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話系列（一）：他們怎么學會的上海話

本文作者 / 顧 箏 姜天涯

我們將陸續推出上海話系列選題。 推出的緣由自然是目前的現狀，上海話的使用場景和頻率正在減少，甚至有的人會擔心，它會不會慢慢消亡？ 但我們做這一系列選題并不是拜托大家都來說上海話。而是想通過采訪和觀察，展現上海話在這個時代的使用流變。

一

這是我們為數不多，全程用上海話采訪的選題。是出于有意識的控制，否則很容易就跑普通話那邊去了。

仔細想想，也挺有意思，雖然我們一直在寫上海，但平時開會、討論的語言是普通話。

采訪的時候，即使采訪對象是上海人，整場采訪中講普通話的含量也會高于上海話。只有在街采時，碰到上海爺叔阿姨，才大概率會全程使用上海話。

在廣東路股市沙龍街采時

我們用上海話

這樣的個案多少能描摹出上海話的現狀，它的使用場景和頻率正在減少，甚至有的人會擔心，它會不會慢慢消亡？

語言的變化和這座城市的變化一樣快，30多年前，情況幾乎完全相反，當時很多人對上海很不習慣的一點是，上海人怎么如此廣泛地使用上海話。

在90年代的報紙上，有不少關于外地人到上海因為語言不通導致的不便。

1990年8月《文匯報》的《吳語聽不懂，難煞異鄉客》一文中，一名山東讀者對編輯吐槽：“十幾天下來我非常納悶，上海人不講普通話，在推廣普通話已30多年的今天，不能不讓人遺憾。”

1997年的《解放日報》刊登了一篇讀者來信，內容就是：莫讓“阿拉”成了“攔路虎”，拜托大家都來說普通話。

1990年代

公交車上都用上海話

陸杰 /攝

我們做上海話系列選題，并不是拜托大家都來說上海話。就像滬語研究專家錢乃榮曾在采訪中指出，“目前是有兩派在爭論，一派要保護上海話，一派則希望順其自然。我主張順其自然。很多時候，正是因為語言使用得不順其自然，才會走向衰落。”

我們是想通過采訪和觀察，展現上海話在這個時代的使用流變。

語言是一門工具，有需求就會用。有的上海人開始不說上海話，也有非上海人開始學習上海話。我們這次文中的兩位主人公，學會上海話，有個人的需求，也有時代和環境的推動。

二

第一次見到竹阿姨，是在朋友家聚餐，當時她熱情地和大家打招呼。

我后來問朋友：“你找了個上海阿姨啊？”

她說不是，阿姨是浙江嵊州人，來上海很多年了。

哪一年來上海的，竹阿姨一下子說不上來。她只記得是兒子7歲那年的7月1日。“我兒子91年養的，那應該是98年來上海呃。我第一次摜脫小人，一個人到上海來，殘古啊，所以日腳總歸記牢的。”

竹阿姨剛來上海的時候

很多上海人家還在用馬桶

大姑子比她早幾年到上海，給她介紹了在魯班路照顧一個風癱老太的工作。“格辰光工資低，350元一個月。”

但即便如此，對當時的上海家庭來說，這也是一筆不小的支出。因為那一年，上海人的平均月工資為1005元。

和全程需要服侍，端屎端尿的工作量相比，老太的子女或許在擔心這個工資留不住阿姨，所以同住的兒子兒媳在樓里詢問，誰家要倒馬桶。一番詢問之下，竹阿姨又接到給兩戶人家倒馬桶的生活，一個月多掙50元。

“格辰光，都是有老虎窗的老房子，大家還都在用馬桶。”

從那個時候開始，竹阿姨就在慢慢轉換她的語言。

“我沒文化的，普通話講不好。剛開始只能講阿拉鄉下土話。但是老太一家都講上海話，我一點點跟著講，就會講一點上海話了，不過還是學不像的，有鄉下口音。”

在老太家做了5個月后，竹阿姨開始去做鐘點工，她做工的區域集中在襄陽路嘉善路一帶。

“我沒腳踏車，都是靠兩只腳奔的。”她最忙的時候一天可以做14個小時，那時鐘點工的行情是3元5到4元一小時，竹阿姨接了七八家人家。

竹阿姨的工作區域在襄陽南路一帶

雇主家有點共性，全是上海人，大多是老人，只請一到兩個小時。“打掃衛生就一個小時，加做飯才變兩個小時。”

即使在老太家熏陶了5個月，但竹阿姨的上海話還是不好，“有的時候東家會問，儂講啥？不會有人教你，得靠自己，剛開始去的時候就盡量少講話，只說幾句必須要用的話：‘阿姨爺叔，今朝做啥？哦，我曉得了。’他們講的時候我就認真聽，慢慢的再搭一句搭一句搭出來。”

“我跟這家人家講幾句，跟那家講幾句。每家都學兩句，就學出來了。”

和竹阿姨一樣，她的大姑子的東家也都是上海人，所以她也會說上海話。

20多年過去了，請鐘點工的家庭結構也發生了改變，不再是過去那樣需要“雪中送炭”的上海老人家庭，而是多了很多需要分擔家務瑣事的年輕家庭，他們很多不再是上海本地人，而是新上海人，所以后來的阿姨不一定需要會講上海話才能在這座城市工作和生活。

“像和我一樣在上海待了很多年數的浙江阿姨，大多會說上海話，安徽、湖南、湖北的阿姨大多講普通話。”

竹阿姨過去的雇主都住在弄堂老房子里

竹阿姨大多都是老東家，有些從老人7、80歲做到了去世，“有一個從80歲不到開始照顧，到90多歲走脫，還有個老先生是103歲走脫的。”

不過有一些人家因為搬家而不做了，“有的搬到浦東去了，有的到寶山去了，他們市區里房子不要待。”

竹阿姨覺得她會說上海話這一點讓她在找新東家的時候大有利處，“人家一聽就知道我在上海待很久了。會講上海言話，他們歡喜點。”

新找的東家雖然也是上海家庭，但不是之前的語言環境。“小孩是講普通話的，家里來照顧的外公外婆說上海話，媽媽爸爸會說上海話，但互相之間說普通話。”

現在她不用像之前那樣奔波了，每個家庭房子面積都大了，最起碼都要兩個小時了。

在上海那么多年，現在竹阿姨工作生活都用上海話，“不過鄉下口音還是要吐出來呃。”她笑著說，“說上海話的辰光有鄉下口音，但現在回鄉下，上海口音也要吐出來呃。”

三

“明麗美發”開在外灘后街的元芳弄。老板周明麗講著一口流利的上海話，幾乎聽不出口音，但她其實是揚州人。

明麗美發

位于外灘后的元芳弄

1992年，19歲的周明麗到上海學生意，在楊浦區工人新村的一家理發店當學徒，師父也是揚州人。“揚州不是三把刀嘛，理發刀也是阿拉那邊特色，像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讀書機會不多，出來的人蠻多的，大家就儂帶我來，我帶儂來（上海）。”

在來上海之前，周明麗能聽得懂一點點上海話。“因為江浙滬有點相通的地方，聽起來不是很吃力。”

在楊浦的理發店里，師父和周明麗說揚州話，和客人講上海話。

“阿拉接觸的都是上海人，做頭發的上海阿姨媽媽們都講（上海話），好像多講多講，就會講了。”

“30年前頭，阿拉客人三四十歲，正好是要做頭發的辰光，（從那時）跟阿拉跟到現在，這幫人比較歡喜講上海話。”

明麗接觸的客人都是上海人

很難用方法論概括出周明麗學會上海話的路徑。但彼時的上海，上海話是主流。

“92年來的時候，公交車上都是上海人。國營店蠻多的，國營的都是上海職工呀，連理發店最早也是國營的。”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上海人還維持著出門說上海話的習慣。

在這樣的環境中，周明麗自然而然、不知不覺之間，就能說上海話了。

周明麗在幫客戶燙頭

彼此之間交流都用上海話

這個過程，是從聽懂、開口說一些簡單的句子，到慢慢會用上海話拉家常。

“一來就大約摸聽，聽聽聽聽就會講了呀。一直聽伊拉講，‘儂汏頭啊’、’儂剪頭發啊’，就格能講起來了。”

“吃飯、汏衣裳，格種最基本的（上海話），像單詞一樣的學起來。”

“單詞會了，再模仿。模仿聲音、腔調，一句句會講的。”

“最主要我覺得，不要怕難為情，就格能瞎講八講，講講就會了。就跟學英文一樣的，儂講法講法，就會講了呀。”

“阿拉格種服務行業，接觸的人本身就是上海人，儂講得不對，人家也不會笑你。講錯脫不要緊的，最多笑笑，笑過就好了呀，下趟就曉得了。”

除了客人都是上海人，理發師的工作也會和顧客產生生活交流，進一步造就了周明麗學習上海話的日常環境。

“一邊剪頭發，一邊茄山河，像茶館一樣的，聊工作、聊家庭、聊小孩，聊社會上的事體。阿拉格種環境，不是一本正經、不好講言話的，實際上就是（上海話）講得比較多。”

在客觀環境之外，雖然周明麗沒有刻意學習上海話，但在周圍環境的影響下，她潛意識里有意愿、有學習的能動性。在當時，在上海學說上海話，是一種較為普遍的觀點。

“比較要好的客人，人家像長輩一樣的，會講‘倷小姑娘來上海學生意哦，一定要學會上海話，交流起來比較方便，包括談朋友啊。儂會講上海言話，人家和你交流上就沒障礙了’。”

1997年，周明麗結婚了，丈夫也是上海人。于是，除了工作，在家庭氛圍中，周明麗也使用上海話交流。

這樣一個漸漸學會上海話的過程，也是妹妹周秋香在上海的生活路徑。

周明麗的妹妹周秋香

周秋香是80后，1998年到上海浦東歇浦路的一家理發店當學徒，那時她16歲。

在姐妹倆的回憶中，倆人聽懂上海話大約都花了2到3個月時間，而可以用上海話日常交流，是在到達上海2年后。

周秋香學習上海話的過程，也是自然而然。在野生的滬語環境中，周秋香一點點學會了更多上海話表達，一點點糾偏。

“格辰光老板娘燒菜給我們吃，伊鈔票給我，叫我買白烏龜（上海話：鵝），我想wū jù、wū jù，個末我就去買了萵苣，上海人講香萵筍啦。我買了很多香萵筍，被伊窮講，出了個笑話。”

但是周明麗的弟弟，2002年大學畢業后到上海生活至今，還不會說上海話。

“首先伊年齡比阿拉（來的時候）大了，工作環境都講普通話。伊也廿年蹲下來了，到現在上海言話不會講的。”

“阿拉阿弟學過的，但是也沒學會。伊還拿本書學，從‘買菜、汏菜’（根據生活場景一點點學過）。伊聽得懂，但是一句句講出來，就不是很流暢。”

“我覺得學語言最主要是環境。”

“對，有時候也是順其自然的事情。”周秋香補充道。

也許學會一門方言，除了環境、意愿，也需要一點點天賦。

曾經，周明麗的店里來過一個河北學徒工東東。東東在店里待了8年，非常有意愿學習上海話，但臨到他離開上海還是沒有學會。

“東東廿二歲。阿拉專門惹伊，問伊幾歲了，伊講‘兩歲’，‘納尼歲’，哈好白相。”

“和地域也有一點關系，北方人好像是學不大好，伊老認真地學，但講來講去，學不好。”

明麗美發已經開了二十多年

時間一晃，周明麗從楊浦的學徒工，到1994年到機電局理發室工作，到2000年開了屬于自己的理發店，她在上海已經33年了，超過了她在揚州待的時間。她說普通話的時候，甚至有了滬普的味道。

“蹲揚州廿年，蹲上海已經三十二年了，生活習慣、講話思路，我覺著（已經上海化了）。回去阿拉同學聚會，講揚州言話，伊拉講我口音有點點變化。”

我們曾經寫過，講滬普的人其實是在用上海話進行思考。

等到周明麗和周秋香的下一代，年輕人是在用普通話思考。

周明麗的女兒是95后，小時候在家里說上海話。后來去美國留學，等女兒回上海的時候，周明麗覺得她的上海話有點“怪”。

“伊小辰光會講的，后頭去美國待了大概5、6年，回來交關上海言話也不標準。我聽阿拉女兒上海言話表達得蠻怪的，語音語調、用詞也怪。”

“摜浪頭（上海話：說大話，顯示自己有能耐），伊也不曉得的。”

“格人立升很大的，伊講啥么叫‘立升’啊？（立升：資產雄厚）”

周秋香的兒子是05后，上海話也沒有母親說得好。

“阿拉兒子從小也是說上海話的，后來自從去了幼兒園，好唻，又返回普通話。”

“我問伊今朝上到第幾課了，‘十兩課’，伊上海話已經有點忘記了，實際上應該‘十二課’。”

“阿拉格辰光有氛圍，現在沒啥氛圍了。現在上海小囡，都不會講上海言話了。”

對于新世代的上海小囡來說，他們的上海話或許停留在孩童時期。面對沒有見過的事物、逐漸消失的事物，作為孩童沒有習得的詞匯，他們已經不會說了。

周秋香舉了一個真實的例子。

“阿拉客人衣服不是都吊在后間嘛，我講儂自家拿只丫叉頭，叉下來哦。客人阿姐講，要西唻，阿拉孫女都不曉得丫叉頭是啥物事，儂辣么生（突然）來句‘丫叉頭’。”

“個末（生活中）不需要這個物事了呀。”

參考資料：

1. 羅涌才，《拜托——請大家都來說普通話》，解放日報1997.09.22；

2. 徐蓓 鄧天飛，《上海話里的城市文化密碼》，解放日報2013.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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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稿子：顧箏 姜天涯/

編稿子：小泥巴/

拍照片：姚祖鴻/

畫圖片：顧汀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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