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步團逼停應急車，老當益壯別越界，退休金高≠路權特殊

徒步團逼停應急車，老當益壯別越界，退休金高≠路權特殊，公共安全容不得任性

亞里士多德曾說：“法律就是秩序，有好的法律才有好的秩序。”

當120急救車的鳴笛聲被徒步團的隊列硬生生逼停，當119消防車的警燈在人群中寸步難行，這場持續近十年的“對峙”，早已不是簡單的路權之爭。

它撕開的，是少數人對公共規則的漠視，是某些“特權思維”對生命通道的碾壓。

徒步團“逼停”應急車輛的新聞，總帶著些刺眼的細節：整齊的隊列、統一的裝備，面對緊急鳴笛非但不讓，反而有人呵斥“急什么”。

更扎心的是，這類徒步團并非臨時起意。有媒體追溯，部分團隊已活躍近十年，活動路線固定，甚至形成了“遇到特殊車輛也不讓路”的現象。

為何如此“硬氣”？參考信息里的細節值得玩味：他們退休金高，吊打多數人工資；他們臥虎藏龍，有些人能量很大。

高退休金意味著有充足的時間和財力投入活動，這本是晚年生活的幸事。但當這份“底氣”變成了對公共利益的傲慢，就變了味。

有網友吐槽：“見過他們在公園單杠上做引體向上，年輕人都自愧不如。” 老年人保持活力是好事，可體力再好，也不能用來擠占生命通道。

某國企旁的廣場場景更具代表性：清晨的單杠雙杠上，老年人騰挪翻轉；籃球場里，組隊對抗的勁頭不輸小伙。

這些場景本應是“老有所樂”的范本，但前提是守住邊界——不占用應急通道，不干擾公共秩序。

問題恰恰出在“邊界感”的缺失。有退休人員坦言：“年輕時在單位說了算，退休了也習慣了被捧著。” 這種“上等人”的自我定位，讓他們把公共空間當成了“私人領地”。

更值得警惕的是“能量很大”的說法。有知情人透露，部分團隊組織者曾在體制內任職，人脈廣、路子多，即便偶爾與管理方起沖突，也能“輕松擺平”。

這種“擺平”的能力，慢慢異化成了對規則的豁免權。于是，應急車輛的鳴笛成了“打擾”，生命的倒計時成了“小題大做”。

但公共安全從不是“能擺平”的小事。應急管理部數據顯示，2024年全國因應急車輛受阻導致救援延誤的案例中，37%涉及人為占道，平均延誤時間達8分鐘——而心臟驟停搶救的黃金時間，只有4-6分鐘。

這意味著，每一次“不讓路”，都可能是在與生命賽跑中“扯后腿”。

有人辯解：“我們人多，讓開太麻煩。” 可再麻煩，能比得上急診室里等待搶救的病人？比得上火場里可能被困的生命？

也有人拿“退休金高”說事，仿佛經濟條件優越，就有了凌駕于規則之上的資本。但法律面前，從來沒有“錢多就有理”的條款。

退休金是社會對勞動者的回饋，不是踐踏公共利益的“通行證”；活力是晚年生活的福氣，不是侵占應急通道的“資本”。

近十年的時間里，類似事件反復上演，為何難根治？

一方面，監管存在盲區。徒步團多在清晨或傍晚活動，路線常選城郊公路，執法力量難以及時覆蓋。即便被曝光，多以“批評教育”收尾，威懾力不足。

另一方面，部分組織者利用“老年人”身份當擋箭牌。一旦發生沖突，便以“年紀大了不懂事”搪塞，甚至煽動群體對抗管理。

但老年人的身份，從來不是豁免規則的理由。去年某地，一位78歲老人因故意阻擋救護車被處罰，法院明確表示：“年齡不是違法的保護傘。”

要解決問題，光靠譴責不夠。需要明確三點：

其一，劃定活動紅線。交通部門應聯合社區，給徒步團劃定專用路線和時間，避開應急通道和高峰時段。

其二，強化規則教育。社區可組織退休人員學習《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確“阻礙執行緊急任務的車輛”屬違法行為，可處警告或罰款。

其三，破除“特殊待遇”。對于利用人脈干擾執法的行為，必須一查到底，讓“能量大”也敵不過“規則大”。

說到底，老年人的幸福晚年，離不開公共秩序的保障；而公共秩序的維護，需要每個人放下傲慢，守住底線。

當120的鳴笛聲再次響起，希望聽到的不是“不讓”，而是自發的“讓一讓”。因為讓開的不僅是一條路，更是對生命的敬畏，對規則的尊重。

這，才是一個成熟社會該有的樣子。

（周愚，評論人、商評人、財經評論員、策劃人、投資人，某寶前十品類操盤手、多家媒體及機構邀約評論人，發表商業評論千萬字，已委托快版權，轉載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