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岔口”故事之九間房錯殺張漢民（六）

疑竇生殺機

1935年正月十五這天，上海中央局遭到第三次大破壞，幸存負責人組成上海臨時中央局，軍委系統、特科系統由柯慶施、王世英負責。

因為與張漢民以及紅二十五軍、二十六軍失去聯系，柯慶施、王世英指示汪鋒，以上海臨時中央局軍委特派員身份回陜西，主要任務是：傳達共產國際指示，一、尋找張漢民，聯系警衛團黨組織；二、尋找徐海東，聯系紅二十五軍；三、尋找陜甘邊黨組織，聯系紅二十六軍。

3月下旬，汪鋒回到西安，在騾馬市街與警3旅士兵支部書記秋宏不期而遇。

秋宏告訴汪鋒，姜旭初是張漢民派駐西安的秘密代表。

姜旭初原是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中的地下黨員。

同盟軍失敗后，上海中央局軍委安排該部地下黨員回陜西工作。

因陜西省委被破壞，上海中央局軍委指示他們找陜南特委，時任特委書記汪鋒負責接收這批同志的組織關系，姜旭初是其中之一。

見到汪鋒，姜旭初對警衛團改編為警3旅的經過以及警3旅中黨組織的情況作出介紹。

秋宏和姜旭初安排汪鋒以新兵身份前往警3旅在柞水的駐地。

4月7日，秋宏致電張漢民，告知汪鋒前來的消息。

汪鋒

警衛團擴編為警3旅，張漢民升任少將旅長。

3月23日，張漢民接到西安綏靖公署急電，稱紅二十五軍由鄖西神速西進，在洋縣、佛坪地區吃掉警2旅，現又回頭經寧陜向東運動，命即予阻擊。

警3旅黨組織研究決定，若兩軍遭遇，黨團員要“槍朝天，打空彈”。

張漢民派張明遠、馬宗仁給閻揆要送去密信。

閻揆要按照張漢民要求，親手抄寫西安綏靖公署作戰部署電報，在信中寫明聯絡暗號還是“瞄不準不打”，然后交給張明遠、馬宗仁，送往紅二十五軍。

張漢民率部從鎮安、石嘴子東進，尾追紅二十五軍。

曹伯箴率7團為后衛，閻揆要率9團為前衛，始終與紅二十五軍保持一天左右的路程。

此時，藥品已買到，張漢民派雷展如送往紅二十五軍。

雷展如前往商洛尋找紅二十五軍，因紅二十五軍流動不定，未能送到。

張明遠、馬宗仁在寧陜營盤街追上紅二十五軍。

軍領導看過密信，質問電臺和西藥怎么沒有送來。

張明遠、馬宗仁答道，派去采買的人還沒有回來。

此時，距離張明遠、馬宗仁第一次前來聯絡已近兩個月時間。

二十五軍領導認為張漢民有陰謀，即令將兩名聯絡人扣押起來，進行審訊。

據戴季英就紅二十五軍史稿所作回憶：張漢民有個副官，名叫閻赫，陜北人。他曾對我們講過，說張漢民是個叛徒、表示要趕走紅二十五軍，赴不走就打掉。

“閻赫”極可能就是張明遠，張漢民部閻姓官兵不少，可能因為這個原因，戴季英記混為"閻赫"。

張赫是張明遠的別名，此時他已從團部圖書館編入通信排，繼續擔任警3旅黨組織負責人，黨內職務是陜南特委書記兼特委軍委書記。

警3旅被俘黨員是陸續被處死的，張明遠是被俘黨組織負責人中最后遇害的一位。

從這個角度分析，鄂豫陜省委和二十五軍領導對張明遠的供詞還是有幾分相信的。

張明遠和張漢民的革命經歷類似。

張明遠在南陽策劃馮欽哉旅特務營發動兵變時，聯絡的對象中就有張漢民。

張明遠打入警2旅任上尉副官、進入張漢民部任圖書館負責人，都是經張漢民保薦、安排。

張明遠有無可能說出對張漢民不利的供詞呢？

還真有，當然也不排除是在戴季英嚴刑逼供下作供的可能性。

叛徒一說也不是毫無根據，張漢民于1928年被捕后脫黨兩年，重回楊虎城部，才與陜西省委接上關系。

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彼時的兵運口號是“要兵不要官”。

時任陜西省委書記杜衡在叛變之前比誰都左。

陜西省委在給陜南特委的指示信中強調，“張漢民根本是無產階級叛徒，這回向四方面軍調膀子實是投機”，要求放棄對“張漢民的幻想”。

陜西省委內刊發表專文，指責陜南特委“對叛徒張漢民的幻想，也正是特委立三主義投機陰謀的反映”。

張漢民部黨組織和陜南特委直屬于上海中央局，和陜西省委之間近似于橫向的業務指導關系。

陜西省委迭遭破壞、多任省委書記叛變，張明遠若對張漢民有懷疑，也是情有可原的。

被扣的聯絡人招認，張漢民積極參加對紅四方面軍的圍剿，因剿共有功升任旅長，“從此張漢民退出共產黨，加入法西斯蒂”，張漢民尾隨紅二十五軍，目的是“積極消滅紅軍，繼續報功”。

法西斯蒂是共方對國黨的攻擊性評價。

蔣介石在內部宣揚過法西斯蒂，結出力行社（后為復興社）的碩果。

對基層黨員來說，法西斯蒂是個僅見于文件和標語的書面詞，沒誰見過法西斯蒂的真實模樣。

基層黨員和普通戰士對國黨、國軍最常見的罵法是“白軍”、“白狗子”、“刮民黨”之類。

很顯然，關于張漢民加入法西斯蒂的供詞是供詞模式化的必然產物。

被扣的聯絡人的另一說法，引起吳煥先和戴季英的高度警惕。

該人供稱，紅四方面軍入陜時，張漢民率部在王曲鎮、子午鎮打過紅四方面軍，俘虜了數百名紅軍掉隊人員。

真實情況是這樣的：張漢民部一直尾追紅四方面軍，確實抓住了一些紅軍掉隊人員，也從民團手中接收了不少紅軍掉隊人員。

這一“戰果”，被西安綏靖公署作為戰績大肆宣揚。

真正讓吳煥先對張漢民產生惡感的，是《西北文化日報》、《西京日報》上關于警衛團剿赤大捷和蔣委員長嘉獎令的報道。

這是天大的誤會，張漢民百口莫辯。

實情是這樣的：警衛團移防勉縣后，紅二十九軍游擊隊第三大隊和第十大隊合并，擬到川陜交界的黎坪建立革命根據地。

游擊隊經過勉縣元墩子時，遭到盤踞在元墩子、阜川一帶的王化治民團的伏擊，游擊隊傷亡慘重，28人被俘。

張漢民聞訊，即派地下黨員史唯然帶領一個加強排，以奉17師命令前來押解要犯的名義，將被俘游擊隊員押往設在勉縣諸葛廟的警衛團團部。

同時，以“民團配合不力”為由，將王化治和民團人員逮捕，將王化治押到廟后處決。

駐守漢中的38軍軍部電令張漢民將被俘的紅軍游擊隊押到漢中，交由軍法處懲處。

張漢民同地下黨負責人商量后,下令將被關押的民團骨干分子換上游擊隊員衣服，就地處決，并照相上報38軍軍部:“為免出意外，被俘紅軍在勉縣已全部處決。”

張漢民編造“元墩子輝煌戰績”的戰報，通過38軍軍長孫蔚如和楊虎城，上呈蔣介石報功。

蔣介石傳令嘉獎，西北各大報都刊有張漢民警衛團的“捷報”和蔣介石的“嘉獎令”：“該張團第二營，馳援適機，克奏偉績，殊堪嘉尚，希轉給嘉獎，以示激勵……”。

徐海東和保衛員

通過對被扣聯絡人的訊問，吳煥先、戴季英基本下定伏擊警3旅的決心。

紅軍本錢小，打仗很少硬碰硬，往往是通過犧牲休息機會，通過拼體能，在高機動中捕捉戰機。

紅二十五軍的行軍習慣是跑三天歇一天，把敵軍拖得疲累不堪時，再發動致命一擊。

離開華陽游擊區后，警3旅一直在后面尾追，紅二十五軍沒得到休整，干部、戰士們意見很大，紛紛要求盡快打掉這股尾追之敵。

詹大南，1955年獲授少將

當過徐海東保衛員的詹大南如是說：“這個仗該不該打？在當時那種情況下，敵人追的很緊，我們跑四五天才拉下敵人一天路程。敵人幾路追上來，我們從縫隙中跳出去，我們不消滅他，能保存自己嗎？有人說不該打，我說他不了解情況。”

此時，徐海東已基本傷愈。

經軍領導討論，決定在九間房一帶設伏。

吳煥先、徐海東、戴季英認真察看九間房一帶的地形地勢，精心做出布置。

在伏擊柳彥彪126旅的蔡玉窯、文公嶺戰斗中，紅二十五軍沒在道路兩旁的小高地設伏，敵軍及時占據小高地負隅頑抗，最終得以大隊逃脫。

軍領導吸取以前的教訓，在大小高地都有設置伏兵，就等警3旅上鉤。

值得一提的是，雷展如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對九間房事件有接近紅二十五軍立場的說法。

張漢民是雷展如的入黨監誓人，雷展如一直受到張漢民的關照。

關于張漢民以及17路軍中黨的活動，雷展如和其他同志聯名寫過不少回憶文章。

在單獨署名的一篇回憶文章中，雷展如寫道：1935年4月在九間房警三旅與紅二十五軍發生戰斗，原因之一是對紅軍逼得太緊，這與張漢民同志急欲邀功有關，同時也與他的主觀決定、欠缺釆納別人可取的意見有關系。

張漢民 “急欲邀功”有何表現，雷展如沒有提及。

洛寧起義后，雷展如任西北民主聯軍第三十八軍第五十五師副師長，建國后歷任四川省溫江軍分區司令員、省體委副主任等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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