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紅軍戰士的征戰回憶12 徐總指揮親率我們和中共陜南特委接頭

【一個紅軍戰士的征戰回憶12 徐總指揮親率我們和中共陜南特委接頭】

長長的隊列,沿著羊腸小道蜿蜒向上,一眼望不到頭。我們通信隊隨總部一起插在警衛營的行軍序列之中,隨部隊大步前進。由于連續轉戰,傷病員增多,我們的馬匹基本上都抽出給傷員乘騎,所以全隊都是徒步行軍。因為長期在寒風中騎馬,我們腳上皴裂的口子要比步兵嚴重的多,加上平時走路少,乍一上路,大家一瘸一拐腳上疼痛難熬,還真感到有些困難,好在十幾里路下來,身體活動開了,倒沒啥感覺了。隨著海拔增高,風雪越來越大,大風挾裹著漫天飛雪,拍打在人們臉上,讓人雙眼難睜呼吸困難。風雪中全軍奮力登山,雖身著單衣,但仍覺全身發熱毫無寒冷的感覺。

10月3日,當總部翻過老君嶺經厚畛子向南疾進時,后衛紅12師34團(團長許世友)也進入了秦嶺,全軍冒著時停時下的大雪奮力向南沿秦嶺的幾個大山前進。惡劣的氣候,使得敵軍完全放棄了空中偵察和跟蹤追擊的作戰行動,紅軍在完全沒有敵情的干擾下,自由自在地行進,然而我們行軍中面臨的困難并沒有因此而減少,第一大困難是嚴寒風雪,寒冷的氣溫對我們這群身著破爛單衣的野外宿營者來說,真是一場災難,不少同志就是在雪坑中宿營時永遠離開了我們。

第二大困難時戰士們的腳板,由于長時間的行軍作戰,幾乎所有基層指戰員的腳都磨爛了,不少人的腳甚至已經發炎流膿,行走時不停地流淌著腥臭的濃血,行軍行列中到處可見拄著拐杖一瘸一拐向前艱難行進著紅軍戰士,這種情況如不及時給予調養,勢必極大影響部隊戰斗力。第三大困難也是最致命的,是我們的糧食嚴重不足,出發時我們只帶了三天的干糧,這固然有出發地群眾生活貧困難于籌糧的原因,但總部在計算行軍距離時出現嚴重偏差才是重要原因。

當時紅軍沒有軍用地圖,加上當地老鄉沒人沿山頭從關中走到漢中,總部只好以古通道的路徑距離在按溝股定理計算出大概行軍距離,結果得出全軍最多四天即可越過秦嶺進入漢中。行軍的實踐很快就使總部首長明白全軍已經面臨嚴峻的形勢,三天下來,有些部隊已經斷糧,但是路途尚未完成一半,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全軍不顧疲勞奮勇前進早日翻過秦嶺進入漢中。從第三天開始,全軍以堅韌不拔的精神連續進行急行軍,一路越山攀巖、走潰河小路、劈荒草而行,艱難困苦難以想象。從第四天開始,全軍各部陸續斷糧,只好沿途搜尋野菜充饑,最慘的是后衛部隊,萬余人過后,沿途別說野菜,連能吃的草都看不見,荒野一片光禿,為了生存只好殺戰馬充饑,團首長的戰馬陸續被殺充饑。部隊在饑寒交迫中頑強行軍,一連翻過了九座大山,經八天的苦難行軍,于12月9日到達秦嶺南麓的城固縣小河口。

小河口是秦嶺入漢中的咽喉,這是一個人口稠密的集鎮,當地人民的生活較秦嶺北麓的集鎮要好得多。部隊到了這里籌到了一批大米,還住進了房子,戰士們都高興極了,當他們端起噴香的大米飯時,有人竟激動得流下了眼淚。可惜我們通信隊只在小河口休息了半天,由于當時情報工作很差,只能通過當地百姓或抓俘虜了解敵情,為了主力能順利打出山口,徐總指揮親自率前衛紅10師和通信隊前出至秦嶺出口升仙村附近,在那里,我們與當地的黨組織中共陜南特委接上了頭,經他們提供情報,了解到敵17師101、102團在我前進方向布防以防備我軍進入漢中。在地方黨派出的向導指引下,紅10師主力繞道出火焰山口,向敵防區側翼發起突然襲擊,一舉將敵擊潰,繳獲機槍四挺,迫擊炮兩門,步槍六百余支,還俘虜不少敵兵。

由于我軍急于進軍漢中,沒時間收編消化俘虜,而且我們武器本身多余,從關中開始,每次作戰中繳獲的槍支都被破壞丟棄,這次索性作了個順水人情,讓俘虜們領回槍支返回陜軍,并讓他們帶話給長官,紅軍無意與陜軍為敵,我們的敵人是蔣介石的中央軍,希望今后能合作抗蔣。這一舉措為后來川陜根據地建立西北秘密通道打下了基礎。

紅10師擊破升仙村之敵后,立即占領了城固縣以西沙河營渡口,并開始征集渡船,積極做好渡過漢水的準備。我則按徐總指揮命令,率一個班返回小河口,催促主力開進并引領道路。10號下午,我們趕到總部,正趕上張國燾、陳昌浩召集方面軍師以上干部會議,我到達會場后向陳昌浩報告了前衛師的戰斗情況,并呈上徐向前總指揮的信件,陳昌浩看完后,將信交與會首長們傳閱并正式通知我今后有緊急敵情通報和戰報可先送達軍委會曾中生參謀長,我聽后一愣,敬完禮返身走出會場,在會場外,碰到我留在總部負責值班的1排長朱玉學,他一臉神秘地把我拉到一邊,跟我悄聲說:咱們通信隊又要忙啦,今天會議剛決定了恢復軍委會工作,曾中生任參謀長,負責日常工作,鄂豫皖省委沈澤民書記的夫人張琴秋任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還成立了前敵委員會嘍。

我聽后確實感到意外,自方面軍在鄂豫皖反第四次圍剿開始,全軍所有重大軍事行動,均由總部幾位主要首長討論決定,軍委會已實際停止工作。這一局面并非有人故意造成,確是因戰況瞬息萬變,敵情變換難測,方面軍作戰行動多為臨機決斷,而且戰場指揮常常由總部直接到師甚至到團,容不得一絲猶豫和遲疑,竟管如此,每次戰斗中我們通信隊總是人不解甲、馬不卸鞍地全天24小時穿梭于各部隊、各部門之間,人人筋疲力盡,也只能勉強應付巨大的通信任務,這次會議一下子確定了三個新的指揮機構,增加了許多層次,今后留給我們通信隊傳達命令的時間更少了,部門間的通信量更多了。想到這里,我嘴里不由冒出一句粗話:狗日的,今后通信隊沒有清閑日子過啦。在朱玉學驚詫的目光中,我扭頭拖著發麻的雙腿一搖一擺向院外走去。

漢中休整

總部的會議很快結束了,行軍命令隨即發出。第二天,方面軍主力在通信隊向導下怱怱奔向漢水。11日晚,方面軍主力與前衛師在沙河營會合,經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曾中生等首長簡短商議后,針對渡船少,水不深的情況,決定傷病員、婦女全部坐渡船和騎馬過河,其余人員從主席、總指揮到普通戰士一律涉水過河。

傳達完命令,我率通信隊隨總部來到漢水邊,仔細打量著這條長江最大的支流,我們正面河寬度有200多米(枯水期),兩岸淺水區己結了薄冰,河中心白浪翻滾,可以看出水流湍急,但水不深。徐向前、陳昌浩率偵察員率先騎馬勘察確定了徒涉地段,探明我們正面地段內水最深處只有齊胸深,這使大家信心十足。隨著首長一聲令下,全軍像下餃子一樣,爭先恐后跳入水中,撲騰撲騰地奮力向對岸跑去,濺起的浪花像珍珠一般撒滿漢水兩岸。

說實話,那晚上漢水真是夠冷的,腳剛一入水,冰冷的河水立刻像刀子一樣刺入我凍裂的傷口里,那個鉆心痛啊,我環顧四周,同志們都跟我一樣,個個呲牙咧嘴,雙腳亂跳。這疼痛感逼得大家連蹦帶竄向深水跑,到了深水,我們手拉手拼命向對岸蹬著走,實在不愿在水中多待一秒鐘。部隊很快都過了漢水,上岸后一陣陣涼風吹來,大家頓覺透心涼,全身哆嗦,牙齒打戰聲響成一片,為防止感冒,部隊沒有停留急向西南奔行,天亮后進抵上元觀地區。紅軍渡過漢水,徹底擺脫了敵人整日追堵的被動局面,獲得了戰略主動權。

方面軍決定在上元觀休息總結、研究下一步行動方案。在上元觀,方面軍同時召開了兩個會議,一是清查軍事實力和布置下一步任務的團以上軍事干部會;二是由政治主官召集的各團黨團組織積極分子會議,我以團員身份參加了方面軍直屬隊黨團積極分子大會,會議由新任總政主任張琴秋主持,會議總結了西征政治工作同時指示部隊:總部已決定方面軍主力將在西鄉至鎮巴一線展開,任務是一面休息,一面發動群眾,建立革命政權,組織游擊隊。經過連續轉戰和艱苦行軍,方面軍的兵力這時已不足一萬五千人,而且傷病滿營,的確迫切需要休整。當天,全軍全部進入指定展開位置。總部由上元觀向西鄉轉移比部隊稍遲了幾天,12月中旬總部進駐西鄉以南的鐘家溝。

這真是一次甜蜜的休整,后無追兵,前無堵截的安定環境,加上陜南地區中共組織活動能力很強,當地群眾對紅軍懷有質樸淳厚的情感,鄉親們把紅軍作為自己的親人對待,部隊一進村,立刻被迎進屋內,熱騰騰的飯菜,溫暖的炕頭,舒適的燙腳水,干凈的換洗衣服,一切都安排的如此合適,戰士們無不熱淚盈眶,異口同聲感嘆:到家了,到家了!一個星期的休整,使我們這支歷經磨難的軍隊恢復了健康的體魄,整潔的外表,大家都希望在這里建立根據地。這一周里,方面軍總部工作也卓有成效,先后在陜南建立了三支游擊隊,同時根據敵人報紙和陜南地下黨的情報,擬訂了入川的作戰方案。

12月中旬,總部在鐘家溝召開方面軍團以上干部會議,會議在簡要總結西征作戰情況和表彰作戰有功部隊后,重點傳達討論了進軍川北建立川陜革命根據地的方案。會上軍委會主席張國燾第一次公開闡述了他為方面軍設計的:出秦嶺入關中,由關中越秦嶺下漢中,由漢中翻大巴山進四川整個戰略佯動和戰略目標構想,詳盡解釋了方面軍主要根據地為什么建在四川北部而非陜南,他以對比方式,從政治、軍事形勢、群眾基礎、經濟情況各方面對兩地進行了分析,使與會者明白了川北是一個地形更險要,物產更豐富,敵人統治更薄弱,群眾革命基礎不亞于陜南,而我軍回旋余地更大的理想根據地。

這一說明平息了與會者乍聽總部決定進軍川北引起的震動和不滿,報告后大家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最后一致同意翻越大巴山攻占川北主要地區通江、南江、巴中三縣。會議對翻越大巴山的物資準備作了具體規定,命令部隊三日內每人必須備齊三天的干糧和不少于十斤的稻草或高粱桿。這次會議開得非常成功,散會時各級指揮員滿臉興奮之色和急切趕路之情已將會議結果表露無疑。

會后,全軍深入進行了動員和準備工作,各作戰部隊還進行了擴紅,在當地招收了一些新兵,全軍上下摩拳擦掌焦急等待總部進軍川北的命令。然而,總部首先下達的命令不是進軍令,而是方面軍師以上干部在小河口擬訂的任命:曾中生出任軍委會參謀長,張琴秋任總政治部主任,鄺繼勛等任前敵委員會委員。這一任命當時對部隊來說感覺平常,只是干部的一次正常任免,指戰員都已司空見慣,反應平淡。

但到抗戰開始后,張國燾叛變共產黨,我才從上級那里聽說,小河口會議的這一結果,是四方面軍內未能參與重大行動決策的首長與張國燾斗爭的勝利成果,是對張國燾個人野心和專制作風的一次打擊。對這一點,我當時絲毫沒有感覺,因為在任命宣布前這些首長就不固定地參加了總部決策研究,任命宣布后,并沒有改變總部決策的習慣,一般情況下仍是大家討論后由張國燾拍板決定,緊急情況下仍由張、陳、徐等三、四人獨斷決策,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草地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