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喬冠華與章含之在家中拍了最后一張合影，喬的笑容有些勉強

【1983年4月，北京午后的一縷陽光灑進西堂子胡同的四合院】 “含之，我這身中山裝還挺板正吧？”喬冠華抬手理了理袖口，那口氣像是在邀功，又像在確認什么。章含之看了他一眼，沒立刻回答，先把老海鷗牌相機對好焦距——快門落下時，定格的正是題目里那抹帶著勉強的笑。

當底片沖洗出來，兩個人默默看了很久。對外，這是“十年琴瑟、舉案齊眉”的象征；對內，他們都清楚，照片留存的目的與其說是紀念，不如說是某種提前的告別。喬冠華的胰腺癌已經到了難以樂觀的地步，醫生私下估計頂多一年。復診回來，他忽然提出要拍“全家福”，理由簡單：“外交官一生都在各國鏡頭下，總得給自家留一張。”

鏡頭以后，時間線倒退到1960年代末。那時的喬冠華，是中國外交體系里最具文人氣質又最擅長即席演講的人。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通過，他在現場激動得攥緊稿紙，硬生生把原定八分鐘的發言擴展到將近十五分鐘。臺下記者用“滔滔江水”形容他，那張經典的叉腰照至今仍在史料里反復出現。

也正是在那一年，身為新華社高級翻譯的章含之頻繁出現在國務活動現場。一個是滿腹經綸、常把交響樂作比喻的資深外交家；一個是英語和法語都說得比北京話還利索的女翻譯。外人看來郎才女貌，可他們真正走到一起卻要等到1973年。婚禮極簡：兩張介紹信、幾位同事作證，再加上一封毛主席簽名的“新婚快樂”電報——那份電報后來被章含之裱好，一直掛在客廳西墻。

日子沒安穩多久，國內政治風向突變。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后的清查擴大到外交系統，喬冠華因被指“態度曖昧”接受組織審查。最艱難的三年里，他住進外交部地下一層一間不足十平米的值班室，外界僅知“保留黨籍、停止使用”。章含之被要求“劃清界限”，可她每周還是想方設法送去換洗衣物，夾帶幾篇書摘。“喬先生，那句尼采你還記得嗎？凡殺不死我的…”她寫在小紙條上，他看完僅回兩個字：記得。

1979年春，一紙病危通知改變了處置方案。鄧小平批示：“人快不行了，還關著干什么？”喬冠華得以回家“保外就醫”，但對外仍叫“待審”。那一年，他55歲。醫生建議化療，他搖頭，“不是怕疼，是怕折騰浪費公費。”章含之偷偷翻譯國外醫學論文，和北醫腫瘤科多跑了十幾趟，最后才說服他接受一輪化療。可癌細胞擴散速度驚人，五個月后拍片，再次顯示肝臟多發轉移。

身體每況愈下，他依舊保留寫作習慣。1981年5月，清華大學七十周年校慶組委會來信請他題詞，他躺在藤椅上回信：“我信仰馬克思主義半個世紀，此心未改。”那封信后來在校史館展出，落款潦草卻堅定。章含之說：“你寫字不穩了。”他回答：“思想穩就行。”兩個人的拌嘴聽著輕快，但誰都清楚時間正被一天天削薄。

1983年中秋前夕，病情驟然惡化。章含之買來兩塊五仁月餅，切成小塊，用勺子一點點喂他。喬冠華咀嚼費力，仍堅持吞下，說的最后一句完整的話是：“北京的月亮真亮。”那晚，病房燈光昏黃，他像往常一樣要聽德沃夏克的《第九交響曲》。音樂剛起，眼角滾下一滴淚，卻沒再發出聲音。

1984年4月22日清晨，護士換藥時發現他呼吸微弱，六點零五分心電監護歸于平線。章含之沒哭，她第一反應是找來他生前簽過名的《世界形勢與中國外交》初稿，放進隨身遺物。等所有手續辦完，已是傍晚，她才在人民大會堂北大廳的臺階上失聲痛哭。

骨灰安放地點本來有多種方案。喬冠華生前喜歡無錫太湖，說那里“有水有風，像德彪西的交響詩”。李灝建議在黿頭渚擇一隅安葬，章含之點頭，只提出“旁邊留一席空地”。1985年11月16日，墓穴落成，她把骨灰盒放進石龕，隨后把空穴封好。現場有人問她為何做此安排，她輕輕一句：“將來我也想聽同一片浪聲。”

那張1983年的合影，后來被外交學院圖書館收藏。照片里，喬冠華的手搭在章含之肩頭，笑容掛著疲憊，卻仍帶一點少年氣。外行或許只看到“勉強”二字，內行知道，那是一個外交家在生命后段留給世界的最后禮節——即使傷痕累累，也要站得筆直，面向鏡頭，把所有不甘藏在嘴角那道淺淺的弧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