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窮三代？反例來了！

什么是當下的貧窮書寫？怎樣寫出貧窮的質感？韓國青年作家金愛爛做出了示范。她擅長描寫韓國當代年輕人的貧窮，作品每一頁里都有生動準確的酸楚。

當下的貧窮書寫，走出了由物質匱乏導致的生存危機，不再寫人因饑餓而作出的種種非人選擇，轉為關注人的精神困境，關注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所說的“消費社會里的新窮人”。韓國作家金愛爛所寫的正是這類新窮人——住在首爾的韓國年輕一代，被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光鮮亮麗的消費幻象所吸引，卻發現階級躍升的通道早已收窄，最終負債累累，越努力越貧窮。新型貧窮的特質不是苦澀，而是酸楚，金愛爛的筆下，每一頁都有酸楚。

貧窮的細節

金愛爛的短篇小說《角質層》是當下貧窮書寫的好例子，小說里充滿了貧窮的細節。主人公“我”是在首爾工作的28歲女白領，向往精致美好的中產生活，喜歡用“稍好點兒的東西”來“照顧自己的心情”。也就是“新鮮果汁”“無熒光劑的紙巾”“比普通豆腐貴幾百元、更柔軟的國產豆腐”“比普通衛生巾貴兩倍的有機衛生巾”以及“不是普通熨斗的蒸汽熨斗”，還有貸款租下的“最寬敞最舒適”的房子……這些細節看似與貧窮無關，反倒是物質富足的表現，其實隱藏著消費社會對新窮人的陷阱。

金愛爛寫貧窮，不只寫單一維度的細節，還寫對立沖突的細節，挖掘細節背后的隱喻。《角質層》里她寫到了三組細節：

高跟鞋的“高”與地下鐵的“低”。金愛爛筆下的主人公，穿了一雙9厘米的高檔手工高跟鞋，高跟鞋搖搖欲墜，說明主人公擁有的物質生活極為脆弱，但只寫高跟鞋還不夠，金愛爛又寫主人公穿著高跟鞋坐地鐵，高跟鞋與地下鐵，構成了一組對立沖突、充滿隱喻的細節。9厘米的高跟鞋象征著主人公渴望抵達的高度——“我常常盼望生活質量能再提高一拃……9厘米也好”，讓她感受到“不適也是特權”的興奮。地下鐵則有著“像海螺一樣朝地下無限延伸的臺階”，在遠低于地平面的空間里，即使踩上9厘米的高跟鞋，也于事無補，根本觸及不了地面以上的世界。小說里的富人坐在轎車里，“脫下的高跟鞋放在駕駛席旁”，“穿著看上去無比柔軟的拖鞋”。

美甲的“光滑”與角質層的“粗糙”，是小說里的另一組重要細節。做美甲的過程每一步都是消費陷阱，但主人公依然沉溺在“被照顧”的幸福里，甚至感嘆“身體是最昂貴的飾物”。兩年前，農村出身的她，還對做美甲的女人“懷著隱隱的輕蔑”，覺得“美甲是極端奢侈的行為”。美甲做在手上，手是勞動的象征，角質層粗糙，能保護雙手，做美甲的過程就是去除角質層的過程，但失去角質層保護的手，變得更軟弱了。更深一層，這是消費社會在去除與消費無關的勞動者，角質層就是主人公自己，她除掉了她自己——消費社會里的新窮人，一切努力化為了反對他們自身的力量。

書中主人公臨時起意，拉著新旅行箱去見朋友，朋友在“N首爾塔”頂層的咖啡館打工，去那兒的路很遠，主人公拿著婚禮的花束，又穿了高跟鞋，不得不打車，還被迫買了“N首爾塔”的門票，可謂“一路上凈是苦難”。終于見到朋友時，卻得知約定的旅行計劃再度告吹，朋友家出了變故。窮人的家里總有變故，即便擁有了旅行箱，也無法擁有說走就走的自由。這段拖著無用的旅行箱，千難萬苦登上塔頂的旅程，仿佛是主人公人生的寫照，旅行箱自始至終都是累贅。小說結尾，主人公感慨，“我們不像是出門或者即將出門，倒像是被驅逐到遠方的人。好像從很久很久以前，我們就拖著如此龐大的行李箱走來走去。”

被凝視的視角

2014年上映的電影《我的忐忑人生》 改編自金愛燦作品。影片講述 一對年輕父母撫養患有早衰癥兒子的故事，探討生命與家庭的意義。

金愛爛筆下的貧窮經常伴隨著羞恥感，其背后更有種“被凝視”的視角，而消費社會的一大特征便是“看與被看”，是所有人對所有人的“凝視”。《角質層》的主人公“我”，時刻處于“被凝視”的狀態。一方面她主動參與這種“被凝視”，渴望在眾人面前展現“得體”：穿9厘米的高跟鞋，穿講究質感和線條的襯衫短裙，精心打造美甲，把身體也變成飾品展示。比起沒錢，主人公更在意自己“看起來沒錢”。消費社會奪走了窮人的道德，窮人一旦無法履行消費義務，就會為自己是有缺陷的消費者而感到羞恥。

另一方面，在婚禮上，當“人們充滿期待的目光”齊刷刷聚集在主人公身上時，他們看到的不是她拼命展示的漂亮指甲，而是她襯衫腋窩下可笑的汗漬——作為飾品展示的身體背叛了她，讓人記住的不是美麗女人，而是“流汗很多的女人”，她一切努力都是徒勞的。但問題是，他們真的“看”到了嗎？我們只知道這一幕可能被相機拍下了，金愛爛沒有寫婚禮客人的視角，小說自始至終只有主人公“我”的視角，“我的腦海里情不自禁浮現出相機捕捉到的我的身影”——無論現實中的“凝視”是否真的存在，光是主人公自己想象出的目光，就夠她羞恥的了。

小說結尾，主人公和朋友并排而坐，一起喝罐裝啤酒，盡管朋友和自己階層相同，她仍然感受到“被凝視”的目光。她寧可用食指大力摳開啤酒罐，破壞美甲，也羞于向朋友承認自己做了美甲。消費社會下新窮人的羞恥既來自無法消費，也來自消費本身，主人公身上殘存的勞動道德與消費道德，二者天然互斥。

和金愛爛的許多小說一樣，《角質層》也使用了第一人稱，但這里的第一人稱提供的不僅是感同身受式的代入感，金愛爛用大量心理描寫成功“催眠”了讀者，巧妙地轉換視角，將文本內的目光引向文本外的讀者，“被凝視”的人從小說的主人公“我”，變成了讀者自己。再者，作者創作的過程，是否也難逃“被凝視”的目光？創作貧窮但虛榮的人物，或許會讓許多作者感到不適，但將貧窮與羞恥、虛榮、嫉妒等種種不堪，一起袒露在讀者面前的金愛爛，顯然突破了這層道德枷鎖。

復雜的窮人

短篇小說《三十歲》的主人公秀茵，出身貧寒，通過復讀才考上首爾某大學的法語系。盡管勤工儉學，甚至去做醫院的等效性試驗，仍然付不起學費和生活費，花了7年才畢業。畢業后因大齡女性和文科生的身份，找不到工作，其間父親又成了車禍肇事者，家庭徹底衰落，此時的秀茵還欠著巨額的學生貸款。

秀茵走投無路，加入了傳銷組織，但金愛爛沒有讓她成為“無辜的受害者”。從一開始秀茵就覺得不對勁——“我進了一個奇怪的公司”“這不是傳銷嗎”，但很快她就為自己找到了理由——“處境艱難，只要不用殺人，我什么事都愿意去嘗試”。傳銷組織里沒有看起來像“傻子”的人，充斥著和她一樣的大學生，小說里用了一個有力的細節，秀茵在組織里的上級，每次都認真檢查她的客戶管理卡片，“像論文老師似的幫我刪減”。

秀茵加入傳銷組織后，把身邊的人際關系全部賣了，淪為了加害者的共謀。其中最過分的，是她騙了曾經信任自己的學生慧美，一個更無辜的人，導致慧美自殺未遂成了植物人。秀茵坦白“我試圖不去看處于金字塔最底層的人，或者從未想過自己也會成為這樣的人，或許認為只要不是我就行”。這些自白讓秀茵成了一個復雜的窮人，她對自己的惡行自知、慚愧，卻無法停止。

金愛爛寫出了消費社會下新窮人間的人際關系，傳銷組織就是這個社會共謀網絡的縮影，小說里傳銷組織以“發達國家的新概念網絡營銷”自詡，賣的不是物品，而是人。人人都知道這是一個騙局，卻源源不斷地向內輸送新鮮的無辜者，把這張網打造得越來越牢固。

《三十歲》的整篇小說是秀茵寫給十年前、同住讀書院隔間的姐姐的一封信，信中有自省和懺悔的一面，但更多是無奈與無力；另一篇小說《盧贊成和埃文》，年僅10歲的男孩贊成，打工攢下10萬元，本來要給病重的老狗埃文做安樂死，卻禁不住電子商品賣場的誘惑，說出了“三天左右，埃文應該可以等待吧”這樣的話。這些人物無論年紀多小，都被困在貧窮的命運中，他們對自己的悲慘自知，卻無力改變，始終沒有實現對命運的超越，也沒有完成對自身的救贖。

金愛爛的小說往往寫至此處，便戛然而止，仿佛未完成一般，但她讓現實中的讀者，通過識別這種貧窮，有了逃脫的可能性——當下韓國或中國的部分年輕人，便續寫了金愛爛的人物故事，他們拋棄社會主流要求，主動追求極簡，降低開支，以一種低欲望的生活對抗消費社會，尋找精神生活的“富足”。又或許，終有一天，我們能超越窮和富的概念，用其他維度來評價一個人、一種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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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 常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