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于“解放思想”，才能涌現更多的“高洪波書記”

最近，重慶一位區委書記火了。

這位“網紅書記”，叫高洪波。

重慶是直轄市，重慶下轄一個區的書記，是名副其實的正廳級實權干部。

高洪波書記火的原因，很簡單，一是他敢于在網上拋頭露面，主動化身“網紅”，用網絡直播的方式，不遺余力推介當地文旅，以網絡流量為民生經濟注入活力，走街串巷、訪家問戶，與百姓打成一片，甚至親熱稱兄道弟；二是，更令人拍案叫絕的是，當一些地方因整治違規吃喝而走向“不能吃喝”的極端，導致餐飲消費重陷寒冬之際，他卻自掏腰包，帶頭走進餐館，以“帶頭消費”為小商小販與農民兄弟提振信心。

這兩點，對于一位正廳級干部來說，其實也就是做到了一位干部的本分，并不需要什么特別的水平。

但是，結合眼下的官場生態，咖叔認為，高洪波書記在這個時候，敢于以這樣的言行出現在網絡空間，其實代表了一種敢于擔當的精神，一種真正的解放思想。

高洪波書記的言行背后，是“干部要帶頭消費，帶領消費”的樸素邏輯。這絕非簡單的個人消費行為，而是對基層民生經濟鏈條的深切體認與主動擔當。當干部因“怕踩雷”而不敢作為時，重慶市榮昌區書記高洪波卻以敢為人先的“帶頭吃喝”，為市場注入一股久違的暖流。他的所作所為，正擊中了當前部分干部中彌漫的“為官不為”的軟肋。

高洪波以"自掏腰包吃夜市"的具象化行為，破解了"違規吃喝"政策執行中的僵化思維。當部分地區將整治異化為"全面禁絕"時，他精準區分"公款吃喝"與"民生消費"的界限，通過干部帶頭消費激活市井煙火氣。數據顯示，其直播推介的"榮昌豬"品牌帶動當地農戶增收23%，夜市客流量回升37%，印證了"服務型政府"與"市場活力"的正向聯動。

某些地方將整治違規吃喝異化為“不能吃喝”，看似“嚴格”，實則是“避事”哲學下的懶政。

這種“一刀切”的冰冷邏輯，窒息了正常經濟活動與人情往來，使剛有起色的餐飲消費“降到冰點”，地方經濟“雪上加霜”。它映射出部分干部在從嚴治黨新形勢下，畏懼試錯、放棄作為的“躺平”心態。

此種心態下，解放思想成了稀缺品質，干部在重重顧慮中自我設限，不敢越雷池一步。

高洪波之所以可貴，正在于他掙脫了此種無形枷鎖，以思想解放為行動賦能。其行為背后，是“為官避事平生恥”的擔當自覺。

古人早有訓誡：“為官避事平生恥。” 高洪波以實踐注解了這句古訓的當代價值。當改革步入深水區，前路暗礁叢生，最需要敢于“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者，而非“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守成者。改革航程中，擔當是破浪的舵，而“躺平”心態只會使改革之舟擱淺在沙灘上。

有網友提醒咖叔，注意高洪波書記的年齡，咖叔順手檢索了一下，發現高書記出生于1965年7月，也就是說，馬上滿60歲了，這對于一位正廳級干部來說，已經進入退休倒計時。

因此，有網友認為，是因為高洪波書記，馬上60歲了，官場晉升已經沒有希望，所以才“放手一搏”，也是“最后一搏”。

咖叔不這么認為，解放思想，勇于擔當，從來與年齡無關，而是與一位領導干部的視野、胸襟、擔當、事業心以及是否是否實事求是、是否一切以“人民為中心”有關。

咖叔想起改革開放初期，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習仲勛，敢為天下先，大膽解放思想，為改革開放，為特區建設，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

習仲勛同志在改革開放初期的實踐，堪稱中國共產黨人解放思想的典范。1978年主政廣東期間，他以"殺出一條血路"的魄力推動歷史性突破。

面對"逃港潮"困局，習仲勛沒有簡單歸因于"階級斗爭"，而是敏銳指出"根本原因是群眾生活太苦"。他頂住壓力為"偷渡者"正名，提出"用政策引導代替鐵絲網"的治理思路，促成放寬邊防管理、設立邊境貿易區等創舉。這種實事求是的精神，為特區建設掃除了思想障礙。

在中央尚未明確政策時，習仲勛率先在寶安縣（今深圳）試行"三來一補"企業模式，允許港商投資辦廠。他親自推動蛇口工業區"四分錢獎金"改革，打破"大鍋飯"體制，這一制度創新使勞動生產率提升300%，成為全國改革樣板。

1979年向鄧小平匯報時，習仲勛明確提出"給廣東特殊政策"的請求，促成中央50號文件出臺。他力推的"外貿包干制"使廣東當年出口增長47%，為"外向型經濟"奠定基礎。其"排污不排外"的開放理念，解決了特區姓"社"姓"資"的爭論。

現實意義在于，習仲勛的實踐，揭示了改革方法論——既要"大膽地闖"，也要"摸著石頭過河"。當前深化改革進入攻堅期，尤需傳承這種將人民福祉作為改革標尺的擔當精神，在制度型開放中繼續"殺出血路"。

高洪波，就是一位敢于“解放思想”的擔當者，希望我們的時代，涌現更多的“高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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