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青年，那個時代的路標 | 特稿

導語

不知不覺間又迎來了紅五月的四號，青年這個詞與我們這一輩人算是擦肩而過了，而我們的下一代以致下一代的下一代卻在茁壯成長。也許他們已經不同于我們，不會再去主動記得那個時代，但是一代熱血青年自發并逐漸凝成的一種神圣的精神追求是永遠不會泯滅的。

從一百多年前的那場五四啟蒙運動起，中國就發生了一場思想巨變：從國家富強轉向了文明自覺。

“愛國、進步、民主、科學、自由”，回首五四，我們看到時代的變遷不僅僅是物質的發展。心靈與精神的漫游，更需要高度與深度。時代變了，又似乎變得太慢，有些痼疾壓根兒沒變，甚至變本加厲。

國家不可一日無青年，青年不可一日無覺醒。青年的人生之路很長，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每一個時代都需要青年的力量，這是一種愛國精神，也是一種家國擔當。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深入發展，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變革加速演進。面對這一格局，愿當下的青年們：依然具備五四精神所倡導的進步意識和歷史主動精神，堅定信仰、明辨是非，心中有陽光，腳下有力量，為了理想能堅持、不懈怠，去創造無愧于時代的人生。

漫游家，心隨自然

五四，一個大師輩出、思潮激蕩、各領風騷的時代。從北京大學走出的他們——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是五四時代的路標，他們以其各自的膽識與氣度行在新文化運動與學生運動之間。

陳獨秀后來曾說：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之必然的產物，無論是功是罪，不應該專歸到那幾個人；可是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三人行，當由此而來。

蔡元培是新文化運動的“大護法”。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使新文化運動有了北京大學這塊堅強陣地，而他則成為愛國青年的保護者。

陳獨秀乃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愛國運動的精神領袖，而不是什么“總司令”，五四運動根本沒有什么司令部。

胡適之以其文學改良的主張、推行白話文、倡言重估一切價值，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急先鋒。

三人行，行在新文化運動與學生運動之間。

五四行動前，他們是學生的精神導師，五四行動中他們是學生的模仿秀。五四行動后，他們又致力于對“無紀律的勝利者”的疏導；新思潮的洪水，倘不疏導也會釀成災難。胡適之的《少談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蔡元培的《洪水與猛獸》兩文，主旨在此。

新文化運動是學生運動的精神源泉，學生運動是新文化運動的精神結晶，而保持啟蒙的正確方向，維護精神結晶的純正品質，非有疏導之力不可。

新文化運動中，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都是手段，唯一目的是再造文明，尤其是制度文明。

三人行，都在作再造文明的努力，但三個人的著力點不盡相同，卻都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的貢獻。

蔡元培，始終在體制內，卻與體制若即若離，多取“不合作主義”來堅守自己的教育理念。

陳獨秀，始終站在體制外，充當“終身反對派”，追求的是“反對黨派”的合法化。

胡適之，雖終其一生不屬任何黨派，卻是堅定的“有政府主義者”。無論是諍友還是諍臣，他都樂于充當制度文明的設計師。從如何當校長、如何當總統、黨魁，以至如何建設聯合國，他都有過設計。

蔡元培：啟蒙與救亡

要有良好的社會，必先有良好的個人，要有良好的個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

——蔡元培

1919年春，中國以戰勝國的地位出席巴黎和會，卻未能廢除列強在華特權及袁世凱與日本簽訂的《二十一條》密約。5月1日，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到北京。次日，研究系的林長民在《晨報》發表《外交警報敬告國民》，披露了這一消息。同日，蔡元培也將北京政府密令簽約的內幕告知北大學生羅家倫、傅斯年，并召集全校教職員開會商討挽救之策。

5月4日，北大學生結隊出發請愿時，蔡元培有過勸阻之舉，但很快就放棄了。他一向主張“讀書不忘救國”，同時也認為：“學生在學校里面，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于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過去他也曾兩次勸阻過學生游行，但這一次態度不同，他在電話中回答教育總長傅增湘說：“學生愛國運動，我不忍阻止。”

游行學生焚燒曹汝霖住宅、痛毆章宗祥的事件發生后，蔡元培全力營救被捕學生，盡到了一位大學校長的天職。他向學生們說：“我做校長的有責任保護我的學生。我要救出這三十幾個學生來。你們現在都回教室，我保證盡我最大的努力。”

5月5日，教育部下令要求各校校長將為首滋事學生一律開除。當日下午，蔡元培等14所大專院校校長在北大開會，認為“若指此次運動為學校運動，亦當由各校校長負責”，蔡元培表示“愿以一人抵罪”，當場議決成立校長團，向當局請愿營救被捕學生。5月7日，北京政府迫于全國輿論壓力，釋放了被捕學生，蔡元培親率全體師生到北大紅樓前廣場迎接。

北洋當局認為蔡元培是學潮的幕后指使人，內閣會議上提出解散北京大學，撤換蔡元培等主張，教育總長傅增湘也遭眾人圍攻。被捕學生安全返校后，蔡元培為承擔責任，于8日提出辭呈。同日，北京政府內定由馬其昶取代蔡元培，并下達三道命令：查辦北京大學校長，將已釋放的學生送交法庭，整飭學風。其中查辦令因傅增湘拒絕副署未能公布。在這種情勢下，蔡元培決定掛冠出走。

5月9日清晨，蔡元培離開北京，經天津南下上海，轉抵杭州。他發表出京啟事表明心跡說：“我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已正式辭去；其他有關系之各學校、各集會，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脫離關系。特此聲明，惟知我者諒之。”

蔡元培南下后，北大師生一再向教育部請愿，要求挽留蔡校長，其他院校師生也一齊聲援。北京各大專院校校長同上辭呈，表示與蔡共去留。5月19日，北京學生總罷課。五四運動的影響播及全國，引發了全國學生的罷課，工商各界同仇敵愾，以罷工罷市作為聲援。北京政府迫于壓力，下令慰留蔡元培，罷免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電令中國代表團從緩在巴黎和約上簽字。

6月15日，蔡元培發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提出：一、我絕對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長；二、我絕對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學校長；三、我絕對不能再到北京的學校任校長。三個“不”字，擲地有聲！

蔡元培在痛陳教育官僚化的種種積弊后指出：“我是個痛惡官僚的人，能甘心仰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將進北京大學的時候，沒有想到這一層，所以兩年有半，天天受這個苦痛。現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脫離了，難道還肯投入進去么？”

他強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時代，是世界著名開明專制的國度，他的大學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國，更不必說了”；“北京大學，向來受舊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自己到任后稍稍有所革新，就被守舊勢力視為“洪水猛獸”，“又不能用正當的辯論法來辯論，鬼鬼祟祟，想借著強權來干涉。于是教育部來干涉了，國務院來干涉了，甚而什么參議院也來干涉了，世界有這種不自由的大學嗎？還要我去充這種大學的校長嗎？”

他認為“北京是個臭蟲窠”，“無論何等高尚的人物，無論何等高尚的事業，一到北京，便都染了點臭蟲的氣味。我已經染了兩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鄉的西湖、鑒湖，把那個臭氣味淘洗干凈了。難道還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嘗嘗這氣味么？”

五四運動的目標實現后，各校秩序恢復，因蔡元培拒絕回任，北京大學群龍無首。北京政府曾一度任命胡仁源繼任北大校長，但因學生反對不能到校。北京教育界及北大師生派出代表到杭州懇請蔡元培回校。

最終，蔡元培應允復職，只做北京大學師生的校長。他后來回憶說：“各方面都要我復職。我離校時本預定決不回去，不但為校務的困難，實因校務以外，常常有許多不相干的纏繞，度一種勞而無功的生活……但是隔了幾個月，校中的糾紛，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決的狀態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

9月20日，蔡元培重回北大視事。從1917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到1927年離任，其間因出國考察等原故，實際主事五年半，后期多由蔣夢麟代理。他在十年半的任期內，因各種政治原因，曾七次提出辭職，毫無戀棧，足見他從來就不是一個教育官僚。

陳獨秀：科學與民主

民主不是哪一個階級的概念，而是整個人類幾百年斗爭才實現的。無產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名詞，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國家者，保障人民之權利，謀益人民之幸福者也。

——陳獨秀

“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

這篇不足百字的小文章發表在1919年6月8日《每周評論》上，題目叫《研究室與監獄》，作者正是大名鼎鼎的陳獨秀。

陳獨秀，一生大起大落，跌宕起伏。

“五四”的煙云，已飄過了近一個世紀。遙想“五四”，就會想到陳獨秀的振臂高呼；遙想“五四”中陳獨秀，就會想到他“白帽西服”在“新世界”屋頂花園散發傳單的風采!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后，北洋軍警狂捕游行學生，北京一時間風聲鶴唳。

陳獨秀和李大釗，這兩位運動舵手，卻在此刻商量著如何把斗爭引向深入。

6月9日，他們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宣言》起草完后，陳獨秀把它交給了老鄉胡適，由胡適譯成了英文。為安全起見，李大釗建議把《宣言》送到北大平時印講義的蒿祝寺旁小印刷所印刷。

陳獨秀想試探一下市民對《宣言》的反映，于是他和友人首先來到中央公園，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園。

傳單在中山公園受到的歡迎，使陳獨秀在更大范圍進行宣傳的信心更足了。永安路北側香廠路的新世界游藝場，成了下一個散發傳單的目標。

6月11日，下午七點，陳獨秀受友人之邀，來到新世界附近一個名叫浣花春的四川飯館聚餐，他隨身帶上了千余份傳單。晚餐后，約八點多，陳獨秀西裝革履，頭戴白帽，立即前往新世界游藝場。到新世界后，見戲場、書場、臺球場內，皆有電燈照耀，如同白日，不好散發傳單，于是潛入了第五層的屋頂花園，那里既無游人，也無電燈。時間已近十點，恰好四層的樓臺正放露天電影，趁此良機，四十一歲的陳獨秀，“獨立高樓風滿袖”，憑空一揮，大把的傳單如雪片般飄向人群，人群一片騷動……

陳獨秀沒有料到，此刻危險正向他逼近，新世界早已布滿了密探。因新世界處于鬧事繁華地帶，為避免引起公眾注意，一名偵探脫下灰色大褂將陳獨秀罩住，秘密押往外右五區警察署。

當晚十二點，數百軍警立即前往北池子箭桿胡同9號陳獨秀的住宅，從陳獨秀家中搜出《北京市民宣言》傳單一共數百張，以及雜志、稿件、信札數十件。

在“五四”這個敏感時刻，陳獨秀的被捕，立刻引起全國極大的震動，各大報刊、社會團體、學者名流及政界人士強烈譴責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洶涌的營救浪潮席卷而來。

媒體很快向社會披露了此事。鄉黨紛紛登上了營救舞臺。政界也卷入營救陣營。遠在上海的孫中山，得知陳獨秀被捕后也很著急。

游說力量還闖入了總統府。近代教育的先驅者嚴范孫先生的兒子嚴智怡帶著父親的手書找到私交深厚的徐世昌大總統。

在五四浪潮洶涌澎湃的1919年，軍閥政府還不敢太肆無忌憚。社會各界的聲援和營救，給北洋政府當局造成了巨大壓力。

在各方聲勢浩大的營救浪潮下，面對強大的輿論壓力，京師警察廳于9月16日作出了釋放陳獨秀的裁決：

“查陳獨秀以傳單煽人為亂，殊屬違法，既據聯名列保稱無別情，看押三月有余，查察尚知悛悔，姑念系屬學子，擬從寬準予保釋。惟其不知檢束，殊有破壞社會道德，擬仍按豫戒法第三條四款，施以豫戒。”

1919年9月17日，在監獄拘禁近百天的陳獨秀，終于回家了。

盡管并沒有獲得完全的自由，走出監獄無論如何也是值得喜慶的事情，大家都為陳獨秀的釋放而高興和鼓舞。李大釗、劉半農、胡適、沈尹默等同人在《新青年》發表白話新詩，歡迎他的出獄。

出獄后的陳獨秀，重新開始集中精力編輯貽誤多日的《新青年》，11月15日出版了六卷六號，12月1日又出版了七卷一號。1920年1月底，仍舊受到監視的陳獨秀，假稱去拜訪胡適，經友人協助順利脫身，離京趕赴上海，徹底獲得了人身自由。北京市檔案館藏有2月14日，離京的陳獨秀致京師警察總監兼老鄉吳炳湘函，信中寫到：

“夏間備承優遇，至為感佩。日前接此間友人電促，前來面商西南大學事宜，匆匆啟行，未及報廳，頗覺歉仄，特此專函補陳，希為原宥。事了即行回京，再為面謝。敬請勛安。”

在這封信中，陳獨秀三個多月的牢獄生活被輕描淡寫一筆掠過，文筆犀利詼諧，為后人所津津樂道。

胡適：自由與進步

現在有人告訴你“犧牲你個人的自由去爭取國家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訴你“為個人爭自由就是為國家爭自由，爭取個人的人格就是為社會爭人格。真正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來的。”

——胡適

1919年五四學生運動爆發的時候,胡適正陪同杜威先生在上海訪問,同行的還有杜威的學生、北京大學教務長蔣夢麟先生。當時他們對北京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兩天后才通過報紙了解到事情的經過。

1920年五四運動一周年的時候，胡適和蔣夢麟聯名發表文章《我們對于學生的希望》。這篇文章由胡適起草，從中可以看出他對五四運動的初步反思。

對于這個運動，胡適認為至少有五大成效：一是加強了學生主動負責的精神，二是激發了學生對國家命運的關注，三是豐富了學生團體生活的經驗，四是培養了學生作文演說的能力，五是提高了學生追求知識的欲望。“這都是舊日的課堂生活所不能產生的”效應。

與此同時,該文也認為，以罷課為武器進行斗爭，對敵人毫無損害，對學生卻有三大危害：第一，在學生運動中，有些人自己不敢出面，卻躲在人群中吶喊，從而助長了依賴群眾的懦夫心理。第二，罷課時間一長，有些人就會養成逃課的習慣。第三，經過這場運動，有些人可能養成盲目從眾的行為模式。

作為學生的師長，胡適還告訴大家：學生運動不是常態社會的行為模式，而是變態社會的必然產物。所謂常態社會，是一個比較清明的、由成年人管理政治的社會。如果成年人不能盡責盡力，不能治理政府的腐敗，那就是一個變態的社會了。因此他們在文章中說:“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鬧下了亂子，卻要未成年的學生拋棄學業，荒廢光陰,來干涉糾正，這是天下最不經濟的事。”

1928年5月4日，正當國民革命軍節節勝利,北洋政府即將垮臺的時候，胡適應邀去上海光華大學發表演說。胡適最擔心的事情就是把五四運動當成一個空洞的口號。因此他首先向大家介紹了五四運動的背景和經過，然后又分析了它的影響和意義。胡適認為：五四運動除直接導致中國代表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并最終解決了“山東問題”外,其間接影響主要表現在六個方面:

第一，過去的學生只顧讀書,不管閑事。五四運動使他們對社會政治產生了莫大的興趣。 第二，為了參加運動,學生都組織了自己的社團,并創辦了各自的出版物。這對新文學運動起了很好的推動作用。 第三，為了讓普通老百姓關心政治,讀書看報,許多學校都創辦了平民學堂,平民教育取得了很大進步。 第四，中國勞工紛紛成立了自己的工會,并與學生運動遙相呼應。 第五，婦女地位得到很大提高,從而形成了婦女解放的洪流。 第六，各個政黨都非常注意吸收青年為自己的骨干。

在此基礎上，胡適再次強調學生運動是變態社會的產物。不同的是，這一次他把這個觀點總結成一個歷史公式，并且用這樣一句話來表述：“凡在變態的社會與國家內，政治太腐敗了，而無代表民意機關存在著；那末，干涉政治的責任，必定落在青年學生身上了。”

“政治腐化，至于極點，創議改革者，即為少年學生；亦唯此種熱烈青年運動，革命事業，都有成功之一日。”

相反，如果政治清明，而且有各種民意機構存在，那么政治就自然是成年人的事了。在這種情況下,青年學生就可以安心讀書；他們的興趣，就可以是體育比賽、跳舞看戲、談情說愛了。胡適認為，無論從正面還是反面，都可以證明上述公式正確無誤。

時代變了。

從五四啟蒙運動起，中國就發生了一場思想巨變：從國家富強轉向了文明自覺。

“愛國、進步、民主、科學”，五四精神與中國夢從來都是一脈相承的，是熱血青年自發并逐漸凝成的一種神圣的精神追求。

回首五四，我們看到時代的變遷不僅僅是物質的發展。心靈與精神的漫游，更需要高度與深度。

無論前路多曲折，我們必須奮勇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