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5G遙遙領先，美國星鏈彎道超車

賽格特約作者 余紹清 張同

早在2020年，中國就在珠穆朗瑪峰海拔6500米處啟動運營了全球海拔最高的5G基站。極端的地理和氣候條件，要求這項工程必須集高原運輸、超低溫設備保護、遠程控制等多項核心技術，才能克服重重困難。

這是今天中國通信產業綜合實力的縮影，也是很多人為中國5G發展感到振奮時喜歡舉的一個例子。的確，中國在5G領域堪稱遙遙領先，從2013年開始發展，到2019年6月30日發放了第一張商用牌照，再到2025年4月中國5G基站總數達443.9萬個，中國一步一個腳印，實現了通信產業從追趕、并跑和超越的過程。

中國在珠峰、南海島礁、青藏高原、沙漠戈壁等極端環境下建了不少5G基站。

而在5G基建力量雄厚的背后，則是中國在5G專利上獨占鰲頭的局面。截至今年1月，全球已確立的5G標準必要專利家族數量約5.6萬個。其中，中國占比高居第一，為40.8%，其次是韓國18%，美國僅以15.1%排名第三，僅和華為一家相當。

不過，幾乎是美國在5G上被甩開的同時，美國近年來最為火爆的民營科技公司SpaceX，則在太空軌道上發射超8000顆低軌衛星的組網部署。這個超級衛星網絡被命名為“星鏈”（Starlink），其通信系統不依賴傳統地面基站，卻能為偏遠山區、航海船只，甚至深陷戰爭泥潭的烏克蘭提供實時、穩定的互聯網接入。

從技術上出發，中美各自蹚出了兩條路徑，一條是“塔塔相連”的地面工程奇跡，另一條是“空天一體”的商業化創新。我們應該如何審視中美在通信領域的不同探索，技術領先與產業價值之間有著怎樣的關系，政府支持和市場創新二者應該如何協調等等，這些應該都是需要去回答的問題真問題。

中國5G基建強大

但應用還在苦苦追趕

中國5G的發展無疑具備無可比擬的系統性優勢。

一方面是研發投入大、技術基礎扎實。今年1月，據德國IPlytics發布的《2025年全球5G標準必要專利百強權利人》，中國廠商擁有的5G標準必要專利全球占比超過40%，比老對手韓國、美國和瑞典加起來還要多。與此同時，5G與數字技術融合持續深入，在芯片模組、行業終端、虛擬專網、共性能力平臺等關鍵環節建立起較完整的本土產業鏈。

另一方面是基礎設施鋪設規模空前。工業和信息化部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4月末，我國5G基站總數達443.9萬個，是美國總數的三倍以上；三大運營商累計投資逾1.8萬億元，形成世界上最大的5G獨立組網（SA）網絡體系。除城市之外，5G還進入港口、電廠、礦井、農田等數十個行業場景。

不過，與當下基建碩果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經濟回報相對滯后”。2024年6月新華社報道，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測算，5G商用五年來，5G直接帶動經濟總產出約5.6萬億元。但5G套餐的每用戶平均收入（ARPU）僅比4G高出約10%。部分用戶通過低價套餐或功能免費升級的方式使用5G服務，這并未帶來顯著的收入提升。相當一部分用戶僅用來下視頻、打游戲，對5G的提升“感知不強”。

何同學的視頻《5G在日常使用中的真實體驗》截圖，網友戲稱，“5G只改變了何同學”。

更重要的是，截至2024年一季度末，盡管5G應用已經融入97個國民經濟大類中的74個，但在工業、交通、醫療等高附加值領域的深度融合遠未實現。許多項目仍停留在遠程監控、高清視頻回傳等外圍場景，尚未進入生產核心。部分地方試點甚至出現“建而不用”“用而不深”的現象。

不客氣地說，5G在中國聲量奇大，但事實上遠沒有4G帶來的產業價值大，后者真正支持了移動互聯網的崛起。僅以移動支付為例，由于解決了餐飲行業的流水真實性難題，使得中國餐飲連鎖行業形成了一股上市風潮，資本市場對海底撈也好，蜜雪冰城也罷，其青睞程度在3G時代是不可想象的。

遺憾的是，5G至今未能激活資本市場的真正興趣，它所展示的更像是一種“遙遙領先”的技術景觀，而不是惠及千家萬戶的看得見摸得著的技術紅利。

美國企業另辟行徑

星鏈實現彎道超車

相較于中國以國家戰略推動5G基礎建設的路徑，美國在5G領域的政府參與則相對有限。除頻譜分配與安全審查外，美國聯邦政府在基站建設、應用推廣等方面并未進行大規模主導。其三大主要運營商Verizon、AT&T、T-Mobile在5G網絡布局方面投入相對保守，毫米波網絡推進也因成本問題覆蓋效果不佳。

然而，SpaceX打破了傳統通信行業的范式限制，旗下的“星鏈”（Starlink）計劃意外地成為美國通信技術創新的現實突破口，真應驗了“殺死你與你無關”這句箴言。當然，就現實情況而言，星鏈與5G是并存狀態，還不至于你死我活。

截至2024年底，“星鏈”已累計部署7632顆衛星，在軌6906顆，已實現全球覆蓋。服務覆蓋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用戶數量突破400萬。其最大優勢在于不依賴地面基站，只需一臺小型衛星終端即可實現高速寬帶連接，下載速率平均達50–150 Mbps，延遲控制在30毫秒以內，已達4G網絡水平，足以支撐高清視頻、遠程辦公、物聯網接入等多種需求。從2023年至2024年，“星鏈”用戶增長推動星鏈從大幅虧損轉為盈利。

在強勁的消費者需求和不斷增長的美國軍事合同的推動下，Starlink 在 2025 年預計將帶來 118 億美元的收入，用戶規模有望在 2040 年達到 10 億。

“星鏈”特別適用于偏遠地區、海上航線、沙漠營地等“地網難及”的場景。例如，2023年夏，夏威夷毛伊島山火爆發后，當地通信基礎設施大面積中斷。救援機構第一時間部署約650套星鏈終端套件，恢復現場指揮通信；在僅1.7%農村家庭接入互聯網的南非，“星鏈”可繞過昂貴的地面基礎設施，將高速互聯網傳入到最偏遠的地區，彌補傳統服務提供商長期服務不足。

這類點對點的真實應用，揭示出市場驅動下的技術路徑的優勢。星鏈并非一開始就承擔國家戰略任務，而是在SpaceX商業模型下逐步驗證、優化、擴張。可以看到，它的成功并不依賴政府大力支持，而是依托商業客戶和終端用戶實現盈利閉環。

與之相對照，中國5G在許多場景中仍需政策補貼才能落地。當然，這并非意味著中國路徑無效，而是表明以政策鼓勵構建起的技術系統，若缺乏市場自驅動力，其應用擴散將不可避免地面臨“熱起冷落”的風險。

創新中的政府與市場

中國積累了豐厚經驗

過去二十年里，中國從市場自然演化中爆發出的新產業很多，他們中比依托并不先進的低軌發射技術組成的星鏈要更具商業價值、技術前景。

第一個行業，即中國電商產業的崛起。電商早期發展并非始于政策鼓勵，而是在00年代中后期，由淘寶、京東、拼多多等平臺通過產品打磨、物流重構、信任機制創新不斷激發出“沉睡的消費與流通”潛力。

被電商改造的曹縣，每5個人中有1人從事電商，造就了“寧要曹縣一張床，不要北京一套房”的熱梗。

在這一過程中，政府監管部門保持了寬容的態度，對“擔保支付”“七天無理由退貨”“平臺抽傭機制”“在線信用評價體系”等階段性的問題基本采取“先發展，再監管”的策略，而不是“先審批，再發展”。

正如喬治城大學商學院助理教授劉立之在其新書《從點擊到繁榮：中國電商的政治經濟學》中所指出的那樣，這種“戰略性不管制”反而成為中國電商行業迅速跑贏全球的制度優勢——電商平臺被允許試錯，最終重構了商品分銷、消費者行為乃至城鄉物流基礎設施。

另一個例子，則是社交通信應用，即超級APP微信的崛起。如果說電商改變了消費端，那么微信則在產業端悄然成為中國數字經濟最底層的“協作系統”。

在中國最活躍的中小企業供應鏈層面，數以億計的微信群連接了千萬家供應鏈企業的溝通與合作，他們以最快的效率匹配各自的需求；同時，公眾號代替了企業網站，小程序成了交易平臺，視頻號用于營銷，企業微信進行內部協作與客戶鏈接。

支付不用帶錢包，辦事不用跑窗口...

微信深刻改變人們的日常生活

回到5G，中國在5G領域有系統化能力，更在原生性技術擴散上擁有不可替代的實踐土壤，但目前的關鍵在于“需求”的遺落，B端和C端用戶都無法借5G創造更大的價值，這是真正的命門所在。

反思“遙遙領先”崇拜

技術不能脫離真實需求

回望中美通訊產業發展路徑的區別，不難發現中國在技術層面領先一步，但在產業落地和市場反饋上卻暫時落后半步。問題或許在于，社會對技術的預期太高，對市場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預估不足。

過于強調投入，而忽視用戶體驗與企業實際收益。5G標準提出之初，設想了大帶寬、低時延、海量連接的多種應用前景。然而，真正需要這些能力的行業場景遠未成熟，而普通消費者使用視頻、社交、游戲等業務時，對5G與4G的感知差異并不明顯。

政策意圖強于市場需求，形成投資偏快與轉化滯后之間的矛盾。不少地方政府將5G應用作為考核內容，運營商也受制于建網KPI壓力而“先鋪后用”。在某些地區，部分5G基站因耗電量高無法覆蓋成本，建成即擱置。

缺乏激勵多元路徑創新的空間。與星鏈這類“跑偏型創新”不同，中國在5G發展過程中相對更傾向于自上而下的技術規整與統一部署，創新路徑相對集中。在體制強力推動下，主流技術發展方向快速確立，邊緣性的創新探索反而較少。

馬斯克Starlink星鏈為救援提供服務

這種“規劃超越市場”的傾向，在早期確實能有效提升資源配置效率，但若持續缺乏反饋調節機制，便可能形成固定的路徑依賴，導致投入-產出的效率下降，卻又難以及時調整。

必須承認，中國5G的成就不應被低估，其在標準制定、設備能力、網絡質量等方面為全球通信行業提供了典范。但也應看到，任何先進技術如果不能切入真實的社會與產業需求，便可能變成“技術孤島”，甚至引發資源與市場的錯配。

所謂“遙遙領先”，固然令人振奮，但若能在“領先”之后回頭看清腳下之路，也許更能決定我們走多遠、走多久。產業的突破與崛起，不是技術決定命運，而是市場決定命運。真正的產業爆發，不在預言中，而在演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