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歷史上唯一被處決的前政治局常委

1969年11月的一天，公安部派專人來到了上海市公安局。

來人向上海市公安局的負責人出示了由康生親筆簽字，時任公安部部長謝富治批準的一則“處決命令”。另外，來人還特別叮囑，在處決此人前一定要防止他胡言亂語，甚至還提出可以采用封嘴的方法。

但上海市公安局考慮到此人已經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題，所以就沒有同意。但鑒于上級已有明確的指示，于是便采取折中的辦法，即在行刑前“請”老人喝了一頓酒，而后執行槍決。

那么，這位老人究竟是何來頭，為何會受到康生、謝富治這兩位大人物的特殊關照呢？此外，康生又為何急于親自簽署處決這位老人的命令呢？

這位老人名叫‘盧福坦’，他是我黨早期的領導人之一，曾擔任過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后來叛變投敵，并在國民黨的特務機關任職，建國后被公安機關逮捕，在被處決時，他已經被關押了近30年之久。

事實上，‘盧福坦’這個名字，對于現在的很多讀者來說，都太過陌生了，但不可否認的是，此人在我黨早期歷史上，的確稱得上是一個人物。

盧福坦，1890年出生于山東泰安一戶貧苦農民家庭。盡管家境貧寒，但父親卻很重視他的學業，硬是從牙縫里擠出幾滴血汗錢，將他送進私塾念書。

然而，年幼的盧福坦卻不能明白父親的苦心，反而覺得一天到晚的“之乎者也”沒什么意思，于是索性撂下書包，跟著一個同鄉到外面做生意去了。但殘酷的現實很快就改變了他的想法，于是又轉而去做了工人。

時勢能造出英雄，也能給那些投機取巧的人出人頭地的機會，盧福坦就是最好的例子。

1919年5月，由于中國外交在“巴黎和會”上的失敗，國內爆發了轟轟烈烈的愛國運動。學生、工人等紛紛走上街頭，高喊著“誓死力爭，還我青島”“收回山東權利”“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廢除二十一條”等愛國口號。

很快，“五四運動”的浪潮便席卷了山東半島，盧福坦對此也是激情澎湃，大為觸動。

1921年后，王盡美、鄧恩銘在山東建立了共產黨組織。此時，作為山東淄川縣魯大公司工人的盧福坦也開始積極響應我黨領導的各種革命活動，帶領一批工人在淄川、博山等地鬧開來，成為一位積極進步工人運動帶頭人。

1926年，時年36歲的盧福坦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入黨后的盧福坦仕途竟一片平坦。

入黨后的第二年，盧福坦就被任命為青島市委書記。

當時，山東區委將他視作一棵革命的“好苗子”，但同時也感覺到他胸無大志，缺乏真才實學，如果想要有所作為，還得經過一番歷練才行。

不過，在當時革命形勢如此嚴峻的情況下，一個人目前的水平和能力并不是主要的，因為這可以在后面的工作中得到鍛煉和提高；出身好、立場堅定、革命勁頭足、不顧個人利益得失才是當前形勢下所考慮的重點。而毫無疑問，盧福坦非常符合這些標準。因此，這也成了他步步高升的一大原因。

入黨僅四年時間，盧福坦就先后擔任過山東省委書記、河北省委書記、河南省書記等職。但這僅僅只是盧福坦仕途生涯的“開端”而已。

1931年1月，由共產國際代表米夫一手策劃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秘密召開，該會議意在扶持王明等人上臺。

盡管在會議選舉時有不少代表反對王明任政治局委員，但在米夫的精心安排和大力支持下，原本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王明，不僅成了中央候補委員，還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員。

而與此同時，被王明看中的盧福坦也迎來了個人仕途生涯的“巔峰”，由“后補”轉“正”。一個月后，盧福坦奉命接替羅章龍擔任全國總工會委員長，并參與中央書記處的工作。

然而就在這時，革命形勢卻發生了突變。

這年4月，顧順章被敵人逮捕后叛變，并供出了其所知道的一切黨的秘密，并出賣了惲代英、蔡和森等人，從而導致我黨的這幾位優秀人才被敵人殘忍殺害。

此外，顧順章還供出了向忠發，但此人也是個軟骨頭，被捕后當即叛變，結果第三天就被蔣介石下令槍決了。

眼看著黨的領導人一個接一個落入敵人之手，剛剛掌權的王明不由得感到驚恐萬分，只好帶著妻子躲進上海郊區的一個療養所，惶惶不可終日。而這也就意味著，黨中央在上海恐怕是難以立足了。于是，各領導人開始秘密轉移到各地去。

當時，在上海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有三人，即周恩來、王明和盧福坦。這也就是說，新總書記的人選只能在他們三人中選擇，而毫無疑問，由周恩來擔任總書記一職是非常合適的，但當時中央已經決定讓周恩來轉移到中央蘇區去，而王明則考慮到留在上海隨時都有可能遭遇不測，于是便主動提出要去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

那么，這樣一來，總書記一職又該由誰來擔任呢？

恐怕只有盧福坦“合適”了！但當時中央并未明確讓他擔任總書記一職。盧福坦心想：既然山不向我走來，那我便向它走去。于是，盧福坦特地找到王明毛遂自薦。但王明只是比較看好盧福坦，本身與他并無太深的關系，況且總書記一職非常重要，所以就沒有同意，而是讓他去找周恩來談一談。

接著，盧福坦找到了周恩來，但周恩來也沒有明確同意。但在之后新擬定的政治局名單中，盧福坦還是被指定為了常委，秦邦憲（即博古）則為總負責。

不久后，張聞天、秦邦憲先后轉移到了中央革命根據地去以后，留在上海的盧福坦便接替秦邦憲成為了中共臨時中央的“總負責”。這樣一來，盧福坦的“總書記”夢，也就算實現了。

然而，盧福坦還沒來得及在新的崗位上“大展身手”，就被敵人逮捕了。

1932年12月的一天，盧福坦被英國巡捕房的警察抓獲。但盧福坦沒有被送進英國巡捕房，而是被遞解到了上海警察局。

由于南京國民黨特工早已探知盧福坦的身份，所以就沒有將他關進監獄，而是直接把他送到了南京，臨時關押在南京小東門的東方旅館內。這里環境很好，而且吃喝不愁。

很明顯，敵人之所以這樣做就是有意想策反他。然而，令人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還沒等特務動用手段，盧福坦便乖乖“招供”了，其叛變速度甚至連敵人都不由得大吃一驚。

由于盧福坦的“積極配合”，敵人自然也沒有“虧待”他，不久便任命他為中統調查統計室候補特務，之后又擔任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京贛鐵路調查統計室南昌區區長。

盧福坦叛變后，供出了我黨的很多秘密，同時交待了我黨很多重要人員的情況，其中就包括“康生在1930年被捕叛變”一事，而這也成了康生后來簽署命令處決他的導火索。

據記載，康生在1930年被捕后，是通過時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丁惟汾’的疏通才得以釋放出獄的。不過，這并非是丁惟汾刻意救他出獄，而是因為當時丁惟汾的一個親屬也同時被捕了，所以這是巧合。

不過，這件事在當時知道的人很少。至于說康生在獄中有沒有叛變，一直以來都沒有準確的定論，因為知道這件事情的無外乎四個人，一個是盧福坦，另一個是陳賡，再一個就是饒漱石和謝富治。

康生被捕叛變一事，是盧福坦向國民黨特務交待的，而陳賡始終沒有提及過此事，至于饒漱石和謝富治，則是在后來才知道的。

當時，饒漱石曾專門派人到上海公安局調查過康生在上海的背景，從而看到了盧福坦向敵人交待的內容，于是饒漱石便將其拿去給主席匯報，但主席沒有給予答復。

到了六十年代初，謝富治曾奉命到上海調閱這份檔案的原件，并做了相關記錄。

事實上，上海解放后，一部分的原始資料就已經被損壞了，一部分則被國民黨帶到了臺灣，留存下來的資料很少，信息也不夠全面。所以，對于康生是否在被捕后叛變，這件事并未有明確的答案。

然而，無論是盧福坦交代的情況也好，還是饒漱石、謝富治去上海調查資料案件也好，康生都不知道。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已經毫無利用價值的盧福坦被國民黨徹底遺棄.1950年5月，盧福坦被公安機關逮捕，從此受到長期關押。

1968年，臺灣情報局拋出了一份關于30年代康生被捕叛變的資料，并通過海外渠道進入北京。紅衛兵“五大領袖”之一的蒯大富等人首先拿到了這份資料，并立即報給了江青和康生。而也正是這個時候，康生才知道了整件事情。

康生看到資料后大為惱怒和緊張，他一邊極力公開宣揚自己從來沒有被敵人逮捕，還信誓旦旦地說：“如果我被捕了，我就成為烈士了，也活不到今天。”另一方面，他又找謝富治質問這件事的來由。謝富治對此作了回答后，便要康生簽字處決盧福坦，于是便有了我們開頭那一幕，盧福坦也由此成了我黨歷史上第一個被處決的前政治局常委。

但康生不知道的是，謝富治手里還留有影印件，以至于在后來撥亂反正時，這份影印件還被中紀委負責人之一的王鶴壽看到。

當時，還有人準備據此定論康生為叛徒，但考慮到主要當事人已經不在，且缺乏大量有效的證據，所以最終就沒有形成結論。

然而，盡管沒有足夠的證據表明康生被捕后叛變的事實，但這次康生如此急于處決盧福坦，又不得不讓人對其意圖產生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