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照相館》：快門瞄準歷史，照片自有萬鈞之力 |【經緯低調分享】

1937年的南京，硝煙彌漫，血色浸染。當日軍鐵蹄踏碎古城的寧靜，一間名為“吉祥”的照相館，成為風暴眼中的孤島。

申奧導演的這部作品，以32億票房預測與8.6分豆瓣好評，在暑期檔殺出重圍，用獨特的敘事視角重述那段沉重歷史。

影片跳出苦難獵奇的窠臼，將鏡頭對準普通人的掙扎：金老板一家在暗房里藏匿生機，郵遞員阿昌為活下去偽裝成學徒，翻譯王廣海在茍活與良知間搖擺，日軍攝影師伊藤用膠片粉飾暴行。照相館的方寸空間里，膠片既是日軍的宣傳工具，也是釘在恥辱柱上的鐵證，黑白影像中交織著生存的卑微與人性的微光。

沒有直白的血腥堆砌，導演以暗房顯影的隱喻，讓暴力在光影中暗流涌動。當受害者的悲愴凝固成照片，當施暴者的丑惡在鏡頭下無所遁形，克制的敘事反而激蕩出更洶涌的情感力量。這里沒有臉譜化的英雄與反派，只有在絕境中抉擇的血肉之軀——他們的懦弱與覺醒，恰是民族記憶中最滾燙的部分。

作為一部刻畫南京大屠殺的作品，《南京照相館》的價值不僅在于回望過去，更在于提醒我們：每個普通人的命運，都是歷史最鮮活的注腳。當快門按下，定格的不只是瞬間，更是一個民族永不磨滅的記憶。以下，Enjoy：

來源丨局外人看電影

今年暑期檔電影的質量普遍都不錯，但最大的贏家還是《南京照相館》，票房預測32億，豆瓣也有8.6分。

作為刻畫苦難歷史的電影，它在回顧過去的時候并沒有陷入題材的窠臼，而是盡量規避種種問題，拒絕獵奇和苦難。

即便還是存在某些不足，但整體來說瑕不掩瑜，質感在線，把個體和歷史緊緊勾連。

真實，自有萬鈞之力。

所以，觀眾永遠需要電影，但觀眾需要的，是好電影。

01

故事的取與舍

《南京照相館》的背景，是1937年12月，日本軍隊攻入南京，進行大規模的屠殺和搶掠。

很多觀眾對于背景，會不由自主地內心“咯噔”一聲，因為即將到來的，是慘絕人寰的暴力和戕害。

但電影卻沒有著急強化疼痛，而是以“吉祥照相館”為原點，通過普通人的求生折射真切的人性，選擇以小見大。

它是一間平常的照相館，當大家面臨畢業、工作、結婚、生子，以及其他重要事件，都會來此留念。

并沒有多了不起，卻又見證了很多人生命中了不起的“瞬間”。不管什么時代什么背景，定格的剎那都具備豐富的故事感。

換句話說，照片和電影一樣，都屬于宣傳媒介，在《南京照相館》里，照片既是日本軍隊粉飾自己的工具，也是將他們釘在恥辱柱上的證據。

本片中，照相館的金老板（王驍 飾）一家四口，在照相館避難，而郵遞員阿昌（劉昊然 飾）因為工作，錯過逃亡，為了活下來他也躲進照相館。

作為封閉空間的照相館的設計十分成功，它既是“求生的孤島”，又是“與日本軍隊周旋的地方”，更是“承載百姓過去和現在的記憶池”。

為洞察戰爭和人性提供了一個特殊的角度，戲劇張力被無限放大。

日本軍隊攝影師伊藤（原島大地 飾）與翻譯王廣海（王傳君 飾），發現了逃難中被當成士兵的阿昌。

伊藤在王廣海誤導下，以為阿昌是照相館學徒，因為伊藤并不會沖洗照片，他需要阿昌才能夠率先在日本報紙上刊登自己的照片和宣傳軍隊的“戰績”。

王廣海的情人，一個有著電影夢的小戲子林毓秀，也被王安排假扮阿昌的老婆，伊藤答應阿昌只要洗好照片就給他能離開南京的通行證。

因為被貴族家庭送來“刷履歷”的伊藤的不專業，意外讓阿昌、毓秀、老板老金一家這些本沒有交集的南京小市民，通過膠片，齊聚在這短暫的“安全區”——吉祥照相館。

老金迅速培訓阿昌學習沖洗照片以便換取伊藤的保護，提供的生存物資。

他們沒有更好的選擇，給日本服務才可以爭取到未來的一絲可能性。角色的命運，深深牽動著觀眾。

用照片，他們表演著“日中親善”，日本軍隊用施舍給中國人的通行證、物資、工作機會扭曲著“仁義禮智信”，在偽裝的善良背后，是屠殺、搶占、強暴。

照片兩面性的背后，是ZhengZhi參與的復雜邏輯。可以涂抹，可以打扮，可以篡改，可以粉飾。

但歷史的真相，從來不只由“勝利者”任意書寫。

伴隨著老金和阿昌手中的照片顯像，民族尊嚴也在悄悄覺醒。

因為很多過去的照片，勾連的是他們熟悉的南京地標和身邊摯愛親朋。昔日的喜怒哀樂，如今不值一提。

在老金和阿昌的價值觀念里，有些東西是可以洗掉的，但他們肩負的羞辱，是永遠無法滌蕩的。

但遺憾的是，阿昌作為電影的題眼，還是趨于單薄和倉促，更多的是承擔功能性作用。甚至因為主題先行，存在著自我感動。

02

角色的得與失

《南京照相館》的大部分角色還是塑造得可圈可點，不管是我們的同胞，還是日本軍隊的將領，甚至包括“漢奸”，都拒絕臉譜化。

攝影師伊藤的角色，承載著導演對日軍歷史的扎實。研究他似乎沒有那么關心戰爭，只在乎自己的專業。

但并不意味著他是善良或友好的，善惡無法簡單定義伊藤。

他會在路邊喂挨餓受凍的小狗，好像是有點溫度。但，對于其他日本人將哭泣的嬰兒摔死，他下意識的反應不是憤怒，而是因為拍照的工作被打斷而惱火。

這也直接反映他從小受到日本軍國主義教育，骨子里還是覺得中國人低下。

伊藤身上有兩面性，也撕開戰爭背后的真相。的確他們犯下很多令人發指的罪行，無需辯駁。

但更讓人不寒而栗的，是以窮兵黷武和向外擴張為根本的軍國主義策略，它能夠激發人性的丑惡，更讓參與其中的個體在扭曲中邁向極端。

他們把殺人當比賽，把踐踏當游戲。

樸素的道德和原則，都蕩然無存。

導演對于“漢奸”的心態也描摹的非常全面，呈現在王廣海這個角色上。比起其他作品里點頭哈腰的漢奸，王廣海具備人性的復雜。

他只知道茍活，以為面對新型軍事訓練下的日本軍隊，語言無法溝通，軍令難以徹底傳遞的草臺國軍根本不可能反抗，于是他匍匐在日本人腳下乞食，轉頭對同胞頤指氣使，以為只要足夠奴顏婢膝總能活命。

面對日軍拿屠殺同胞祭旗、面對情人的姐妹向他求援，他背過身去、捂著耳朵、閉起眼睛。卻不知道在他身后，他的妻兒也在子彈下粉身碎骨。

但我們又不能直接批評王廣海的背叛，他偶爾也在翻譯的過程中，重新加工語句，順著日本人的意思來給阿昌爭取生存空間。

有次同胞反抗，他也有惻隱之心，沒有拿起腳下的武器，去幫日本人開出那一槍。

他的世界觀里沒有民族，沒有大義，他就是考慮日子能否多過一天，他就是考慮自己、太太、兒子、林毓秀。

王廣海相信日本人一定會贏，覺得自己提前站隊是正確的。

畢竟過去的戰爭，都是日本勝利。而中國人像盤散沙，溝通都存在問題。但正如林毓秀的質問：萬一呢？

王廣海的選擇不值得歌頌，卻讓人可信。因為在現實里，英雄都是少數的，而大部分人因為懦弱和膽怯，沒有辦法保證底線。

從王廣海身上，更可以看到《南京照相館》和同類型作品的區別。它不做人人都是民族英雄的理想化呈現，而是承認個體的卑微和局限。

大家都盼著戰爭快點結束，早點回歸正常的秩序。

彼時的中國大地上，列強、清政府、北洋、汪偽、蔣政府，一波波人去了又來來了又在，中國的政府都敢于棄百姓的逃，對相當一部份人來說，只有活著最重要。

但，總有人會覺醒，這是電影的高潮，也讓它的表達更具備沖擊：

沒有誰是與生俱來的英雄，當普通人也能勇敢，在關鍵時刻團結迎接苦難，就成了英雄。

但可惜的是，在強調局限性和鋪墊覺醒過程中間，導演有時候也有些理想化，稍顯突如其來。

03

申奧的困境和誠意

逝去的幾十萬同胞，是殘酷和冰冷的數據。但因為電影，我們知道了他們存在過的痕跡。

或許他們都沒有留下名字，似乎無關緊要。但就像伊藤嘴里的“不重要的支那人照片”，打敗了日本的引以為傲。

有位記者說過：“一群人、一個片子、一本書，可以失去，可以毀掉，但無形的東西會留下來。它不反抗，但你也不可能剝奪。”

只是電影里吶喊的口號和強上的價值，難免會讓真實退讓。

而某些角色的命運和動機，明明也可以更加豐富完整。

但在緊張危險的環境下，他們的決定甚至有點消解嚴肅，更像是一分編排，都在為宏大服務。

如果客觀來分析，《南京照相館》的警醒意義是大過電影意義的。倘若因為主觀感受愿意忽略它的缺陷，也是可以理解的。

《南京照相館》還有一點珍貴的地方，是導演申奧的誠意，他絕對“聽勸”，會考慮觀眾的感受。

尤其是日本軍隊的獸行，申奧很巧妙地平衡了尺度。

種種“令人不適”的場景，都被導演以沖洗照片的方式重塑，當痛苦經歷成為一張張黑白照片，沖擊不減。

昏紅的暗房里，沖洗的是血腥和暴力。而來源于歷史的哀鳴，能夠穿越銀幕。

日本軍隊施加女性的凌辱，鏡頭也沒有拍攝過程和細節，而是直直盯著施暴者，不去消費受害者。

施暴者染上性病之后滿是瘡疤，讓觀眾生理作嘔，但這并不是身體歧視，而是對于泯滅人性的厭惡。

它越克制，氛圍越壓抑，更能激起觀眾的想象力和憤怒，更能理解煉獄。

盡管《南京照相館》沒那么完美，盡管它的藝術性還是在預期之內，但它用一個個普通百姓的故事，搭建起了共通的民族記憶。

最近的幾年，我們看過很多經驗豐富、功成名就的導演拍攝出同類型的作品，在拍攝特殊歷史作品時，總是無比別扭，要么傲慢，要么缺乏立場，要么假、大、空。

很難讓人買賬，因為里面充滿了大量的生意、利用、消費和投機。

還有老一輩導演公開表示：“看不懂現在年輕人了”。本質上，不是他們看不懂年輕人，而是在他們眼里，看不到人。

或許，這也是當下更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華語電影到了今天，考驗的已經不僅僅是創作者的技巧或造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