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才是真正的“寄生蟲”？

本屆奧斯卡（2021年）韓國電影《寄生蟲》分別斬獲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原創劇本，最佳國際影片四個大獎，當之無愧的本屆奧斯卡超級贏家。這一部電影好在哪里呢？我們之前分析過這部電影，不過很可惜文章被刪了。今天我重新修改了一遍再次發布。

《寄生蟲》是一部優秀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品，近年來引發普遍熱議的亞洲電影，從印度的《摔跤吧！爸爸》《起跑線》，泰國的《天才槍手》，日本的《小偷家族》，臺灣省的《大佛普拉斯》，無一不是直面當今世界中最為激化的矛盾——貧富分化和階級固化。

這兩組矛盾毫無疑問是當前世界最為尖銳也最為根本的矛盾，也是推動人類歷史車輪前進的原動力之一，因此這一題材的作品是非常容易出精品的。

《寄生蟲》展示了一組“鮮明分層”的世界：富人生活在地上，陽光明媚綠樹成蔭；被社會拋棄的人住在地下室，四年沒有呼吸過一口新鮮空氣；還有一些努力向上爬的底層生活在“半地下室”，他們有一些人爬了上來，用盡了種種手段也在陽光和綠樹下生活了幾天，但這終究是屬于他們的世界，他們要么被打回原形，要么更跌落一層，變成了真·地下室的一員。

電影中很多鏡像式的對比，都揭露了貧富兩極對比的殘酷。比如窮人的派對和富人的派對：

窮人的“衣服”和富人的衣服：

再比如“亂離人不及太平犬”的和平時代“窮人”“富狗”版：

影片中最令人窒息的細節之一，是“氣味”。樸太太并不直接羞辱金司機，卻幾次提到“他有一股相似的味道”，這種“無法隱藏的底層氣息”，是階級差異的隱性標記，也象征著貧窮的不可逆與無法掩飾。這種羞辱不是公開的暴力，而是更日常的、溫和的殘酷——正如現實社會中那種“你很好，但你就是不一樣”的溫柔排斥。

顧名思義，片名“寄生蟲”的含義是指窮人一家“寄生”在富人一家里，但是電影如果僅僅只表達這層意思，它也就不會拿得下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了。這部電影已經挖掘到了很深的層次，有一個評論很好，影片中窮人沒有大惡，富人沒有大錯，但最后為什么會到矛盾如此激化、不可收拾的地步了呢？

答案就是，因為這種矛盾不是個體和個體之間的，而是群體、階級之間的，而是埋藏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以及由此關系導致的貧富分化和階級固化之中的。

所以說，《寄生蟲》之所以橫掃奧斯卡，是因為它能鋒銳地劃破全球觀眾心中的厚厚外殼，原因只有一個——它道破了我們時代最深刻、最隱秘也最難以承認的真相：階級的墻壁是水泥澆筑的，不是紙糊的，而我們每個人，哪怕最天真、最樂觀的那一個，也不過是困守在資本囚籠和階級固化里的寄生蟲。

網上很多評論說這部電影“三觀不正”，實在是買櫝還珠連電影的基本思想都無法體悟，這樣一部深刻反映普遍的社會矛盾與割裂的作品，僅僅用“三觀”和“對于錯”來評價實在是令人發笑。那么該如何解讀這部電影所反映的社會問題呢？

首先一個問題，窮人是不是所謂的“寄生蟲”？看似是，他們依靠富人的施舍（工資）過活，還不斷占富人的小便宜，但為什么這一家子看起來讓人討厭不起來呢？因為他們都是努力生活的人——不是那種自暴自棄的懶漢，也不是一無是處的廢物。哥哥英語輔導能讓學生感慨遠超前任，妹妹面試前看了一點藝術治療的知識就能降服棘手的熊孩子，父親開車也被夸獎，母親在不會的前提下也能迅速備出一碗炸烏冬面。

簡而言之除了在雇主家開party這種事，他們完全配得上這份工作，但是他們為什么之前沒有工作呢？他們為什么非得用種種見不得人的陰損手段才能得到這份工作呢？

奉俊昊真正厲害之處，在于他摧毀了長期以來電影界慣于虛構的“階級神話”——即階級流動的神話。多少好萊塢電影依靠個人奮斗的敘事，讓底層的人爬上頂層，向觀眾兜售一種虛假的希望，試圖說服他們：只要你足夠努力、足夠聰明，世界就是你的游樂場。但《寄生蟲》毫不留情地戳穿了這一切：金家人不是沒有智慧，不是懶惰、不愿奮斗，他們甚至遠比樸家人更具創造力、更懂人性、更善于經營關系與操縱規則。但即便如此，他們依舊被這個社會狠狠地踩回原點，因為結構的本質就是排斥性的——底層可以服務上層，卻永遠無法真正與其平等地對話，更遑論取而代之。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就分析過這個問題：有一種普遍誤區，包括我們政治課本都這么講過——西方社會高福利，導致許多人不愿意工作，養了大量的“懶漢”，從而損害了社會公平性和經濟發展。

但事實的真相就如我所說，不是他們不想工作，是整個社會整個經濟體系，壓根就不需要他們。換句話說，就算是非福利社會，同樣會有這樣多的失業人口，這是經濟結構的問題而不是個人工作意愿的問題；區別在于，非福利社會的失業人口往往會“邊緣淡化”：要么餓死街頭，要么進入更低級的產業——比如回家種地，而一塊地本來三個人種，現在失業人口回家了變成四個人種，這其中的差別是難以反映在統計數據上的。

所以說“福利社會養懶漢”有時候是一種幸存者偏差，也就是福利社會失業人口才活得下去、你才看得見。能讓一段時間內工作不順的人能活下去，這也是社會進步人文關懷不是？

電影里父親也說了，一個保安職位就有500個大學生搶，反映的就是這個問題，不是勞動力不想工作，而是當今生產過剩的時代就沒有那么多工作給勞動力。

正如英國思想家齊格蒙特·鮑曼所說：“因為后現代社會已不再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反而大量削減勞動力以減少成本，過去的那套方式已經不合時宜。在今天，為了符合社會規范，社會成員需要學會積極快速購買和消費商品，可是窮人沒有這種條件，因此，窮人在歷史上第一次絕對地、完全地成為讓人擔憂和討厭、沒有用處的人。”

《危險的階級》（Dangerous Classes）一書作者，美國學者莉迪亞·莫里斯（Lydia Morris）在1993-1995年中調查了大量依靠福利救濟生存的失業者。她認為自20世紀80年代英美諸國普遍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以來，失業和失業人口的保障問題逐漸顯現。她的結論言簡意賅：“在我的研究中，沒有任何直接證據來證明存在‘底層階級’的獨特文化（只吃福利拒絕工作的文化）”。她的調研證明，即使是長期失業者也在努力地尋找工作，并沒有滿足于社會救濟，只不過難以找到——因為他們要么缺乏相應的技能，要么沒有能讓他們找到工作的社會關系。

牛津大學社會學教授鄧肯·加力（Duncan Gallie）分析了歐美國家兩個時期關于失業問題的文獻研究，第一個是大蕭條時期，第二個是新自由主義時代英國一項名為Social Change and Economic Life Initiative的調研和歐共體入戶抽樣調查(ECHP)。他的結論和莉迪亞·莫里斯相同：所謂的“福利社會的寄生蟲”——也就是長期失業群體，在對待工作態度上與工薪階層沒有任何區別，長期失業群體只有兩大特性區別于主流群體：一是他們的社會活動多以家庭為活動場所；二是失業者的朋友圈與交往對象也同是失業者。加力同樣認為，并不存在所謂的“底層懶漢文化”，因為調查顯示失業者對于工作的渴求與一定要參與工作的決心甚至遠超工薪階層，只是上面的兩種特性限制了他們無法順利找到工作。

英國學者卡羅爾·沃克（Carol Walker）在其著作Managing Poverty: The Limitof Social Assistance直接簡明扼要地指出，從來沒有普遍證據證明“福利社會養懶漢”的說法：“撇開那些引起轟動的報紙頭條，絕大多數人并不會選擇依靠社會救濟來生活——如果他們真的有其他選擇。”他用一句話形容那些道德敗壞、靠欺騙來獲取社會福利的“懶漢”在失業大軍中的比率：非常極端，忽略不計。

華威大學教授基思·格林特（Keith Grint），他是研究管理學出身，牛津通識讀本《領導力》的作者就是他。但是在其著作The Sociology of Work一書中分析了一個現象，就是一個工薪階層不能失業，一旦他失業一年以上并領取救助金，這就會成為他的一個道德污點，從而影響他再找到工作。展現類似問題的還有日本NHK紀錄片《日本社保危機》，其中一位女性失業者，連續找工作碰壁，原因就是她領取救濟的身份遭到了歧視。所以這就是一個非常真實的問題：一旦失業者領取救濟，他們就被打上了“自甘墮落的懶漢”“福利社會的蛀蟲”等符號，于是更加難以找到工作，成為一個荒謬的死循環。

所以這個結論非常明顯：窮人如果能不做“寄生蟲”，誰也不想做寄生蟲。

但是不做寄生蟲何其之難。看他們想要找到一份工作多么困難，費盡心機、踐踏道德、踩著別人的身體上位……這就是我們這個世界殘酷的真相，上升渠道過于狹窄，底層人民想要爭取社會資源必定要使出一些“盤外招”。這也是上面分析到的，為什么這一家人的行為能夠引起大家一定的共情，因為大多數人僅僅是生活，就要竭盡全力了。

（電影《大佛普拉斯》截圖）

這也是為什么電影里面探討到了一個話題：窮生奸計，富長良心。

這句話原則上來沒有錯，還有一句話叫“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實而知禮節”講的也是類似的道理。但是人們在說這句話的時候結論往往是錯的——不是因為窮生奸計，所以那些奸惡之人活該窮，窮死算了；而是我們應該消除貧窮的土壤，讓因為貧窮而“生奸計”的人越來越少，這才是這句話的正確打開方式。

但是，影片的討論如果僅限于此，也就太過于可惜了，這是一個可以無限深挖的話題，“寄生蟲”恐怕也不僅僅是一個層面的意思。首先我們用批判性的思維辯證思考一下，富人就不生“奸計”了嗎？

資本主義的最大成功就是把剝削、吸血與掠奪用公平、自由、競爭、市場等外衣包裹了起來。資本主義首先通過殖民主義、奴隸奴工制，掠奪全球資源完成資本原始積累；再通過生產關系來掠奪剩余價值，制造貧困；最后用“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來從法律和意識形態上為資本的一切血淚與罪惡背書。并通過塑造“財富的神性”和“自甘墮落的貧窮”等精神奴役，維系著整個資本運作的穩定。

馬克思說過，資本來到世間就是骯臟的，資本的原始積累那是血淋淋的。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性會造成資源分配的兩極分化，即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勞動者的剩余價值被資本家榨取，難以形成購買力；商品積壓導致工作崗位減少，失業的危機使勞動者競爭加劇，資本家又可以借此壓低工資。這樣就形成了生產過剩的惡性循環，直到經濟危機的釋放。

資本家們因為享受了站在金字塔頂端的紅利，往往能在短時間內積累起巨額的財富。他們用這些十幾輩也消費不完的財富去做慈善，賺得了“濟世愛民”的美名，更消解了人們對于制度不平等的質疑：“你看他們人多好啊，拿這么多錢做慈善，所以人家配掙這么多啊。”

富人的“造神化”運動把“有錢=天然正確”聯系起來，無論這個人展現出怎樣的與底層類似的惡毒刻薄、道德敗壞、違法犯罪種種特質，但是因為他們有錢，所以一切變得都可以理解，甚至還會成為“與眾不同”的優點被人稱頌。而你只要指責他們，那就是你窮、你酸、你嫉妒人家有錢——“人家一天掙的錢比你一輩子還多，你也配？”

（電影《一步之遙》截圖）

所以這就涉及到本文題目中這個問題了——誰才是真正的“寄生蟲”呢？

早在二十世紀初，列寧同志就指出，帝國主義中出現了一大批“食利階層”。當年馬克思時代的資本家還需要為工廠的管理、產品銷路、技術升級費心費力，而這些“食利階層”們則完全可以脫離勞動：“資本主義的腐朽表現在以‘剪息票’為生的資本家這一龐大食利者階層的形成。英、美、法、德四個先進帝國主義國家各擁有1000—1500億法郎的有價證券資本，就是說，各國每年的收入都不少于50—80億法郎。”列寧指出，這些食利特權階級對于社會再生產過程已經是多余的了，他們逐漸成了社會的贅瘤。但是，他們可以通過壟斷資本的增殖，占取了絕大多數剩余價值；并從中拿出一部分利潤，收買無產階級中的精英分子，使他們“資產階級化”，成為資產階級在無產階級中的“代理人”，這也是無產階級運動中機會主義的經濟根源。

資本主義發展至今，其流動性是越來越固化的，或者說“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除了像互聯網產業這樣科技革命的沖擊、或者地產拆遷這樣政策紅利之外，你一個人憑借自我的奮斗是不可能成為一個“食利階層”的，普通人的天花板是成為食利階層的代理人就到頭了。換句話說，在當今社會，資本家已經鮮明的表現為“天生的資本家”，而普通人的智商情商再高、個人素質和能力再強，也永遠不可能脫離“勞動”這一行為。而對于“看不見的頂層”來說，這一選擇是自由的，他們想追求自我實現時，不管從政經商搞藝術，可以隨便選擇任何勞動；他們想走在聚光燈下時，隨便一些言論就是輿論的焦點；當他們想“隱身”時，沒有任何媒體或個人敢于打擾他們的“清修”。

之所以現在只存在“天生的資本家”“天生的食利者”，來源于資本的本質特性。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一書中就指出，資產階級革命雖然打破了封建貴族在政治層面的“血統繼承”，但是依然保留著經濟層面的“財產繼承”，相反還通過“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把這種繼承合法化、道德化。這就是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基礎。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些“食利者”才是真正的寄生蟲——他們寄生于勞動者的剩余價值之上，不從事勞動生產，卻享有了絕大部分勞動成果。正如國際歌中所唱：“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是我們勞動群眾。一切歸勞動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蟲？”

關于“誰是寄生蟲”這一辯證的問題，有一首名叫《誰養活誰》的革命歌曲非常生動形象地解釋了這一話題：

誰養活誰呀？大家來看一看， 沒有咱勞動，糧食不會往外鉆， 耕種鋤割全是咱們下力干。 五更起，半夜眠，一粒糧食一滴汗， 地主不勞動，糧食堆成山。 誰養活誰呀？大家來瞧一瞧， 沒有咱勞動，棉花不會結成桃， 紡線織布沒有咱做不了， 新衣褲大棉襖，全是咱們血汗造， 地主不勞動，新衣穿成套。 誰養活誰呀？大家來談一談， 沒有咱勞動，那里會有瓦和磚， 打墻蓋房全是咱們出力干， 自己房兩三間，還有一半露著天， 地主不勞動，房子高又寬。 ……

不過在電影中，并沒有非常鮮明地揭示“富人也是寄生蟲”這一辯證拔高的結論，而是展現了一個中和的態度，比如男主人也是技術硬實力加身，至少還是付出勞動且對生產力有貢獻的。

但正如上文所說，資本家們善于用勤奮、努力、天才、智慧等光鮮亮麗的“神話”來包裝自己，已經有很多細節隱約的觸碰到了這一問題的邊界：比如窮人富人同框，窮人在勞動——

窮人富人同框，窮人在勞動——

我們再看影片的結尾，很多人不能理解父親為何暴起殺了男主人，關于這個問題有個知乎回答說得很好：

影片高潮部分的暴力場景不是情節的夸張，而是邏輯的必然。為什么金司機會突然殺死樸先生？不是簡單的報復，也不是情緒失控，而是長年累月被壓抑的尊嚴、隱秘的仇恨，以及那份難以言表的被羞辱感瞬間爆發——當樸先生捂著鼻子，嫌棄地皺眉去拿車鑰匙時，這個動作仿佛觸及了階級深處最敏感的神經，金司機瞬間看到了那堵永遠無法跨越的墻，看到了自己作為“寄生者”的徹底失敗。他明白了，自己永遠不會真正被接納，而他內心的某種東西終于被打碎了，那一刀下去，是對階級神話最冷酷的否決。

很多民粹主義陷阱往往是精英主義泛濫種下的惡果。有一部美劇叫《冰血暴》，第三季中里面所謂的“文明人”自以為是高高在上，但總有“野蠻人”會把你拉回到野蠻里去，你瞧不起野蠻人，野蠻人就會用自己的方式教你做人。

比如這個男主人，骨子里的歧視從頭至尾，到了最后窮人家的女兒身受重傷倒在血泊里，他還一個勁兒地喊車鑰匙車鑰匙，就是壓根沒把人當人唄。自然也被“野蠻人”教做人了。

富人可能優雅，可能高貴，可能從容不迫，但是他們骨子里的歧視往往是改不了的，當然他們不會覺得這樣有什么不妥。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去年微博上有一位編劇的言行也引發了不小的爭議。她在這條微博里也恰好用《寄生蟲》舉例子，只不過這部電影她是一毛錢都沒看懂：

上海臺風天，下水道排水困難，這位朋友家里廁所堵了，恰好老公又不在家，所以情緒有點小崩潰。這個情緒是可以理解的，不過這種小崩潰下說的基本都是心里面的實話，平時不可能公開說的心里話，全倒出來了，這種潛意識里的真心話是很有代表性的。

所以又回到了我們開頭的問題，這部電影中窮人沒有大惡，富人沒有大錯，為什么會走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呢？這就是天然的、本質性的、不可調和的割裂。比如知名富二代、天生的資本家王思聰，在與人打嘴仗時表示：“9012年了還有沒出過國的傻屌？”

如果說他罵的那個人的言論集中反映了底層階級的愚昧與自大，那么王思聰則集中代表了頂層階級的傲慢與偏見。根據2016年年底，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出境入境管理法執行情況的報告透露，目前全國有效的因私普通護照持有量達1.2億本。也就是說不到10%中國人才有自己的護照，而出過國的恐怕還要再打一個折扣。

按這個比例來看，王思聰那些“校長長、校長短”喊得親切的不行的粉絲們，肯定有相當一部分屬于他口中的“傻屌”。不過這也是好事，我為啥欣賞王思聰呢，因為他真實，雖然頂層階級從來骨子都流著傲慢與偏見的血，但他們大多數都還要裝出一副普世愛民、低調謙和、彬彬有禮的態度，像王思聰這樣“真性情”的很少見，也能讓我們看清楚那些“看不見的頂層”是怎么想的。那些無條件匍匐與富人神性的粉絲們，在多經歷些這種事后，也會有一兩個能明白起來。

晚唐詩人于濆有一首《古宴曲》：

雉扇合蓬萊，朝車回紫陌。 重門集嘶馬，言宴金張宅。 燕娥奉卮酒，低鬟若無力。 十戶手胼胝，鳳凰釵一只。 高樓齊下視，日照羅衣色。 笑指負薪人，不信生中國。

這首詩的辭藻文飾不算頂級，但是意境很高。前面十句寫的是宴會的奢華，香車寶馬，豪宅高門，華衣美女，純釀佳肴。這些在宴席上把酒言歡的公子哥們站在樓臺上看風景，看見了一個背著木柴的農民，他們紛紛表示非常疑惑：咱這里怎么會有這么窮的人，不可能吧？

這就是上文所說的電影中“地下室”的隱喻——“真正的窮人是看不見的”，并不僅僅是因為他們物質匱乏，而是他們甚至連作為窮人的資格都被剝奪了，連貧困本身也被結構性地隱去。他們無法出現在富人的想象中，更無法獲得社會的同情與認知。這種徹底的隱形，比顯而易見的貧窮更加殘酷，也更加真實。

電影正是用這個“看不見的人”，揭示了當代社會對最底層人的冷漠與無視——他們甚至不再是寄生蟲，因為寄生也需要一個宿主，而真正的窮人連寄生的可能都不存在，只能被拋擲到無盡的黑暗之中。

這首詩的文學表現手法模仿了白居易的《秦中吟》系列，比如這首《輕肥》：

意氣驕滿路，鞍馬光照塵。 借問何為者，人稱是內臣。 朱紱皆大夫，紫綬或將軍。 夸赴軍中宴，走馬去如云。 尊罍溢九醞，水陸羅八珍。 果擘洞庭橘，膾切天池鱗。 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 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十六句詩，前十四句都在描寫“內臣”——也就是宦官——這一唐代最腐化的特權階級，看他們又是朱紱，又是紫綬；又是美酒，又是佳肴；又是洞庭橘，又是天池鱗。在一片珠光寶氣浮華掠影中，忽然筆鋒一轉，一句“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全詩戛然而止，讓人汗毛倒豎，脊背發涼。

這是一個“燕娥奉卮酒”和“衢州人食人”同時存在的世界，我們就算做不了什么，至少也要保持基本的善良，不要在背后戳人脊梁骨：笑指負薪人，不信生中國。

第二本新書正式連載完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