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垣先生的順治出家疑案研究

文/項旋（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

攝影/中國皇家園林攝制組

（編者按：陳垣校長擔任輔仁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校長達45年，他研究了一輩子中國史，深愛了91年自己的祖國，結果自身也活成了中國史里面動人的篇章。

既是“國寶”，當走出北師大，其智慧之光為全體國民共享。陳垣圖書館（江門市蓬江區圖書館）整理陳垣校長各類資料，委托梅明顧問作公益發布，以方便學術研究，推動教育進步。）

（摘要）陳垣先生在1940年前后相繼發表《湯若望與木陳忞》《語錄與順治官廷》《順治皇帝出家》等多篇文章，深入討論順治出家疑案，并曾在輔仁大學作《順治皇帝出家》專題演講，其研究視角、方法和史料運用對于學界厘清順治出家問題貢獻卓著，陳垣先生提出的“釋家言有裨史乘”理念和實踐，在這一研究問題上彰顯無遺。文章集中探討陳垣先生關注順治出家的緣起、研究方法及其貢獻。

（關鍵詞）陳垣；順治出家；語錄；研究方法

太后下嫁、世祖出家、世宗繼位并稱為清初三大疑案，“清初三大疑案者，就是世所傳清世祖太后下嫁攝政王、清世祖出家與清世宗入承大統三件傳說。這三件傳說都是不曾得到考實的疑案”。順治出家問題就是其中的重要疑案之一。

順治帝是清朝入關以后第一位皇帝，也是清朝歷史上第一位沖齡繼位的少年天子。順治之死的記載在《清實錄》中非常簡略，只提及順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日夜子刻上崩于養心殿。

當時民間盛傳順治皇帝并未因病而逝，而是因董鄂妃病逝悲痛過度，于是舍棄帝位，出家為僧。吳偉業《清涼山贊佛詩》中有“王母攜雙成，綠蓋云中來”，又有“可憐千里草，萎落無顏色”。千里草為董，雙成系用漢武內傳王母侍女董雙成故事。

民間遂有順治因董妃而消極出家的傳說。自清初至清末順治出家的故事流傳不斷，一些野史如《清稗類鈔》《清代野史大觀》《清史通俗演義》等書都有順治帝因董妃去世而出家的故事。

后康熙帝又頻奉母后游五臺，遂更有順治出家五臺之說。一些傳說甚至添油加醋地說，光緒庚子兩宮西狩，途經晉北，地方臨時從五臺山借來御用器具，據說就是當年順治皇帝的遺物。但諸家所論，彼此出入很大，長期未曾真正解決。

順治出家疑案關系清代前期政治甚大，民國初年就引起學界關注和討論。精研明清史的孟森先生1934年自刊出版了《清初三大疑案考實》，此書計收《太后下嫁考實》《世祖出家考實》《世宗入承大統考實》3篇長文，1935年《清初三大疑案考實》正式由北京大學出版發行。

時人評論“此書之著，釋疑甚多”。孟森在其《清初三大疑案考實》之二《世祖出家事實考》中，據《玉林國師年譜》《王文靖公自撰年譜》《張宸雜記》等大量翔實的史實考證順治帝并沒有出家，而是死于天花。

他據王熙《王文清集·自撰年譜》所載，王熙奉召入養心殿，順治帝特諭：“朕患痘勢將不起。”王熙是順治年間進士，后在康熙年間官至保和殿大學士，并奉命專管密本，其記述有一定可靠性。同時他認為從董鄂妃死后火化看，董鄂妃可能是患上了天花，并傳染給了順治。

孟森先生此文一經推出，即頗受學界關注，有人在新書介紹中說：“這篇考證把這個傳說的根據一一推翻，可稱為定論。”實際上，孟森先生對于順治出家的考證仍只是集中在一些關鍵問題的討論上，“此案的重要關鍵在順治是否真的病死，又生的什么病”，但順治出家問題疑點重重，孟森先生對其中一些關節如順治是否剃發沒有作出合理的解釋，順治出家問題仍是一樁有待解決的懸案。

1940年前后陳垣先生相繼發表《湯若望與木陳忞》《語錄與順治宮廷》《順治皇帝出家》等多篇文章，深人討論順治出家疑案，并曾在輔仁大學作《順治皇帝出家》專題演講，其研究視角、方法和史料運用對于厘清順治出家問題可謂貢獻卓著，以往學界對此著墨不多，本文試作初步考察。

一、陳垣《順治皇帝出家》演講及其系列考證論文

1940年11月28日晚上，時任輔仁大學校長陳垣先生在輔仁大學大禮堂作該學期第4次公開演說，主題就是“順治皇帝出家”。《國民雜志》詳細報道了當時演講的情形：

中國名歷史學家兼教育界權威者北京輔仁大學校長陳援庵垣博士于去年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七時三十分（舊時間）在輔仁大學大禮堂曾向該校男女同學作公開之演說。主題為“順治皇帝出家”，由此主題由引起“董妃之死與董小宛”及“順治皇帝火葬”兩問題。按陳先生乃今日中國歷史學者之耆宿，而對于明清史乘及野史、掌故等尤為獨有心得。所以他對于此問題之深思熟慮，暢所欲言，自屬當然之事。考證之精審，議論之充當，自不待言矣。

陳垣先生為這次演講進行了精心準備，為引起聽眾注意及增益興趣，通過“教育幻燈”的新穎形式放映了從故宮博物院商借的相關圖片數十幀，為演講生色不少，“頗得在座之聽眾無限贊賞”。

現場聽眾“分別據坐聽講，肩摩踵接，擁擠一堂，實乃空前之盛況。陳氏旁征博引，談笑風生，娓娓講來，直歷一小時又半之久，毫無倦容。臺下聽眾更專心注意，無時或怠”，可見輔仁大學學生對順治出家問題興趣之濃厚。

這次演講亦頗受北平學術界關注，被視為“年來京市珍貴學術演講之一”。《立言畫刊》評論：“此次陳垣先生竟于其本校大禮堂演講其‘順治皇帝出家’一題，卻為京市耀一異彩。在其未開始演講前之半小時，該校大禮堂已擁得水泄不通，照例其樓房中之聽座是女上男下，五光十色，濟濟一堂。”

陳垣先生演講一開始就說道：“順治出家問題，系出于一種傳說，早為大家所知道的。不過這種傳說的由來，實與董妃有關，與帝后火葬問題亦有關。”

演講的具體內容，據現場聽眾的速記，可分為3部分：第一是談順治出家的考證——順治怎么出的家，怎么削的發，以及其出家的志愿。其次還涉及了“董妃”之來歷問題，以及董妃之歷史。最后一點是論到順治的火葬問題。因為順治之陵墓之空的，里面沒有葬得尸骸，只有空罐一只。因此經其考證系屬火葬無疑。

關于順治帝后的火葬問題，過去尚無人道及，是由陳垣先生首次發現。他同時駁斥有人所謂滿洲根本無火葬風俗。實際查《順治實錄》載順治元年八月以國禮焚化大行皇帝梓宮一條，則清太宗亦曾火化。《湯若望回憶錄》亦說多爾袞曾被火化，董妃火化不是問題。

演講最后，陳垣先生的結論是：“順治帝出家的事，在他的心中確曾經想這樣作過，而結果卻并未實行，全因為木陳知道以后，要將?溪森燒死。帝為挽救?溪森，故又允許蓄發。此事發生的時候大約是在順治十七年董妃死了以后。順治帝死后，總以火葬之說較為可信。董妃可以斷定絕非董小宛，而至她的身世，則終究是一個疑案，不敢斷言。”

陳垣先生的此次學術演講由秦粟橋記錄，以《順治皇帝出家》為題刊載于《輔仁生活》1940年第11期，是一篇全面論述順治出家問題的專文。

實際上，這并非是陳垣先生第一次論及順治出家問題。目前所見，他第一次集中討論順治出家問題，是1938年發表的《湯若望與木陳忞》，刊于《輔仁學志》1938年第7卷第1、2期，1939年又發表了《語錄與順治宮廷》，刊于《輔仁學志》1939年第8卷第1期。兩文考證內容，下面作一申說。

陳垣先生1938年發表了《湯若望與木陳忞》一文。對于撰寫這篇文章的緣起，陳垣先生在文章開頭即作了交代：他閱讀《乾隆東華錄》時，發現其載雍正十三年九月初四日諭旨：“昔年世祖章皇帝時，木陳忞大有名望，而其所著《北游集》則狂悖乖謬之語甚多，已蒙皇考特降嚴旨，查出銷毀。”

經他查證，曾與順治關系密切的佛教僧人木陳忞在其所著《北游集》中，對順治其人其事有詳細記述，雍正帝認為是家丑，一再嚴旨銷毀，意圖諱飾，維護順治帝“欽文顯武、大德弘功”的形象。

陳垣先生對于雍正嚴厲禁毀《北游集》的諭旨，采取了清醒的態度，不盲從檔案所載，“不但注意以檔證史，亦不忽視以史核檔，從而做到史檔結合”。

他繼續追索，在故宮懋勤殿硃改諭旨中發現關于佛教諭旨五通，其中之一恰為雍正禁毀《北游集》諭旨，其后又在平西某寺看到了曾遭禁毀的《北游集》。

他撰寫的《湯若望與木陳忞》即利用木陳忞《北游集》與德人魏特所撰《湯若望傳》對讀，發現二者“所言若合符節，即有差異，亦由宗教觀念之不同，事實并無二致，然后知雍正諭旨之強辨與矯飾，而世俗所傳雍正時各種問題，亦可于此解答”。

他結合清宮檔案，駁正雍正禁《北游集》之諭旨，解答了世俗有關董妃身世、宮人殉葬、順治出家與順治火化等傳說，并將湯若望與木陳忞作了比較研究，闡明清初天主教與佛教勢力之消長。

有學者指出，《湯若望和木陳忞》可說是基督教、佛教和順治朝政治關系的政治史論，揭示了兩種宗教對順治朝政治的影響及其彼此消長的史實。

柴德賡在其《陳垣先生的學識》一文也說：“《湯若望與木陳忞》這篇文章，比較容易懂，而且比較有興趣。湯若望是一個到中國來的天主教傳教士，木陳吝是清代國師大和尚。這篇文章實際是講天主教與佛教的關系，講清朝宮廷生活，以及順治皇帝的思想。”

《湯若望與木陳忞》分為3章。第一章《雍正諭旨之駁正》，第二章《世俗傳說之解答》，第三章《湯忞二人之比較》。

其中第二章分為4節，分別為董妃來歷問題、宮人殉葬問題、順治出家問題及順治火化問題。

首先，陳垣先生討論了董妃來歷問題。董妃舊傳為秦淮名妓董小宛，他引用孟森先生所著《董小宛考》：董妃為滿洲產，董系譯自滿洲音。董妃為滿洲人，內大臣鄂碩女。董本譯音，或作棟鄂，或作董鄂。譯音本無定字，不足為怪。

而董小宛后嫁冒辟疆，死時為順治八年，年已28歲，是年順治才14歲，由此認為董鄂妃與董小宛毫無干涉，民間所說是訛傳。

吳梅村詩文中用“千里草”“董雙成”來影射，再加上順治自制董妃行傳亦作董氏，所以誤傳為董小宛。

緊接著陳垣先生重點討論了順治出家問題，認為“順治出家之說，不盡無稽，不過出家未遂而已”。

據陳垣先生的考證，順治之知有佛法，始于高僧憨璞聰。順治十年（1653年）這位高僧被招入宮，他對佛法的解釋，深深觸動了順治。很多人就此以為順治皇帝出家做了和尚。

陳垣先生認為：“順治將頭發削去，則為事實。”他為此找到了兩則關鍵性的語錄記載。

其一為《續指月錄》，內載：“玉林到京，聞森首座為上凈發，即命眾聚薪燒森。上聞，遂許蓄發乃止。”據此可認為?溪為順治凈發，而非順治自行削發。

其二為《玉林語錄》。其載：“十月十五日到皇城內西苑萬善殿，世祖就見丈室，相視而笑。”陳垣先生認為此段記載最可注意者為“相視而笑”四字，說明當時順治帝“上首已禿也。雖許蓄發，而出家之念未消”，“所謂相視而笑，自然是一個光頭皇帝與一個光頭和尚的緣故，因為順治雖允蓄發，此時尚未長起，便覺可笑”。

不久順治帝以痘崩，出家之事遂停。由此，陳先生得出結論：“故謂順治出家未遂則可，謂其無出家之意，無出家之事則不可。”

其后討論了順治火化問題：“順治雖出家未遂，而崩后實曾施行荼昆。此事前人言者尚少，吾在《五燈全書·?溪森傳》證實之，然龍藏本《?溪語錄》已刪去此文矣。”

1939年，陳垣先生在《輔仁學志》發表《語錄與順治宮廷》一文，這篇文章與前述《湯若望與木陳忞》一文存在一定的承繼關系。

如柴德賡先生所說：“（《語錄與順治宮廷》）從和尚語錄中發現了順治宮廷中的許多謎，它是上面那篇文章的副產品。”

陳垣先生在文章就開宗明義說：“去年余發表《湯若望與木陳忞》論文后，續得康熙本《?溪語錄》，載董后佛事甚詳。又得嘉興藏本《弘覺語錄》，附《北游集》，比單行本僅闕挽大行皇帝哀詞。又得嘉興藏及龍藏本《憨璞語錄》，與余前所見刻本異。參互考校，足補前文之不足，證前文之不誤。”

《語錄與順治宮廷》的突出特色，就是利用以往史家不太關注的《?溪語錄》《弘覺語錄》《憨璞語錄》對順治時期宮廷史實作了考證和補充。

這篇文章再次聚焦于順治出家及順治火化問題，在《湯若望與木陳忞》相關研究基礎上，作了進一步的考證，強調“順治出家為自來一種傳說，彼據《清涼山贊佛詩》等模糊影響之詞，謂順治果已出家者固非，然謂絕無其事者亦未的論”。

其證據為：《續指月錄·玉林傳》注明謂?溪森為順治凈發，《湯若望回憶錄》亦記董妃薨后，順治把頭發削去，說明順治實曾落發。“至順治火化，除《五燈全書·?溪傳》曾提及外，尚未見他書記載。此等火化，半信佛教，亦半循塞外風俗，當時不以為諱，故康熙本《?溪語錄》一再提及之。”

二、陳垣研究“順治出家”的方法和特色

民國以來，順治出家疑案吸引了眾多史家的關注，其中以孟森和陳垣先生的研究創獲最多，推進最大。平心而論，孟森與陳垣兩位史學大家對于順治出家問題的探究各有貢獻，兩人的結論均認為順治未曾出家，不同之處在于，陳垣先生認為其出家未遂，“順治出家之說，不盡無稽，不過出家未遂而已”，這一結論建立在堅實的證據鏈條上，客觀反映了實情。

陳垣先生在《順治皇帝出家》一文中即特別強調其開展的研究并不在于證明順治出家傳說之偽，而是對此種傳說予以充分理解：“凡事之傳說，不論真偽，必各有原因。”

陳垣先生起意研究順治帝，應該說與其一貫重視歷史人物研究的理念有關。如先生弟子柴德賡所總結的，陳垣的宗教史研究是從天主教（基督教）史發端的，而人物研究是其中的重要內容，從不同角度將其歷史形象完整地呈現給世人。

陳垣單篇論述歷史人物的作品有《休寧金聲傳》《浙西李之藻傳》《涇陽王征傳》《華亭許纘曾傳》《明末殉國者陳于階傳》，被稱為“天主教人物五傳”。

其他歷史人物的文章還有《鑒真和尚失明事質疑》《楊貴妃人道之年》《秦檜害岳飛辨》《更論宋高宗忌岳飛之原因》《耶律楚材父子信仰之異趣》《耶律楚材之生卒年》《年羹堯軼事》《查嗣庭軼事》《胡中藻詩案》等等。

從這個角度上說，陳垣先生相繼發表《湯若望與木陳忞順治皇帝出家》等文章亦是其歷史人物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陳垣先生研究歷史人物尤其注意將治史與現實緊密地結合起來。他撰寫《湯若望與木陳忞》《語錄與順治宮廷》《順治皇帝出家》可以說意在揭示基督教與佛教對順治朝政治的影響，有其深遠的考慮。

陳垣先生的研究方法最得清儒樸學治史精髓。他推崇清儒樸學主張的“孤證不為定說”，強調在史證上“未有是一事，未見又是一事，不能以未見為未有”。

他考證順治出家問題，即始終堅持孤證不立的原則，找尋證據上的“兄弟證”，而不是“父子證”。如他發現《續指月錄·玉林琇傳》有順治帝蓄發之說：“玉林二次到京，聞其徒?溪森為上剃發，即命眾聚薪燒森。上聞，遂許蓄發乃止。”

《續指月錄》著于康熙十九年，玉林卒未久，著者又與玉林極熟稔，其說應屬可信，但陳垣先生認為《玉林語錄》未提此事，《?溪語錄》也不見記載，當屬可疑，因此《續指月錄》所說只能算作孤證。

后來他有找到《玉林年譜》所載：“十月十五日到皇城內西苑萬善殿，世祖就見丈室，相視而笑。”可據此判斷順治帝曾剃發，又多了一個重要佐證。

陳垣先生在尋找證據上仍然窮追不舍，續又獲得輔仁大學楊丙辰先生所譯《湯若望回憶錄》：“今年暑假，楊丙辰先生示我新譯德人魏特著《湯若望傳》，凡十四章，四十余萬言，余讀而善之，中所引《湯若望回憶錄》載順治朝軼事甚夥，足以補國史之缺略，嘗與《北游集》對讀，所言若合符節，即有差異，亦由宗教觀念之不同，事實并無二致。”

《湯若望回憶錄》中有關鍵性記載：“此后皇帝便把自己委托于僧徒之手，他親手把他的頭發削去，如果沒有他理性深厚的母后和若望加以阻止，一定會當了僧徒的。”

陳垣先生大喜過望：“《湯若望回憶錄》與《續指月錄》一對照，則順治削發之事，完全證實。”

在陳先生看來：“兩家史源，皆如有根據，不是彼此抄襲的，這些證據在身份上是‘兄弟證’，而不是“父子證’，其事實自是可靠。”

一段公案，由此考定：“順治實曾有意出家，只是出家未遂耳。”當然，對于與順治出家問題密切相關的董鄂妃來歷問題，陳垣先生自承因證據不足，有待證實：“凡研究討論一事，如證據未充分時，決不可妄下斷語，如董妃之本夫究竟是否襄王尚待證實。”這就是陳垣先生實事求是的治史態度。

1940年陳垣先生在輔仁大學作《順治皇帝出家》演講的最后，特別向在座聽眾說明在研究中“得了三點教訓，愿借此一提，供諸位參考”，其中之一便是：“讀書時遇微細異同之處，雖一字之差，亦不可忽略，如度天子見天子、梓宮與寶宮，非細心不能辨別。”

“一字千金”的事例在陳垣先生考證順治出家問題上有兩次淋漓盡致的呈現，堪稱范例。

第一個例子，陳垣先生考察康熙本《?溪語錄》卷三羅人琮撰塔銘，發現所載?溪臨終偈中有一度字偈云：

“慈翁老，六十四年，倔強遭瘟，七顛八倒，開口便罵人，無事尋煩惱，今朝收拾去，妙妙。人人道你大清國里度天子，金鑾殿上說禪道，呵呵！總是一場好笑。”

陳垣先生對比龍藏本亦附此銘，唯“度”天子作“見”天子。陳垣先生認為“真可謂一字千金矣”。他認為“見”與“度”意義頓殊，“見天子”可有萬人，“度天子”只一人，顯為有意改易：

一個“度”字的差，卻關系非輕，“度”字顯與剃度有關，實是出家問題之一大證據。若是“見”字，那么天子人人可“見”，就無關緊要。這個“度”字是我對讀好多遍才發現的。足見讀書不可不細心，雖一字不可馬虎。版本問題，亦須注意。由以上《續指月錄》《玉林年譜》《湯若望回憶錄》及《?溪語錄》幾個證據，則順治出家問題可暫告結束。

行文至此，陳垣先生不由感嘆：“一字之微，關系史實若此，讀書能不多聚異本哉。”

“一字千金”的第二個例子見于陳垣先生考證順治火化之事。

陳垣先生爬梳《康熙實錄》，發現順治崩后百日即順治十八年四月十七日載：“上（按即康熙）詣世祖章皇帝（即順治）梓宮前，行百日致祭禮。”

至期年（康熙元年）正月初七日條下則稱：“上詣世祖章皇帝寶宮前，行期年致祭禮。”

又另條載：“康熙二年四月辛酉，奉移世祖章皇帝寶宮往孝陵，”

在此看出順治十八年四月康熙所祭者尚為“梓宮”，而時隔不逾一年的正月，則所祭者已成“寶宮”。

這里也是一字之差，但陳垣先生敏銳地指出：“梓宮與寶宮自然大有分別。是知寶宮所藏者必非梓宮原來之尸體，而是尸體焚化后之骨灰。所謂寶宮，其實就是一個灰罐，在帝王家則稱之為寶宮而已。”

這一細密考證之例，被學界奉為圭臬，屢被提及。

如陳垣先生弟子啟功對此印象極深:

（陳垣）在考順治是否真曾出家的問題時，在蔣良騏編的《東華錄》中看到順治卒后若干日內，稱靈柩為“梓官”，從某日以后稱靈柩為“寶官”，再印證其他資料，證明“梓宮”是指木制的棺材，“寶宮”是指“寶瓶”，即是骨灰壇。于是證明順治是用火葬的。

清代“實錄”屢經刪削修改，蔣良騏在乾隆時所摘錄的底本，還是沒太刪削的本子，還存留“寶宮”的字樣。《實錄》是官修的書，可見早期并沒諱言火葬。這是從一個“寶”字解決的。

陳垣先生重視以釋家語錄考史。劉乃和先生在總結陳垣先生治學方法時，特別提到陳先生重視利用了以前學者所沒有引用過僧人語錄、道家碑記：

他對任何宗教的研究，只著重其傳布、發展、衰亡的歷史，或某宗教中的某一問題的研究，或者是對其教史的書籍介紹等，不涉及其教義。他寫宗教史論文的一個特點，就是利用了以前學者所沒有引用過的佛藏里的僧人語錄，和道藏里的道家碑記，融貫內外典籍，薈萃成章，為史學研究者打開了佛道叢書里的資料寶庫。他的著作，大都引用博廣，論斷精審，為前人所未為，在不少方面填補了宗教史研究的空白。

陳垣先生善于利用宗教典籍研究世俗歷史，他在《中國佛教史籍概論緣起》中說：“中國佛教史籍，恒與列朝史事有關，不參稽而旁考之，則每有窒礙難通之史蹟。此論即將六朝以來史學必需參考之佛教史籍，分類述其大意，以為史學研究之助，非敢言佛教史也。”

在研究佛教史過程中，曾下大功夫把大部頭的佛藏瀏覽閱遍，把藏書中有關佛教史的書籍和僧人語錄翻閱幾遍，隨手摘錄積累的材料盈架、盈尺，同時隨手記錄釋典僧傳及其他著作所見到的僧家年譜，成為后來撰寫佛教史專著的重要參考資料。

在順治出家疑案考證上，陳垣先生提出的“釋家言有裨史乘”理念和實踐得到充分呈現。他說:“夫語錄特釋家言耳，史家向不措意，安知其有神史乘也。”

《湯若望與木陳忞》一文初次引語錄人史，冼玉清在《湯若望與木陳忞》“謹按”中亦特別提及陳垣先生的首倡之功：“蓋以語錄考史，并補史所不及，史家向不措意，陳先生實首倡之也。”

陳垣先生其后又有《語錄與順治宮廷》《順治皇帝出家》二文發表。

《語錄與順治宮廷》在“引言”中云：“去年余發表《湯若望與木陳忞》論文后，續得康熙本《?溪語錄》。載董后佛事甚詳。又得嘉興藏本《弘覺語錄》。又得嘉興藏本及龍藏本《憨璞語錄》。參互考校，足補前文之不足，證前文之失誤。”

他利用新獲得的《憨璞語錄》《?溪語錄》《玉林語錄》等語錄，考證順治出家問題，并得出堅實的結論：“順治實曾有意出家，只是出家未遂耳。”

劉乃和先生曾回憶：“一九三八年，他利用自己掌握的材料，著《湯若望與木陳忞》一文，湯若望是天主教神父，木陳忞是佛教僧人，二人原無聯系，故這題目一經刊出，引起學人很大興趣。同時寫成《語錄與順治宮廷》，語錄即指他‘閱藏’所抄僧人語錄。并且考出久有爭論的順治皇帝出家問題，這是他‘閱藏’后最初寫成的幾篇有關佛教史的文章。”

陳垣先生后期出版的經典著作，如《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亦引用釋家語錄尤多，應該說陳垣先生以僧家語錄考史、補史的貢獻卓著，啟發后人。

總之，陳垣先生是順治出家疑案研究的先行者，他于1938年至1940年相繼發表的《湯若望與木陳忞》《語錄與順治宮廷》《順治皇帝出家》3篇文章雖然切入角度有所不同，但都設有專門篇章深入討論順治出家疑案，形成了一組探討順治出家問題的系列論文，論證翔實，結論可靠，“敘事謹嚴有據，文筆條鬯清新，是文史融合的佳作”，將相關考證不斷推向深入，“釋家言有裨史乘”“雖一字不可馬虎”等研究理念和方法值得后世史家加以吸收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