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凱歌》和凱歌的少年

文/余大滿（微信公眾號：余大滿書房）

很少有一本書讓我在一年多時間內讀2遍，如果有那就是導演陳凱歌的這本《少年凱歌》。這位拍攝出《霸王別姬》這般現象級影片的導演，通過這樣一本幾萬字的小書讓人知道，他也許就是華語導演中文筆最好的一位，能獲得戛納國際電影節“ 金 棕櫚 ”大獎絕不是偶然。

《少年凱歌》講述的就是陳凱歌的少年時光，從1965年的夏天開始，幾乎貫穿著后面讓人諱莫如深的十年。它通過“天國”“降臨”“群佛”“狂灰”“青山”五個章節，將凱歌的少年時代徐徐鋪開，一點點撕開記憶的外衣，露出歷史的真實。敘述的一切都要從凱歌的十三歲說起。人到十三歲，自以為對這個世界已相當重要，而世界才剛剛準備原諒你的幼稚——原諒在過去，不是這個理由。

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少年凱歌》

“天國”是黑暗前的黎明。一九六五年前的北京， 有少年的意氣風發，有父親的嚴厲母親的慈祥老輩人的體面和智慧。那時候的北京，饑餓是童年的調味料，胡同的吆喝聲是夜夢的搖籃曲，麻雀是四害是平民的勝利品。 寺廟坍塌的佛像，拆為廢墟的古城墻，宗教歸為舊世界的代名詞，人們終究還要相信點什么。相信，需要天真和勇氣——重要的是相信本身，倒不是相信的一定要是什么。只要人尚能相信，這世界就還有救。殺死了天真和勇氣，剩下的就是一群暴民了。信仰實在是人性的圍墻。

“降臨”是階級與親情的撕扯。那是凱歌在北京四中讀書的日子，干部子弟在父輩榮耀下的氣宇軒昂，平民子弟對于無法跨越階級的超然。父輩的歷史成為了凱歌家庭的包袱，成了他跨越階級，融入階級的高山。而愛是有階級性的階級，是區分愛與愁的最終界限。在那個時代，愛還是暫時的、局部的、特定的、非普遍的，而恨卻是長期的、全面的、普遍的。在一個人口眾多而格外擁擠的國度里，以仇恨作為火炬而加以傳遞，其結果就不難設想。

“群佛”是真實的恐懼、背叛與暴力。風起時，樹葉的命運已經被決定了。凱歌的十四歲已經學會背叛自己的父親。父親也在越來越差的境遇中失去了微笑和安寧，而所謂的背叛，僅僅只是為了返回人群中。但那個人群果真信任他嗎？ 不成熟的學生組成紅衛兵，抄了別人的家，又被別人抄了家，人群擁擠著怕被逐出集體，再用暴力掩飾恐懼和恥辱。作者也加入了其中，因為唯一的選擇是：不管發生什么，都得留在這個社會中。選擇成為唯一，已經不是選擇。

“狂灰”是落難者命運的哀歌。 凱歌幾位干部子弟的同學和家庭在文革時的境遇，人在混沌中或迷茫，或死亡。無論曾經多么神氣翩翩的少年，都難免在摧殘中惶惶不可終日。還有作家老舍的投湖自盡，傅雷夫婦平靜的自縊，當然還有凱歌鄰居在晚宴后的突然了斷。人，生，并不是個人的選擇；自然的死亡，也不是。只有自動中斷了生命的程序，才是人生中最真實的選擇。

“青山”是知青歲月的勞作。 十七歲的一九六九年，凱歌離開了北京，踏上知青的列車去往遙遠的云南。“我不知道前面是什么，而來的地方已不堪回首。我想忘掉的，在我還沒離開的時候已經忘掉了我。”在那個本應當接受知識的年齡，在祖國的角落里，學習怎樣成為一個農民。而可能的事實是，人間的苦難只磨練出一個更加堅忍的農民。歷史總有得有失，但是，更加需要剖開細看的，反而是所得。“我們的所得，對今生的影響很難直接估量，許多人只是不自覺罷了。而自然付出的寬大和善意，所得的回報卻是毀滅。”

陳凱歌1969年下鄉前與其父親的合影

這部《少年凱歌》不光是作者陳凱歌的簡單記錄，更是他少年時代的歷史縮影。當然，它還是一部精神自省錄，是他 作為“紅衛兵”經歷的痛苦反思和靈魂拷問。也一幅特殊年代的社會圖景： 通過一個少年敏感而早慧的眼睛，生動地描繪了文革爆發前后北京的社會氛圍、家庭生活的劇變、以及整個社會陷入集體無意識狂熱的荒誕與恐怖。當然還是集體暴力與人性的深刻剖析：它不是戰爭，因為對方手無寸鐵，它不是謀殺，因為它是公開進行的；它既非沒有其他手段，也非沒有選擇，但是成群的人倒下了。

正如陳凱歌在自序中所說：認識自己即是認識世界，明白這一點，就決定了我的一生。盡管“文化大革命”因“十年浩劫”這樣的名詞而似乎得到否定，也有了許多批評的書籍，但只要人們仍然只會控訴他人時，這場“革命”實際上還沒有結束。

遺憾的是，這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出版，定價僅10元的《少年凱歌》，如今只有在舊書網上售賣，價格在30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