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小小
出品 | 網易科技
28歲的空降新貴,正在讓Meta一眾老臣們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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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eta總部那間被紅杉樹環繞的玻璃房里,汪滔(Alexandr Wang)和他的TBD實驗室已經成為了事實上的“特權階級”。這位行事生猛的首席AI官,不僅在物理上將團隊與傳統官僚體系隔絕,更在資源上極度強勢:他強行從元宇宙部門(Reality Labs)“割肉” 20億美元預算,并公然拒絕將算力優先服務于賺錢的廣告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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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由AI生成)
更令內部震驚的是技術路線的“無底線”轉向。為了讓代號“牛油果”的閉源模型快速上位,Meta放棄了純粹自研,轉而走上了“捷徑”,直接“蒸餾”競爭對手的智慧。其訓練來源不僅包括谷歌Gemma和OpenAI開源模型,甚至赫然出現了阿里Qwen。
對此,圍觀群眾不禁感嘆,新老派系僅用五個月就陷入“敵我對立”,Meta恐怕創下了硅谷高管團隊“水土不服”的最快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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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場高層內戰中,陣營的劃分已是涇渭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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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由AI生成)
· 一方面,汪滔和他的TBD實驗室雄心萬丈,誓要打造“如神一般的AI超級智能”,力求在與OpenAI和谷歌的競賽中彎道超車。
· 另一方面,以首席產品官克里斯·考克斯(Chris Cox)和首席技術官安德魯·博斯沃思(Andrew Bosworth)為代表的Meta老臣們,則更希望將AI的即時價值聚焦于優化Facebook、Instagram的信息流和廣告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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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考克斯(Chris C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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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魯·博斯沃思(Andrew Bosworth)
是追逐星辰大海的AI前沿,還是固守帶來營收的社交媒體基本盤?這個根本性的分歧,正讓扎克伯格在左右為難中,承擔起平衡一切的重任。
一、資源轉移:新AI的“造神”之路與老部門的“失血”之痛
為了讓TBD實驗室順利沖刺“超級智能”,Meta正進行一場堪稱“大換血”的資源傾斜。
知情人士透露,原本分配給博斯沃思領導的虛擬現實/增強現實部門Reality Labs的預算,被要求削減高達20億美元,而這些資金已直接轉入汪滔 團隊的“軍費”之中。此舉如同釜底抽薪,凸顯了AI在公司戰略中的絕對優先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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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由AI生成)
然而,資源分配的傾斜引發了內部的劇烈震蕩。負責社交媒體排序算法的員工提出了尖銳的質疑:為什么公司新增的算力資源,不應該優先投入到能立竿見影產生收入的現有業務改進上,而非押注于短期內尚無盈利模式的AI模型訓練?
風險投資公司Theory Ventures的普通合伙人托馬斯·通古茲(Tomasz Tunguz)指出:“Meta花費巨資引進汪滔,賦予其完全自主權,這必然意味著許多既往的工作方式被忽視,這是一場艱難的權力轉移。”
盡管Meta發言人否認了具體的預算轉移和沖突,但高層圍繞AI應用優先級的爭論,已是公開的秘密。
二、戰略巨變:從“開源”信仰到“封閉”變現的商業轉向
這場內部沖突的背后,是Meta AI商業戰略的一次史詩級轉向。曾長期將AI模型(如Llama系列)“開源”視為信仰、并將其比作安卓系統的扎克伯格,如今正走向一條更注重變現的“封閉”之路。
知情人士爆料,代號為 “牛油果”(Avocado)的新一代前沿模型預計將于明年春季登場,且極有可能以“封閉”模式發布。這意味著Meta將能對其嚴密管控,并通過出售訪問權限來實現商業化,這與OpenAI和谷歌的模式不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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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由AI生成)
汪滔正是“封閉模式”的堅定支持者。此前,Meta的Llama 4模型表現不佳,令扎克伯格深感失望,也促使他迅速邊緣化了部分參與開源項目的人員,并親自招募新團隊。
更引人關注的是,“牛油果”的訓練過程中使用了包括谷歌Gemma、OpenAI的gpt-oss以及阿里巴巴Qwen模型作為蒸餾對象。這一舉動標志著扎克伯格態度的轉變,他曾公開對中國模型表示擔憂,但為了追趕進度,現在已經“不拘一格降人才”,全力以赴。
這種從“開放”到“管控”、從“信仰”到“變現”的快速轉型,顯示出Meta在AI競賽中已承受巨大的時間壓力。
三、新帥與老臣子的“路線之爭”:誰能主導未來?
新團隊TBD實驗室的任務清晰而單一:糾正前代生成式AI團隊的失誤,并最終構建超級智能。
然而,新舊派系對AI價值的理解存在明顯的“路線之爭”。考克斯曾提議,汪滔的新AI模型是否可以像谷歌利用YouTube數據那樣,用Instagram的數據進行訓練以改進推薦算法。
然而,汪滔反對這種“產品先行”的思路,他認為在AI模型訓練過程中引入特定的業務任務會使其復雜化,可能拖延實現“超級智能”的宏偉目標。他對考克斯更關注于改進自己產品的態度感到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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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由AI生成)
這場爭論尚未有定論,但它折射出Meta內部對于“超級智能”究竟應該是一個獨立的技術燈塔,還是一個服務于現有商業帝國的強大工具,存在著深刻的分歧。
同時,扎克伯格也面臨華爾街的拷問。他已承諾投入6000億美元建設數據中心等基礎設施,并持續重金投入AI至2026年,這讓部分投資者感到擔憂:這場耗資巨大的豪賭,究竟何時才能貢獻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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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由AI生成)
四、輿論危機與人才流失:超級智能的“雙刃劍”
在內部矛盾與戰略轉向的同時,Meta的AI之路也并非坦途。
在重組過程中,公司流失了數十名高級AI研究人員,包括首席營收官 約翰·赫格曼(John Hegeman) 和AI業務負責人 史宗瑋(Clara Shih),甚至被譽為“AI教父”的首席AI科學家楊立昆也因對資源分配和開源策略感到沮喪而離開。今年10月份,Meta在更在AI部門裁減了600名員工,只有TBD實驗室得以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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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棘手的是,TBD實驗室公開宣稱的目標——實現“超級智能”,正成為一把“雙刃劍”。市場調研顯示,這個術語在政策制定者和公眾中引發了對AI不受控制的恐懼,特別是在歐洲。一些科技名流甚至呼吁禁止開發這類系統。這迫使Meta需要花費大量精力在公關和監管溝通上,以期將“超級智能”的愿景推銷給用戶、監管機構和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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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由AI生成)
在人才流失、理念沖突、巨額投入與商業變現的重重壓力之下,28歲的汪滔和41歲的扎克伯格,正背負著改變Meta命運的使命。
有網友甚至發出了更悲觀的預言,認為Meta當前新老團隊在戰略與文化上的激烈撕裂,正是衰敗的征兆:
“正如我之前所言,Meta遲早會步AOL的后塵,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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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留給汪滔和扎克伯格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他們不僅要證明“超級智能”的存在,更要證明這家巨頭還有自我革新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