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非洲看到驚訝一幕：5顆糖，從孩子手里交換一把槍｜我在非洲當醫生20

　　大家好，我是陳拙。

　　今天的故事來自援非醫生謝無界。

　　在故事開始前，我想先問你個問題：一個人病了可以找醫生，一個國家病了該找誰？

　　這個問題很難回答，我也沒有答案。但看完故事或許能給你一點啟發。

　　一年前，謝醫生在非洲最貧窮的國家布隆迪，接收了一個因為恐怖襲擊快要死了的人。同時這個人還是當地援非醫院的門衛。

　　這個門衛穿搭時髦，很有氣勢，卻一門心思給周圍的小孩發糖，為此還求到了中國醫生們的頭上。

　　而越是了解這個人，謝無界越難評價他。因為他正在用自己的善良和生命，為戰亂中的國家尋找良藥。

　　在布隆迪擔任援非醫生的那些年，我們不光對抗惡疾，還要對抗戰爭。

　　每當恐怖襲擊事件發生，醫院里的畫面都很慘烈，狹小的急診室里擠滿了等待拯救的傷者。他們會嚎叫，抓住我們的胳膊，撕扯衣服，有一些在痛苦的掙扎中死去。

　　這些傷者大多是孩子和女人。

　　我深刻感覺到了作為一個醫生的無奈：這里各種資源、藥物、設備的匱乏，尤其是血液，非常珍貴。

　　醫院當地的領導，又秉持著“有限的資源必須先拯救那些能救活的人”這種理念，給一些難以搶救的人直接宣判死刑。

　　最難的時候，我們和護士能做的，就是讓傷者別睡覺，千萬別閉眼，閉上了可能就醒不來。

　　作為援非醫生，我們是客，只能尊重這里醫院的理念，只救能“救”的人。

　　唯獨給瓦特動手術那回，我們打破了這種客隨主便的想法，甚至動用外交手段，“威脅”醫院當地的領導，中國醫生們一致決定：這個人，我們要不惜一切代價救回來。

　　救了這個人，可能就是救了這里的將來。

　　那天傍晚下了點雨，久違的涼爽讓我睡得很早，沒睡多久，就被電話叫到急診室。

　　護士在電話里說，是恐怖襲擊。聽到這兒，我腦袋里已經出現一幅畫面：

　　急診室亂成一鍋粥，穿得破破爛爛的女人，抱著血肉模糊的孩子，擁擠在走廊里，哭喊聲和求救聲回蕩在整座醫院。

　　布隆迪的恐怖襲擊并不少見，每一回受傷最嚴重的，都是婦女和孩子。

　　 謝無界第二次援非的醫院

　　果然，急診室里圍著一群非洲女人，每一個人都在哭泣，身上都沾著泥漿與血跡，部分人的衣服有被撕扯的痕跡，一瘸一拐的走得很慢，有些人的臉上還能見到挫傷。

　　可是這回好像少了點什么，我突然意識到，急診室里沒有孩子的哭聲，沒有一個女人是帶著受傷的孩子，而她們自己身上的傷勢，比以往我們處理過的恐襲傷者要輕得多，沒有一個是危及生命的，這很不同尋常。

　　直到我撥開人群，才看見那個最需要救治的人。

　　他叫瓦特，是醫院的門衛，平時就負責登記、看門，升國旗。

　　醫院的國旗班有三個人，醫生們還調侃過，說瓦特的正步看著最舒服，后來發覺，他踢的是中國式正步。于是大家開玩笑，這個人可能是中國駐非洲石家莊陸軍學院畢業的。

　　此刻，瓦特躺在擔架上，女人們都在對著他哭泣，比起自己身上的傷，她們好像更關注瓦特的傷得怎么樣。她們和瓦特是什么關系？

　　我和一同趕到醫院的骨科醫生檢查傷口，發現瓦特的右側小腿、左側小腹有兩處槍傷，右側小腿為火器貫通傷，左側小腹為非穿透傷。送來時，小腿的傷口做了預處理，但止血效果并不好。

　　又發生戰亂了？

　　看著瓦特被血浸透的褲腿和鞋子，我的心涼了一截。

　　骨科醫生掀開瓦特的上衣，查看他的腹部傷口。就表象來看，情況要好于小腿傷口，因為蓋著傷口的小塊布料并沒有濕透。

　　可是骨科醫生的一句話，我剛悄悄落下的心，再度懸起來，他說：“絕對有內出血！太危險了，估計是大網膜和血腫壓住出血點，也有可能是子彈，及子彈周圍血腫的組織。”

　　這種情況就像是定時炸彈，不穩定的傷口隨時可能大出血，瞬間帶走瓦特。

　　血味、汗味、燒焦味，還有爛蘋果的味道混合在一起，在急診室的空氣中彌漫。

　　搶救的過程里，我突然想起，好像幾次和瓦特的深度接觸，都是因為戰亂。就連現在我能無視血腥味的這個技能，都是他教給我的，他好像是最熟悉戰爭的人。

　　有一回我出診回來，歸途路上遇到一輛燒焦的巴士，所剩無幾的擋風玻璃上全是彈孔，而小巴的里面橫七豎八滿滿當當，塞著燒焦并腐爛的人。

　　人群擁擠，將我推到了車跟前，我差點就和焦黑的尸體，來了個親密接觸。

　　自那以后，我就能聞到自己身上有一股尸臭味。我往鼻子里點風油精、每天早晨洗澡，各種方法都試過了，依然聞得到那股味道，我甚至買了香水，但是不管噴多少，香是香的，臭還是臭的，它倆互不干擾。

　　最后還是護士建議：

　　“你去找門衛瓦特，他肯定能解決你的問題。”

　　下班后，我來到門衛房，站在門口朝里望，發現瓦特正在閉目養神。

　　他大概50多歲，頭發花白，泛起的褶皺隨著呼吸上下浮動。一身褐色的西服，藍色襯衣的扣子，一絲不茍全部扣上，還系著一條褐色領帶。

　　他扶著一根漂亮的手杖，金色把手，周身漆黑，顯得很時髦，腳下的尖頭皮鞋一塵不染，整個人氣勢逼人。

　　我還沒說話，另一門衛走到我身邊。他叫開爾，穿著樸素得多，墨綠色破洞網球衫，下身是條被洗的發白的牛仔褲。他問我要做什么，于是我說出求助。

　　門衛房不大，我說話都能聽見，可是瓦特好像沒聽見，直到開爾走到他身邊，把我說的話復述一遍，他才慢慢走出來，像審視嫌疑人般，看了我半天才緩緩開口：

　　“那個味道并不可怕，相反它能救你，讓你遠離危險。”

　　瓦特將手杖夾在腋下，幫我整理了下白大褂凌亂的領子，繼續說：

　　“那個味道不是留在你的身上，而是留在你的記憶里。非要消除的話，你要拿出美好的記憶對抗它，例如你喜歡姑娘的頭發，穿過你指尖后留下的味道，例如媽媽在太陽底下，晾曬衣物時的味道。”

　　他的意思是，我自己能聞到這股味，是心理作用，心病還須心藥醫。

　　我簡單說聲謝謝，覺得自己在浪費時間。結果就在當晚，尸臭如常襲來時，我實在沒轍了，就試了瓦特的方法，把從初戀到現在喜歡過的女孩都想了個遍。

　　竟然真的有效。

　　那個晚上，一縷疑問飄進我的腦袋：

　　瓦特到底是誰，他都經歷過什么，為什么能想出這種方法解決尸臭？

　　這些疑問沒有得到解答，然而很快，瓦特主動找上門，還引起援非醫生們的大討論。

　　那天，瓦特和開爾在門口磨蹭半天，想敲門，卻縮回手。后來兩人一陣耳語，瓦特整理下著裝，由開爾敲門，在我點頭示意后，夾著手杖走進我的診室。

　　瓦特鄭重地說：“希望醫療隊能幫助我，卸下孩子的武裝，五顆糖或一塊巧克力換一把木頭槍。”

　　他倆磨蹭半天，后面還有病人等著，搞得我有點不耐煩，于是說：

　　“你說的這個事情，我知道。”

　　我早就在晨跑時注意到這個現象。這里的孩子不知何時起，盛行用假槍打鬧。其實假槍很簡陋，就是用木頭疙瘩做的，細心點的涂上黑色顏料。

　　那時候援非醫生們，就討論過這件事。有些醫生覺得“這都不是事兒”，覺得這就像我們的軍訓，“應該給孩子上點血性。”但是另外一些醫生，和我的感受差不多，覺得有點不妥，但是誰也說服不了誰。

　　所以我模仿著“這都不是事兒”醫生的口吻，想看看瓦特的反應。

　　“孩子需要血性，暴力也沒什么大不了的。”

　　話音剛落，瓦特用手杖使勁杵著地面，手上青筋暴起，瞪圓了眼睛吼道：

　　“暴力可以去任何地方，唯獨孩子不行！孩子是底線。”

　　身旁的開爾，抱住瓦特說：“沒事沒事，咱們在醫院門口自己換就好了。”

　　我說：“好吧，我跟其他醫生說說，但是不能保證說服他們。”

　　尸臭的事讓我覺得自己欠瓦特一個人情，但我打算幫他，真正的原因是，這里的孩子把戰爭游戲玩得太過火了。

　　玩戰爭游戲的孩子

　　我親眼目睹過幾個男孩，用“槍支”強迫一個女孩在地上爬。

　　醫院領導蓋伊的老婆，還看見好幾個大孩子拿假槍霸凌一個小孩，她推倒霸凌者中領頭的孩子，后來是我給那孩子包扎的。

　　回到駐地，我趁著晚飯時和大家復述瓦特的請求。

　　盡管所有人都知道，盧旺達、布隆迪在九十年代有過種族大屠殺，近百萬人喪生，可是“這都不是事兒”醫生的觀點沒變，“為什么被屠殺，就是因為沒有反抗、沒有血性！如果給與適當的抵抗，就不會出現這么大面積的屠殺。”

　　婦產科的女醫生明顯帶著怒氣反駁：“我看了關于盧旺達大屠殺的相關資料，他們不是被外人屠殺，而是原本一家人的兩個種族，互相屠殺。我覺得如果他們不被教唆、熱愛和平反而不會出現屠殺。”

　　聽到“教唆”兩個字，我說：“這種武裝游戲，會不會就是童子兵的篩選？”

　　“這都不是事兒”醫生說：“這些關我們什么事情呢？我們只是來這治病的啊。這個底線是他們的，不是我們的。”

　　討論半天也沒定數，大家都沉默了，直到隊里歲數最大的醫生舉手說：

　　“我同意幫他，我希望在我們無助的時候，也會有這樣的人去幫助我們的孩子。”

　　最后舉手表決，仍有少數醫生不同意，但少數服從多數。

　　于是我們在診室用糖果換“槍”，瓦特和開爾在醫院附近換槍。

　　這個計劃出奇順利，孩子喜歡糖果的程度，遠遠大于喜歡打仗游戲。

　　但很快，我們收到槍的質量越來越差，就在瓦特第四次補給糖果后，整個計劃被迫叫停。

　　首先，孩子們的槍升級成可以發射BB彈的彈簧槍，周邊的商店并沒有彈簧槍售賣，即使有這些孩子也買不起，說明有人在給孩子發槍。

　　其次，槍的價格水漲船高，5顆糖不再夠，一包糖才能換一把槍。

　　這段時間，因眼睛、鼻面部被射傷而就診的孩子多了起來，當然BB彈造成鼻腔、耳道異物的小患者也多起來。

　　而且收槍的這陣子，經常有泥塊從靠近街道的那一側，被人扔進醫院，我們追出去，就只能看見已經逃遠，仍在嬉笑的孩子。以前沒有這種事，說明糖果換槍，可能真惹到什么人了。

　　“糖果換槍”行動持續一個月，消耗20包糖果，木槍被我們扔進鐵桶，燒了整整一天。

　　其實在“糖果換槍”行動中，最讓我好奇的還是瓦特的身份，一個普通醫院門衛為什么要管這事？

　　我試著和瓦特湊近乎，想知道這個人背后的秘密，幾次到門衛室，從“你的正步踢得真好，在哪學的”和他搭話，可是他一句話都不肯向我透露，簡直惜字如金，甚至連看都不看我。

　　我只能用昂貴的姜汁飲料“賄賂”開爾，他才肯透露一點：

　　“我和瓦特以前是保安，拿真槍的那種。”

　　后來我才明白，開爾嘴里的“保安”，和中文的保安不是一個意思。他想說的是，守護者。

　　自從三十年前那場屠殺起，兩個人一直在守護平民，直到今晚這場恐怖襲擊發生。

　　思緒飄回當下，我們將身負槍傷的瓦特推進急診的手術室。

　　我問送瓦特來醫院的女人們，他是怎樣傷成這樣的？

　　護士將我的問題翻譯成當地語言。原來今晚距離醫院六十公里外，靠近國境線的村子，遭到恐怖組織紅色巴塔的襲擊，瓦特就是在疏散婦女、兒童時被打傷的。

　　上次援非時我就聽過這個臭名昭著的恐怖組織，它是一個活躍在剛果金、坦桑尼亞、布隆迪邊境線上的恐怖組織，專門對平民百姓下手。

　　急診手術臺上，我神情沮喪，因為在布隆迪，這樣嚴重的外傷，基本上就意味著死亡。這家醫院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血庫，血液制品極度匱乏，我在布隆迪的第一個朋友布朗先生，就是因為缺血，在我眼前死掉的。

　　身旁的骨科老師也聽見護士的翻譯，看著我，大聲說：“小謝，振作點！這個人咱們必須救活，外面等著他活的人太多了。”

　　這句話很鼓舞人心，但是看著腿上不斷滲血的傷口，我覺得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更何況瓦特腹部的傷還是個定時炸彈。

　　我們需要更多的血，也需要更多的人手。

　　我脫掉手套，電話叫來所有能來的醫生。夜里兩點多，來到手術室的醫生，基本上都是哈欠連連，面露不悅。我拍了拍手，等到大家差不多都看向我，說：“還記得瓦特嗎？昨天晚上恐怖襲擊，他是為了保護婦女和孩子傷成這樣的，不信你們看外面那些哭的女人。”

　　骨科醫生說：“有人說，這人死定了，我倆還不如睡覺去，我就是不信邪。我們和外面那些女人說了，醫生們肯定救活他。

　　“我們當不了布隆迪的英雄，但是可以救活布隆迪的英雄。”

　　醫生們態度不一，埋怨骨科醫生夸大話，說我們凈找麻煩，但不管怎樣，大家的困意總算是過去了。有的醫生戴上手套，穿好手術服隨時準備上臺，有的醫生拉近蛇皮燈，以防這里手術時常出現的停電狀況。

　　主刀的骨科醫生決定，先處理正在出血的小腿傷口，待出血止住后再處理腹部。

　　婦產科醫生站在一助的位置，拿著鉗帶紗布，幫助骨科醫生得到更好的操作視野。她昨天有兩臺連續剖腹產，已經站了6個小時了。

　　骨科醫生邊操作邊調侃：“在國內給哪個領導做手術，也沒像今天這么緊張。”

　　手術進行約四十分鐘，小腿出血的勢頭略有好轉，年紀最大的老醫生將碎發塞進帽子，瀟灑地轉了一圈，拿帶子系住手術衣，換下了疲憊不堪的婦產科醫生，面色激昂地說：

　　“我們想留住的人，上帝是帶不走的，各位加油。”

　　這句剛說完，瓦特的心臟突然驟停，腿部傷口涌出大量鮮血。

　　止血出血、止血出血、心臟驟停……我站在側面，雙手疊起為瓦特做胸外按壓，三分鐘、四分鐘、五分鐘……出血沒有好轉，點滴架上那袋血漿已經不多了，而我也漸漸心跳加快，耳朵里嗡嗡的，汗滴落在瓦特臉上，我意識到瓦特可能救不過來，我們要失去他了。

　　就在我茫然失神時，身邊的女醫生一把推開我，接力進行胸外按壓，恍惚中時間變得特別漫長，不知過了多久，本地的麻醉師拿著聽診器，激動地喊：

　　“回來了，回來了！”

　　剛剛擺弄蛇皮燈的醫生不知何時離開手術室，此刻手里拿著一袋血漿跑進來說：

　　“這是花了五瓶飲料，從產房賒出來的，再沒有了。”

　　五瓶飲料在國內不算什么，但是對布隆迪的人來說，很金貴。

　　聽到這，大家不約而同地鎖緊眉梢，“再沒有”的意思是，我們必須在輸完這一袋血的時間內，止住瓦特的出血，這一袋血的時間，就是我們的極限。

　　手術室里，除了器械碰撞的聲音，大家安靜地像是沒了呼吸。

　　直到骨科醫生說：“小腿貫通傷出血已經扎住，大家準備剖腹探查術。”

　　剖腹探查術是用來尋找病因，確定病變程度，進而采取相應手術的一種檢查和治療方法，但是瓦特這種情況，剖腹探查術本身的風險非常高，因為我們做不了任何影像學檢查，只能依靠主刀醫生扎實的解剖技術——就像蒙著眼睛，拆解一枚定時炸彈。

　　有毫厘的偏差，哪怕打個噴嚏，操刀的手抖一下，瓦特都可能失去生命。

　　骨科醫生遲遲沒有動刀，而是示意大家看點滴架，那袋血漿已經見底。沒有充足的血，貿然開腹一旦出血，瓦特必死無疑，可是這樣等下去，瓦特也是死路一條。

　　于是，我接到一個艱巨的任務：去找醫院負責人蓋伊，管他要血。

　　關上手術室的門，周圍特別安靜，我只能聽見自己的心跳聲。

　　送瓦特來醫院的女人們一下子圍了過來，語言不通，她們只能盯著我，露出焦急的眼神。我只能勉強蹦出幾個詞，再比劃著，讓她們明白，身后的手術室里，醫生在拯救這位布隆迪的英雄。

　　其實瓦特的身份，遠不止“英雄”兩個字那么簡單。

　　“糖果換槍”行動以后兩周，我們一支槍也沒換到，只能把剩下的糖果還給瓦特。

　　那時我才得知，瓦特已經被抓進警察局一周了。因為有人舉報瓦特，說自己的孩子吃了他的糖果，出現腹瀉和嘔吐，而且還不止一次。

　　開爾懇請我救救瓦特，求我去警察局，把瓦特贖回來。他遞給我一團紙幣，我數了下正好20美元，以前我在布隆迪的警局贖過人，知道20美元不夠，于是自己掏了張50美元。

　　開爾看見，不停用蹩腳的中文，跟我說謝謝。

　　可能是50美元，也可能是開爾想讓我救出瓦特，前往警察局的路上，他終于說出兩人的真實身份，“謝醫生，我和瓦特參加過盧旺達大屠殺，我倆是胡圖族人，是軍人。”

　　 醫院前廣場的國旗

　　盧旺達分為胡圖族和圖西族，前者是絕對多數，但是后者在殖民者的分化政策下，被塑造成統治階層的上等人，占據90%以上的教育、行政資源。

　　1994年4月，盧旺達的胡圖族總統因為恐怖襲擊罹難，引發胡圖族對圖西族的血腥報復。

　　不到一百天里，上百萬人遭到屠殺，死亡人數占當時相當于盧旺達總人口的八分之一，整個國家陷入崩潰。這不是軍隊與軍隊、政權與政權間的內戰，而是平民之間，手握槍支、彎刀和削尖的木棒，對自己往日的朋友、同事和鄰居的殘忍殺戮。

　　曾經我有一位病人，參與過當年的屠殺，我問：你為什么要殺人？

　　他面無表情地回答：“你的鄰居、你的家人、你的朋友，都是有可能殺掉你的人，你只能先動手殺掉他們，不殺人，就要被殺，沒有第三種選擇。”

　　屠殺蔓延到布隆迪、坦桑尼亞、烏干達和今天的剛果，直到現在布隆迪還有一句本地語的口頭禪，專供陌生人第一次見面使用，意思是和平、我沒有惡意。

　　開爾告訴我，他自己是胡圖族，但是他的妻子是圖西族，當時的他有兩個選擇，要么自己親手殺了自己的妻子，要么讓其他人殺了他們一家。

　　偶然的情況，讓開爾得知在坦桑尼亞邊界線方向，有一位胡圖族的上校瓦特，他駐守的那段邊境線，可以放圖西族離開，而且明碼標價100美元一個人。

　　瘋狂的歲月里，愿意提價碼，不殺人的胡圖族，太罕見了。

　　但是開爾依然付不起這筆錢，為了給妻子一條活路，他就地入伍，跟隨瓦特上校，抵了那100美元。然而100美元只能讓妻子活著走過邊境線，不能保證她后續的安全。

　　瓦特說到這兒，沒有哭，聲音中含著哽咽，“她沒能逃過后續的關卡，還是死了。”

　　在那以后，開爾就一直跟在瓦特身邊，他親眼目睹瓦特違抗軍令，放走一批批他們“本該”殺死的圖西族人，到后來就連開爾都害怕了，因為他們放走得太多、太多了。

　　后來瓦特奉命圍困一家圖西族醫院，但是他陽奉陰違，竟然偷偷給醫院供給物資，直到手下的胡圖族士兵嘩變，他們不得已，帶著醫院里的孕婦、病患一路逃到剛果金，隨后的三十年里，在臨近的幾個國家不斷流亡，再也沒有回過家。

　　我到這時才明白，那些送瓦特來醫院的女人，就是當年醫院里的孕婦。

　　說到這兒，開爾深深地向我鞠了一躬，接著又用中文向我說：“謝謝你，謝謝中國人。”

　　這時的我，眼淚已經流下來了。

　　我之所以流眼淚，不只是因為屠殺的慘烈和悲劇，而是被一段記憶擊穿了。

　　那是我第一次援非的時候，在過年期間，我們和一個援非建筑隊聚餐。我坐在一位咋咋呼呼的老大哥身旁，他五十多歲，喝了酒嗓門特別大，還吐沫星子亂飛。

　　酒桌上很吵鬧，我離他近，只能聽他胡吹大氣。聊到半截，這位老哥喝了一大口啤酒，拍著肚皮喊：“要說花錢，我這輩子花錢最值的一次，就是在盧旺達，100美元一個人……”

　　我還以為，他在說什么下流的事，沒想到他的話還沒說完。

　　“100美元、一個人、一道關卡！當時我們把油桶里的油全倒了，挖掘機的發動機拆了，里面塞滿了圖西族的人，連座椅底下都拆了放人。工程款不能動，大家能拿的都拿，手表、西服，藥物，值錢的都拿出來了，一個人、100美元、一道關卡！”

　　酒桌上的話不能當真。我一直都無法確信，老大哥的話是真是假，直到開爾提到100美元的事情，這價錢吻合了，我愿意相信這種事真有可能。

　　抵達警察局后，警察破天荒地退了我20美元，只收了50塊錢，讓我簽字保釋瓦特，接著帶我們來到看守所的牢房。

　　牢房并不在警察局里面，而是磚砌成的小隔斷，一個個矗立在警局院子里，每間隔斷只能供一個成年人站立，里面悶熱得可怕。

　　打開門，汗味、血味和一股爛蘋果的味道撲鼻。瓦特倚在墻上，嘴角的血漬已經干枯，右眼的青紫像是新傷，皮鞋也不知道哪去了，光著腳踩在滿是糞便的沙地上。

　　后來開爾又用5美元，從警局換回瓦特的皮鞋。

　　自那以后，瓦特不再無視我，每當見到我，都會主動給我敬一個中國式軍禮。

　　等到瓦特身體恢復得差不多，再次擔任旗手時，我去找了他一次，想要和他談談卸下孩子武裝的新計劃。

　　經過一陣子觀察，我發現錄像廳門口總是圍著一堆孩子，而擁有電視的教會、集會中心，孩子也特別多。卸下孩子武裝，是個長久的過程，我建議瓦特，可以用電視的魅力，像春雨潤物細無聲那樣，慢慢的影響孩子的思想，這比正面對抗要有用的多。

　　瓦特聽后，還是像之前那樣，一句話不說，只是偶爾點頭示意。開爾坐在旁邊一顆顆不停地吃著剩下的水果糖，滿地的糖紙，有些是新的，有的上面蓋著紅土及鞋印。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瓦特還在警衛室的情況下，這小小的空間還能如此臟亂，他似乎在為什么事情感到焦慮。

　　后來才知道，瓦特那時就收到情報，紅色要來襲擊村莊，他就是在為整個村子的撤離而焦慮。他很早就做準備，村里的婦女和孩子受傷得很少，只有他身中槍傷。

　　此時此刻，我能做的，就是去找醫院負責人蓋伊要血，救活瓦特。

　　蓋伊是一個堅守自己治療理念的醫生，他不會不計代價去救任何人，而是要把有限的醫療資源均分給更多的人，去救一定能救活的人。

　　我生怕說服不了蓋伊，就拉上幾個送瓦特來的女人，和她們一起來到蓋伊的辦公室。

　　剛進門，我就說：“她們在等我們救活她們的人，但是備用血用完了。”

　　蓋伊看也沒看外面，直接問我，傷者的情況如何，有多少把握救活。

　　瓦特的確傷得很重，如果說實話，蓋伊肯定不會批給我們更多的備用血。情急之下，我想到他也有孩子，就打算轉移話題，脫口而出：“你要是不批血，讓我怎么跟她們說？讓這些媽媽怎么教育孩子？我怎么跟女兒說，爸爸只能救那些，百分百能救的人？”

　　蓋伊完全不吃這一套，相反聽到我們用光備用血，嚴肅地說：“恐怖襲擊太多了，而且他傷得太重，可能你們浪費了這些血，他也活不了。而且明天萬一調血不成功，產婦的死亡概率也會加大，你讓我怎么跟那些產婦交代呢。”

　　直到蓋伊離開這家醫院時，我才知道，蓋伊堅守這種理念，親手為自己的兒子系上黑絲帶，我那番話根本打動不了他。

　　 我狠下心，拿出手機隨便找了個人，打了微信語音，把手機遞給蓋伊說：

　　“我們的總隊長明確表態，這個人我們必須要救活。”

　　屋子里很安靜，只能聽見那邊，“喂喂能聽見嗎”的說話聲。蓋伊滿臉狐疑地看著我。我的心臟砰砰直跳。援非醫療隊的總隊長表態，就相當于一種變相的外交施壓，在我所知的援非醫療隊記錄中，從來沒有存在過。

　　要是蓋伊發現我作假，搞不好就會鬧成外交事件。

　　沒別的路，我只能賭一把。

　　蓋伊沒有接手機，而是轉身拿起白大褂，推著我往外走。

　　他親自去，就意味著我們有了用血的許可。

　　可是還沒等我松一口氣，他說：“你們不怎么見過槍傷，我得幫你們一起手術。我們沒有辦法不計代價救人，如果真的救不活，我會強行中斷手術。”

　　半路上，蓋伊反復問：“你們為什么這樣在意這個外國人，非要救活他。”

　　他問得我一時語塞，沒過腦子說出很多回答，什么我們不能讓英雄死去之類的，直到抵達手術室也沒能說出一個完整的答案。

　　其實就連我們自己也納悶，為什么一定要救活瓦特呢？他為什么這樣重要。直到手術后，我和其他醫生聊起這件事，才得出真正的答案。

　　我們是醫生，不管是英雄，還是一個普通人，我們都想竭盡全力救治。可是，布隆迪的情況擺在這里，蓋伊的理念攔著我們，醫生們就是沒法做到，不計代價地去救每一個病人。

　　唯獨瓦特是個例外，他是英雄，他保護村莊里的女人和孩子，雖然我們沒有親眼目睹，但是每個醫生都知道，一般恐襲后的傷員都是婦女、孩子，而這次重傷的只有他。

　　某種程度上來說，不計代價去救人的他，完成了我們想做卻不能做的事。

　　走進手術室，主刀的骨科醫生見到蓋伊，立刻讓位，站到一助的位置，還詳細講解之前的手術情況。過去這兩個人誰也不服誰，都覺得自己的技術更好，還因為誰主刀起過沖突，但此時此刻，大家抱著一個目標，誰也沒心思再爭那些。

　　蓋伊要延長我們剖腹探查術的切口，“太小了、太小了我什么都看不見。”

　　骨科老師的眉毛都縮到一起，但還是什么都沒說，手下飛快地配合主刀蓋伊。

　　隨著一塊塊滴著鮮血的紗布，從瓦特的腹腔拿出，我知道炸彈已經倒計時了。

　　瓦特出血量很大，雙手與左腿建立了三靜脈通道，左腳上輸入的是平衡液，雙手輸入的是血漿。從手術到現在已經用了3袋紅懸3袋血漿，每次護士拿血進來，蓋伊都會嘆氣。

　　此時手術室安靜無比，我仿佛能聽見液體進入血管的聲音。

　　“抓住了，鉗帶線。”蓋伊興奮地喊。

　　出血扎住后的20分鐘，蓋伊終于取出子彈。骨科老師接過蓋伊手上的圓形鉛彈，高興地告訴大家，“這家伙太幸運了，腸管沒問題，再檢查檢查，就能關腹了。”

　　擊中瓦特腹部的槍支，可能不是制式槍支，所以子彈沒有穿透腸管，也就沒那么難處理。

　　隨著腹腔引流袋掛在床旁，顧不得地下有多臟，我一下子癱軟在地上。

　　這場硬仗我們算是贏了。

　　手術結束后，蓋伊說：“這次是我見過你們最團結的一次。”

　　他沒有休息片刻，立刻去別的醫院調血，騎上摩托車，消失在漆黑夜幕中。

　　從瓦特送來那時起，我就一直在埋怨開爾，平常鞍前馬后跟那么緊，結果在關鍵的時候不見了。他要是在，瓦特可能就不會受這么重的傷了。

　　第二天早上開爾回來了，是躺在擔架蓋著白布抬進來的，他已經死了。

　　抬開爾進來的是幾個半大小子，身后跟了一群小孩子，經護士翻譯得知，瓦特和開爾一起幫助孩子和婦女逃走，瓦特負責婦女，開爾負責孩子。

　　開爾身上全是刀傷和鈍器所致的軟組織挫傷，腦袋上的刀傷最嚴重，深度直達頭骨，跨度從耳根直達頭頂，頭皮順著刀口向兩邊翻著。那件熟悉的綠色網球衫，被血和著泥，硬邦邦地裹在身上，下半身赤裸著，大腿上的肉和重要部位被切下。

　　孩子們泥濘的臉上布滿了驚恐，一雙雙眼睛因哭泣而發紅。

　　過了一周，瓦特挺過來了。

　　我們誰都沒提開爾死了的事情，但瓦特還是知道了，他的病房正好能看見保安亭。他不說話，每天只吃很少的東西，除了睡覺都在看著保安亭，這個狀態和自殺沒什么區別。

　　擔架床上的瓦特

　　瓦特腿部的傷口經過19天換藥，早就應該愈合，但現在線都拆不了，還是紅腫得厲害，縫線的周圍布滿了膿痂，按壓傷口明顯可以感覺到波動感，沒辦法只有拆了部分縫線，放置引流條，繼續換藥，繼續延長住院時間，繼續延長痛苦。

　　在下胃管強制加強營養后，瓦特能下床活動了，但小腿的傷口還是沒好，甚至形成竇道，里面有膿源源不斷地溢出，在他身上散發著腐爛死亡的味道。

　　直到兩周后，我們檢查出他有糖尿病，這就是他腿總好不了的原因。我這才明白，為什么之前去警局救他，聞到那股淡淡的爛蘋果味。這是糖尿病人身上的獨有的味道。

　　瓦特的感染很嚴重，揭開在腿上的紗布，可以看見一個黑白色像是碳塊的黑洞，在侵蝕著瓦特的腿，整個小腿加上大半個腳的皮膚，都變成黑色，為保命必須得截肢。

　　截肢手術很順利，一個月后，他就辭去保安的工作，到村子里修養。

　　我不知道以后還能否見到他，于是在他臨走前，找他聊了一回，想聽他再講講三十年前，保護圖西族的事，但是看著他受傷的腿，好半天也不知道從哪里開口，最后我說：

　　“這些年逃亡，很不容易吧。”

　　沒想到，瓦特竟然露出笑容，不再惜字如金。

　　“能活下來，是因為那筆錢。”

　　瓦特當年讓自己的士兵，到處宣傳他能放走人，且明碼標價，并且告訴同級的軍官，種族沖突不是第一次發生，與其殺戮不如撈錢。但當時敢這么做的，就他一人。

　　他救下數不清的圖西族人，拿這筆錢在邊境換了很多物資，接著把剩下的一大筆錢，埋在誰也不知道的地方。這些年，有胡圖族的人找過他，有圖西族的人找過他，所有人都想要得到那一大筆錢，但是誰也不知道，這筆錢有多少，埋在哪。

　　所以，這些年兩族都不敢“清算”瓦特的罪。

　　他拯救過圖西族的人，但他參與過屠殺；他是胡圖族，但他是個叛徒。

　　唯有那家醫院里的產婦和她們的孩子，這些年一直視他為守護者。

　　醫療隊回國前一周，瓦特來看我們。

　　送瓦特來的是兩個小伙，和瓦特留著一樣的短發。

　　布隆迪這個年紀的年輕人，很多都是穿得破破爛爛，衣服上還殘留嘔吐物的痕跡，走在街上流氓氣十足，我們見了都躲著。這兩個小伙的衣服雖然也很破舊，但是特別干凈。

　　他們就是當年那家醫院，還在媽媽肚子里，被瓦特保護的孩子，現在又高又壯。

　　在瓦特的影響下，他們躲過屠殺、種族沖突和恐怖襲擊。最重要的是，我在他們的目光里看見的不是仇恨，臉上也不是憤怒，而是微笑。這樣的年輕人，一定不會成為發動恐襲的人。

　　瓦特當年播下希望的種子，如今已經開花結果。

　　參與手術的多數醫生都來見瓦特，他逐一和醫生們握手，兩個年輕人離得太近，他就拿起單拐，推走他們。但是兩個年輕人顯然不放心，始終距離瓦特很近，好像害怕他站不穩，同時兩人不斷變換著位置，給醫生留出空間。

　　最后，我們將吃不了的牛肉、奶粉、臺燈，還有兩部手機，都給了瓦特。

　　瓦特說，不用擔心他，因為腿截掉，他可以休息了，還指了指兩個年輕人說：

　　“有人接替我保護村子了。”

　　迄今為止，我們已將近一年沒有再見面，盼望瓦特先生一切都好。

　　讀完這個故事，我特別激動，很想知道更多的細節：

　　瓦特這個人，到底怎么帶著一群孕婦在那樣的歲月里流亡，又是怎樣建立起一個村莊的？

　　遺憾的是，謝無界告訴我，在他回國前，瓦特已經返回盧旺達，他們此后再也沒有聯系。

　　聽到這兒，我有點悲哀。因為等待瓦特的，可能是極端分子的復仇，也可能是圖西族的審判，唯獨不會等待他的，就是一個英雄的贊歌。

　　所以，盡管這篇故事有太多、太多的空白，我們還是選擇把它記錄下來，不光因為瓦特一個人的英雄舉動，更重要的是，他后續的三十年里，在孩子間播撒希望的種子，讓仇恨不再生根發芽，這樣的故事足以跨越地域、跨越民族，打動每一個人的心，因為孩子是所有人的未來。

　　最后我問謝無界，如果再見到瓦特，你想對他說點什么呢？

　　謝無界說：“我想告訴他，你做的很好了！足夠了，歇一歇吧。”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編輯：迪恩 小旋風

　　插圖：魚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