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昌女子“明知艾滋還接客”，被判刑！我們該討論的是下一個她

昨天，四川西昌市人民法院審理了一起引發巨大爭議的案件：

一名38歲的女性，明知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HIV），卻依然以150元一位的價格持續從事賣淫行為。最終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并處罰金四千元。

她叫苦某，小學文化，有過吸毒與服刑史，早在2019年就被確診為HIV感染者。

可即便如此，她并未停止接客，在出租屋持續從事性交易，直到2025年7月被警方當場抓獲。

法院明確指出：

她的行為已對公共衛生安全構成重大威脅。

明知自己感染HIV，還接待多名嫖客

根據法院通報的細節：

• 苦某2019年在戒毒所服刑期間被查出HIV陽性
• 2021年曾因賣淫被行政拘留15天，釋放后依然重操舊業；
• 2022—2025年間，在西昌一帶以150-200元一次的價格接客
• 2025年7月15日再次被警方控制，次日刑拘；
• 多次發生性交易行為，未向對方透露病情，也未采取有效防護措施

法院判決指出：

被告人明知自身為艾滋病病毒攜帶者，仍與他人多次發生性關系，情節嚴重，已觸犯《刑法》相關條款，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她太可恨” VS “她太可憐”：輿論兩極分化

案件一出，網絡瞬間炸鍋：

一派憤怒：

• “這不是危害，是謀殺！”
• “不知情的嫖客成了犧牲品！”
• “就該重判，嚇住那些想害人的人！”

另一派卻反思：

• “她小學文化、戒毒史，有沒有人真正幫助她？”
• “她是病人，也是底層女性，社會機制有沒有失靈？”
• “單靠刑罰，能解決問題嗎？”

這起案件，不僅沖擊了法律底線，也再次撕開一個隱秘議題：

當艾滋病毒攜帶者成為“潛在傳播者”時，法律、道德與社會救助該如何共處？

法律邊界：為什么判“危害公共安全”？

很多人第一反應是：她犯法了，那是“賣淫”。

但這次法院判的是：

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刑法第114條）
而非“賣淫罪”。

原因是：

• 苦某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且未采取任何保護措施；
• 她的行為直接危及多人健康與生命；
• 危害對象廣泛、不可預見，不只是“一對一違法交易”，更是公共衛生領域的重大隱患。

在法律體系中，這類行為等同于“散布有毒有害物質”，性質非常嚴重。

根據我國《刑法》第115條第1款規定，情節嚴重者，最高可判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甚至死刑。

而這次量刑較輕，主要因其認罪態度好，案發初期配合調查。

但更深的問題是：我們能阻止下一個“苦某”嗎？

苦某不是第一人，也不會是最后一人。

一個最現實的悖論是：

很多攜帶艾滋病毒的人，知道自己的病情，卻沒有接受規范治療，也沒有停止高風險行為。

而這背后有幾個關鍵問題必須正視：

1.社會對艾滋的污名化，逼得人越走越偏

• 很多HIV攜帶者害怕暴露身份，索性“躲起來”；
• 恐懼+貧困+邊緣化，容易讓他們放棄“規范管理”；

2.底層女性缺乏經濟來源，舊路容易重走

• 出獄后無技能、無依靠、無社會支持；
• 即便被確診HIV，沒有系統隨訪和心理疏導，難以回歸社會；

3.監管與防控機制仍有缺口

• 雖有實名檢測與定點管理機制，但在城鄉結合部、小旅館、出租屋中，存在巨大監管空白；
• 很多基層不具備“高危人群追蹤+信息聯網+心理干預”的能力。

她需要被判刑，也需要被看見

我們可以、也應該批評苦某的行為。

但我們也要看到：

她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一個制度盲區的縮影。

每一個苦某，背后都有：

• 破碎的教育路徑；
• 中斷的治療機制；
• 社會援助的缺位；
• 法律震懾與道德教育的斷層。

用判刑來制止她，是必要的；
但要阻止更多人走上這條路，僅靠法院是不夠的。

最后：

苦某最終被判刑一年半。

她的故事也許很快會被人遺忘，但她留下的問題，我們不能不看。

在這個病毒不再“致死”、但仍“可傳播”的時代，我們真正需要思考的是：

• 公共安全與個人隱私如何平衡？
• 邊緣人群如何重返社會？
• 信息公開、醫療監管、社會支持該如何協同？

不僅是對法律正義的支持，
也是對一個更負責任社會體系的呼喚。

別讓“再出一個苦某”成為下一次熱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