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林寺，自古以來就不是“佛門清凈地”

在今天次條補檔的文章里，我提出了一個觀點：我們要區分信仰和宗教。信仰是個人的思想問題，是屬于個人的自由；而宗教是一種社會組織、政治組織、經濟組織，更是一個倫理道德制定機構，還有相當一部分暴力機器的作用，這與每個人息息相關。

個人信仰無從置喙，你就是信飛天大面條都可以；但是一個社會、經濟、政治組織是我們需要關注的問題，這不是用“信仰自由”就可以搪塞過去的。

少林寺能有今天的話題度，很大程度上源自于金庸小說和八十年代那部電影的美化與吹捧。其實任何宗教場所自古以來都是壓迫本地老百姓的大地主，什么男女問題這都是最輕的。

以少林寺為例，抗日戰爭期間勾結日本人——1938年春，日軍就在少林寺附近設立了一個秘密的情報站，來往的都是寺廟中的和尚。他們不僅僅限于眉來眼去明暗交易，甚至謀劃綁架八路軍指戰員乃至皮定均將軍交給日本人。以下內容出自皮定均將軍的回憶錄《鐵流千里·革命斗爭回憶錄》：

知客和尚把我們接進了客堂，明顯地流露出戒備和敵意。我們知道寺內有五六十個和尚，人人都會使槍舞刀。他們擁有大片土地，周圍幾十里內的農民差不多全是少林寺的佃戶。這個有一千四百多年歷史的佛教禪地，實質上已成為剝削、壓迫農民的罪惡勢力，失去了佛門的圣潔。 不過，我們現在只想觀光這座名勝古跡，并不想同和尚們打交道。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沒有把部隊一起帶來。我們謝絕了招待，想去寺內游覽一下。可是知客和尚卻故意用敬茶、遞毛巾把我們纏住不放。 不一會，我瞥見外面和尚們在鬼鬼祟祟地來回走動，手里握有長短武器，知道我們已經被監視在客堂里了！ 我正色責問知客和尚：“你們這是干什么？” “沒啥，沒啥，請喝茶啊！”

我說：“我們不是來這里喝茶的，我們是來參觀寶剎，你們讓參觀就參觀，不讓參觀我們就走！你們這樣做太不漂亮，不像是佛教禪地，簡直是個強盜窩。我們共產黨、八路軍不吃你們這一套！這也嚇不了我們！” “哪里，哪里，官長多心了。”知客和尚見我生氣，咯咯咯地假笑著。他們的意圖是什么？是看中了我們身上的手槍，還是防備我們來繳他們的械？這都有可能。但是不管怎么樣，既然是拔刀相見，我們也絕不能示弱。

我故意提高嗓門說：“你們前面的大雄殿是誰放火燒掉的？國民黨四十萬軍隊一槍不放就逃走了，你們是親眼看見的，日本人也相信菩薩，和你們一樣信仰佛教，可日本人對你們怎么樣？日本人公開在少林寺大門前強奸婦女，用刺刀捅死中國人，用皮鞋底打你們和尚的耳光，你們為什么不反抗？你們拿了槍是干什么的？我們共產黨、八路軍是來抗日的。只要你們愿意抗日，我們歡迎你們和我們聯合起來！不錯，我們不相信菩薩，反對迷信，但是只有我們才真正尊重宗教信仰自由……” 一提起日本鬼子在少林寺的獸行，知客和尚滿面通紅、又羞又愧又氣憤，外面的和尚也在交頭接耳，偷偷地退走了。

最后，知客和尚向我們合掌打拱說：“我們擁護八路軍抗日，八路軍打掉飛機場，我們也知道。官長，請吧！” 于是，他領我們在寺內瀏覽了一遍…… 幾年來的連年災荒，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橫征暴斂和地主惡霸的殘酷剝削，多少農民傾家蕩產，一貧如洗，沒有立錐之地，使土地高度集中在地主惡霸和富農手里。這里的封建統治階級不僅在政治上壓迫著農民，經濟上剝削著農民，并且在人格上、肉體上污辱著農民。有的地區的地主惡霸居然還保持著中世紀殘無人道的“初夜權”。

少林寺的和尚也擁有大量土地，周圍幾十里內的農民大多是他們的佃戶。有些所謂“六根清凈”的和尚竟公開要挾佃戶說：“有閨女的種水澆地，有好媳婦的種好地，有爛媳婦的種爛地，沒有女人的開荒地！” 少林寺佃戶的閨女沒人家愿娶，小伙子沒有人家愿嫁，家家都有一篇慘痛的血淚史……

再補充一段來自《皮定均日記》的史料：1943年秋天，皮定均將軍的部隊在嵩山腳下扎營時就被少林寺和尚偷偷報告給了日本人，要不是炊事員眼尖，部隊必將遭受巨大損失。

而皮定均將軍所說的“少林寺佃戶的閨女沒人家愿娶，小伙子沒有人家愿嫁”恰恰就是舊社會宗教組織壓迫人民的典型例證。

我最近寫明末的歷史比較多，正好看到了很多農民起義的史料，自嘉靖年間以來，少林寺的僧兵武裝就頻繁參與了鎮壓農民起義的作戰：

嘉靖元年，山東清州地區的礦工王堂起義，少林僧兵奉朝廷征調前往鎮壓，雖然多次出擊未能徹底平息，但體現出少林寺作為官方武力儲備的角色。

嘉靖三十二年，柘城縣爆發了鹽徒師尚詔起義，起義者反抗鹽政壓榨、鹽課苛捐，甚囂塵上。少林寺的僧兵以竺方和尚、周參和尚為首響應官方號召，深入柘城參加剿滅行動。至十月，師尚詔被捕并處決，起義被鎮壓，少林寺因此獲得朝廷嘉獎與實質利益（更多的土地免稅）。

少林寺武僧還參與對地方小規模暴亂和礦工抗議的鎮壓行動，據《少林寺歷史簡要年表》記載：還有劉姓礦匪、王姓政變者等騷動，當時少林武僧被調征鎮壓，頻繁介入武力沖突，甚至可視為一種準軍事組織被中央和地方動用。

到了明末崇禎十一年，河南登封礦工李際遇發起起義，占據少室山并設御寨，建立根據地。他善于武術，吸納當地農民及失業勞工反抗官府。為扶持明廷控制局勢，源源不斷的少林僧兵接受命令參與圍剿李際遇的武裝基地。據說這些僧兵調往登封地區，與李際遇軍隊交鋒，雖一度壓制，但亦造成雙方重大傷亡。

崇禎十四年，李自成走出商洛山席卷河南，與李際遇軍合流，共同攻占登封縣城，并進逼少林寺所在地。少林寺僧隊因支持朝廷，成為起義軍重點攻擊目標。僧兵被擊潰，寺院遭洗劫，多處建筑毀損，僧人死傷慘重，少林陷入長時間荒廢狀態，直至清代才逐步恢復。

為什么少林寺鮮明地站在了農民起義的對立面？原因很簡單啊，因為它就是嵩山地區最大的地主啊。

明嘉靖年間，因僧兵抗倭和鎮壓礦工起義有功，朝廷正式免除少林寺所有田產的糧稅和徭役。這一特權使寺院成為“域內巨剎”，坐擁萬畝良田（唐宋遺留及明廷賞賜），年收租糧超萬石，且無需向官府繳納任何賦稅。

寺院壟斷周邊水利資源（如水碾）、山林及礦場，并經營香火、法事等商業活動，積累巨額財富。明代碑文記載，寺院庫房存有“萬斤炒菜鐵鍋”，側面反映其龐大經濟規模。

最關鍵的是，寺院享有獨立司法權，僧侶犯罪由寺內戒律院自行審判，地方官府無權干涉。明人筆記稱“嵩岳僧訟，皆決于少林”。這里邊有多少冤假錯案大家想吧。

明廷正式承認少林寺僧兵為“鄉兵”（預備役軍隊），允許其保留千人規模武裝，配備鐵棍、弓箭甚至火器。

所以我開頭就強調，宗教組織從來不單純，它們是社會組織、政治組織、經濟組織，在某些特定的歷史階段還擁有龐大的軍事組織。

民國期間，少林寺也深入參與到軍閥混戰之中，最初投靠的事直系軍閥吳佩孚，弟子釋妙興帶領僧兵組成一旅第一團加入吳佩孚軍，與其他武裝力量一道參與戰爭行動。后來在北伐期間倒向馮玉祥陣營。1927 年春，釋妙興在與任應岐部的戰斗中陣亡。

1928 年，軍閥樊鐘秀進軍鞏縣與偃師，以少林寺作為司令部駐地（樊鐘秀少年時曾在少林寺習武）。不過樊鐘秀仗著少林寺武僧護持，以及當地鄉武力量支撐，在河南形成一定影響力。其控制區域被馮玉祥視為不穩定因素，并懷疑樊鐘秀準備獨立行動，于是馮玉祥命石友三進攻樊鐘秀勢力，在1928年3月調兵進入登封地區。

軍隊進駐后，石友三發現樊鐘秀在少林寺構筑了層層防線，遂率軍交鋒，導致約兩百名僧侶兵團死傷。少林寺的諸多建筑被樊鐘秀用來存放軍火彈藥，最終被石友三洗劫一空后一把火燒光。

雖然這是少林寺深度參與軍閥戰爭的報應，但是大量佛經、文物、古建筑一同被燒毀，不能不說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損失。

所以歷史上的少林寺在經濟上是大地主，在政治上是投機分子。從宗教制度的層面來看，這種現象并不孤立于佛教。中世紀歐洲的天主教會也呈現出極度相似的結構：修道院兼并土地，教會征收什一稅，教士參與王國議會，甚至組織十字軍遠征，完全將宗教權威轉化為世俗資本與軍政勢力。

伊斯蘭這種政教合一的國家就更不用說了，現在中東地區還是世界恐怖主義最大的溫床，也是眾多國家最不安定因素。藏傳佛教的寺政體制（如拉薩貴族寺院合一）亦然。這說明，宗教一旦制度化，往往不可避免地走向經濟化與政治化（甚至軍事化）的雙重蛻變。它的“神圣性”并不是一個恒定的倫理狀態，而是通過掌握土地、武力、文化解釋權來維護和再生產的社會結構。

因此，我們不能將宗教簡單理解為一套理念體系，它同時也是一種組織形式、一種治理機制。無數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宗教組織與個人信仰是兩碼事，看似神圣的僧侶、教士、伊瑪目，往往沉溺于塵世權力爭奪，只是另一種披著神圣外衣的統治者。

經濟上，它可能是地主；政治上，它可能是權臣；文化上，它可能仍講因果、誦經禮佛、做禮拜，但這些都掩蓋不了它在結構上早已成為統治秩序的一環。現代人對“信仰神圣”浪漫的認知，往往忘記了這一點。

具體到我們國家這幾十年來，宗教政治化是很好地遏制了，軍事化更是沒有，唯獨有這樣一個問題——宗教資本化。其中伊斯蘭教、基督教，一直想做政治化的美夢；而佛教比較好，畢竟本土宗教嘛，就往經濟方向努力了。

宗教場所，尤其是寺廟，在這一背景下逐步演變成一種特殊的文化產業資本——不再僅僅傳教修行、扶危濟困，而是主動嵌入商業邏輯、權力邏輯、文化消費邏輯之中，從而造就了大量“信仰生意”的亂象。這些現象表面上冠以弘法利生、慈悲度人的名義，實則運作的是門票、功德、香火、招商、版權、代言等資本機制，最終掏空了信仰的倫理價值與公共性。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許多地方政府在發展旅游經濟時，將古寺廟、道觀、宗教遺跡列為招商引資項目，由企業出資修繕、運營，以弘揚傳統文化、發展旅游經濟為名，大搞“門票經濟”。少林寺是最典型的例子。其將武僧表演、景區經營、影視版權、全球分院系統打造成宗教品牌矩陣，形成數億元資產規模，釋永信甚至被稱為“千萬方丈”“CEO僧人”。功德箱變成收益口，法物流通等同商品買賣，一炷高香動輒千元，燒香如同“直播打賞”，功德如同“拍賣競價”。佛像不再是慈悲的象征，而是被利益圍繞的工具。

許多名山古剎的住持，不僅是宗教教職，更是“文化名片”“旅游開發顧問”“政協委員”“佛教協會高管”，成為地方利益集團的象征性人物。他們在寺廟中接待官員、企業家，參與剪彩、招商、座談，甚至通過宗教資源分配土地、搞項目、安排職位。于是，廟宇的擴張不再是信仰的自發聚集，而是地方利益集團權力意志的表現。在這種情況之下，很多宗教場所難免“涉黑”“涉貪”。

于是，越來越多的寺廟開始鼓吹功利化、等價交換式的“因果報應觀”，開始搞基督教“贖罪券”那一套。他們鼓勵信眾“捐款積德”“功德消災”，灌輸“送錢越多，福報越快”“燒香越粗，家業越旺”等觀念，用偽宗教語言包裝市場邏輯，將佛法簡化為“愿望達成術”，這本質上是以宗教外殼操縱心理，兜售焦慮，扭曲信仰。

這樣的信仰，已經與佛家諸多璀璨奪目的思想寶庫越行越遠，已經不再是對人生、覺悟、終極意義的追問，而是一種“超市型信仰”：消費—祈愿—交換—滿足，其底層邏輯已經完全世俗化、商業化。

傳統佛教講“戒貪、除執、出世”，但現在的寺廟里卻往往充斥著欲望、標簽與身份攀比。從高香、大殿、功德碑，到捐款排名、黃金佛像、定制法會，一切圍繞“我”的欲望展開。于是，佛教不再是對“苦空無常”的體認，而是成為一種世俗的“精神外包”：有人把它當成風水工具，有人當成財富加持，還有人把它當成上流社會的隱性社交場域。這種庸俗化的“宗教消費”不僅敗壞了信仰的莊嚴，也腐蝕了人們對真誠精神價值的追求。

它們借信仰之名，行資本擴張之實，既抬高了信眾的焦慮門檻，也稀釋了佛家思想本應承擔的教化、覺悟、啟迪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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