦為詩。正如宮體詩在盧駱手里是由宮庭走到市井，五律到王楊的時代是從臺閣移至江山與塞漠。臺閣上只有儀式的應(yīng)制，有“句繪章，揣合低卬”。到了江山與塞漠，才有低徊與悵惘，嚴肅與激昂，例如王的《別薛昇華》、《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和楊的《從軍行》、《紫騮馬》一類的抒情詩。抒情的形式，本無須太長，五言八句似乎恰到好處。前乎王楊，尤其應(yīng)制的作品，五言長律用的還相當(dāng)多。這是該注意的！五言八句的五律，到王楊才正式成為定型，同時完整的真正唐音的抒情詩也是這時才出現(xiàn)的。

將盧駱與王楊對照著看，真是一個說不盡的話題。我在旁處曾說明過從盧駱到劉（希夷）張（若虛）是一貫的發(fā)展，現(xiàn)在還要點醒，王楊與沈宋也是一脈相承。李商隱早無意的道著了秘密：

沈宋裁辭矜變律，王楊落筆得良朋，當(dāng)時自謂宗師妙，今日惟觀屬對能。

（《漫成章》）

以沈宋與王楊并舉，實在是最自然，最合理的看法。“律”之“變”，本來在王楊手里已經(jīng)完成了，而沈宋也是“落筆得良朋”的妙手。并且我們已經(jīng)提過，楊炯和宋之問是好朋友。如果我們再知道他們是好到如之問《祭楊盈川文》所說的那程度，我們便更能了然于王楊與沈宋所以是一脈相承之故。老實說，就奠定五律基礎(chǔ)的觀點看，王楊與沈宋未嘗不可視為一個集團，因此也有資格承受“四杰”的徽號，而盧駱與劉張也同樣有理由，在改良宮體詩的觀點下，被稱為另一組“四杰”。一定要墨守著先入為主的傳統(tǒng)觀點，只看見“王楊盧駱”之為四杰，而抹煞了一切其他的觀點，那只是拘泥，頑冥，甘心上傳統(tǒng)名詞的當(dāng)罷了。

將盧駱與王楊分別的劃歸了劉張與沈宋兩個集團后，再比較一下劉張與沈宋在唐詩中的地位，便也更能了解盧駱與王楊的地位了。五律無疑是唐詩最主要的形式，在那時人心目中，五律才是詩的正宗。沈宋之被人推重，理由便在此。按時人安排的順序，王楊的名字列在盧駱之上，也正因他們的貢獻在五律，何況王楊的五律是完全成熟了的五律，而盧駱的歌行還不免于草率、粗俗的“輕薄為文”呢？論內(nèi)在價值，當(dāng)然王楊比盧駱高。然而，我們不要忘記盧駱曾用以毒攻毒的手段，憑他們那新式宮體詩，一舉摧毀了舊式的“江左余風(fēng)”的宮體詩，因而給歌行芟除了蕪穢，開出一條坦途來。若沒有盧駱，哪會有劉張，哪會有《長恨歌》、《琵琶行》、《連昌宮詞》和《秦婦吟》，甚至于李杜高岑呢？看來，在文學(xué)史上，盧駱的功績并不亞于王楊。后者是建設(shè)，前者是破壞，他們各有各的使命。負破壞使命的，本身就得犧牲，所以失敗就是他們的成功。人們都以成敗論事，我卻愿向失敗的英雄們多寄予點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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