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公為什么喜歡上海？

這篇是幾年前寫的，我很喜歡這個選題。后來我又陸續看到些新的材料，也很能詮釋這個題目，因此做了增添和修改，重新發出來。

每個人都有一座他最喜歡的城市。鄧公從沒有明確說他最喜歡哪里，但從1988年到1994年，他曾連續七次在上海過春節。許多人都說，鄧小平有上海情結。

上海的冬天也不暖和啊，他為何喜歡去上海？而不是更暖和的南方，或是回老家四川？

圖為鄧小平觀看東方明珠模型。

01

鄧公在上海有回憶。想象一下，一個來自川東農村的少年在100多年前，順長江而下來到十里洋場的上海，會帶給他怎樣的沖擊和印象？

1920年9月5日，時年剛滿16歲的鄧小平，跟著八十多人的留法勤工儉學隊伍，第一次來到上海。

上海與四川截然不同。作為開埠最早的中國現代城市，上海當時已是聯通東西方的一個窗口。

黃浦江邊有高樓大廈，江上有新式輪船，可以說既代表了當時中國最先進的生產力水平，也代表著當時最為優渥的物質文化條件，只是沒有代表最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那還是一座被帝國主義和外國資本掌控的上海。

這批留法學生的到來，一度是頗為轟動的新聞。報紙管他們的留學叫“放洋”，管這些學生叫“探險遠征軍”。

有個名叫《時事新報》的報紙，附上了所有留法學生的名單，其中鄧希賢的名字赫然在列。這大概是他一生第一次上報。

他們只在上海停留了短短的一個星期，當年9月11日，年輕的鄧希賢從黃浦碼頭登上了開往法國的“盎特萊蓬號”郵輪。

后來“文革”時期，“四人幫”搞了個“風慶輪事件”給小平同志找麻煩。小平同志跟他們吵架說：

才一萬噸的船，吹什么牛！1920年我到法國去留學時，坐的就是五萬噸的外國郵船。

圖為“盎特萊蓬號”郵輪

02

鄧公在上海有感情。1927年12月，在法國吃苦、在蘇聯受訓之后的鄧小平回到上海從事地下工作。

雖然他只有23歲，但已任中央機關的秘書長。這個職位當時相當關鍵，因為只有他掌握中央在上海的所有秘密據點。

那是一段快樂和危險并存的日子。在上海，他和第一任妻子張錫瑗結了婚，喜酒是在廣西中路一個叫聚豐園的四川館子辦的。周恩來夫婦、王若飛、李維漢等都參加了。

關于他的這位新婚妻子，有老同志回憶說，張錫瑗是北京人，白凈的臉，很秀氣，人溫柔得很。鄧公多年后還“沉思般”地說過：

張錫瑗是少有的漂亮。

婚后大約有半年時間，鄧小平夫婦和周恩來夫婦，就住在樓上樓下。身邊是新婚的妻子，樓上是要好的兄長。鄧大姐回憶說，經常能聽到樓下鄧小平夫婦的笑聲。

如果說人生有四季，那段時光就是鄧公個人生活中的一段春天。

圖為當年上海同孚路柏德里的中共聯絡點

然而好景不長，1930年初，張錫瑗在上海的寶隆醫院因產后并發癥而去世。剛從廣西百色起義前線回來的鄧小平，親眼看到了妻子的離去，他們的孩子后來也沒保住。

鄧大姐說，張錫瑗的死令小平十分悲痛。由于廣西軍情緊急，鄧小平來不及安葬妻兒就重返前線。

鄧公年輕時活潑多言，后來漸漸寡言少語。通常經歷過大悲大喜的人，往往就會變得波瀾不驚。

03

十幾年后，鄧小平終于又回到上海。1949年5月26日，上海解放前夜，鄧小平來到蘇州河北岸的上海圣約翰大學，這里是解放軍的臨時指揮部，解放軍將在第二天正式入城。

改天換地，有的人支持，有的人不支持。舊勢力揚言說：解放軍可以進上海，人民幣則進不了上海。鄧小平協助陳毅，讓舊勢力嘗到了無產階級鐵拳的滋味。

據資料記載，當年的6月7日，鄧小平決定查封上海證券交易所大樓，取締美元的非法流通。軍管會的一位同志回憶了當時的決策過程：聽完我們的匯報后，鄧小平同志立即命令，有關軍政機關對這一貨幣大投機場所加以殲滅性打擊，說完便匆匆起身走了。

在上海的時間不長，卻是鄧小平第一次去管理一個大城市，他對許多細節都記憶猶新。

有一次他跟陳毅一起去參加活動，剛出辦公地點的大門，在重重警衛的簇擁下，小偷竟然偷走了他胸前別著的一支派克牌鋼筆。這件事直到他的晚年，還“耿耿于懷”地說：

上海的小偷真厲害啊！

04

鄧公喜歡上海，也很欣賞上海人。

我感覺鄧公欣賞的人具備兩個特點，一個是有知識，一個是夠聰明。這兩個特點，正是搞改革開放所需要的素質。

大家知道，最初搞四個經濟特區的時候沒有上海。但是80年代其實還有一個開放的大動作，是1984年十四個沿海港口城市的開放。那一個名單當中有上海。

圖為小平同志接見座談會代表。

當年的4月，中央在北京召開了一個沿海城市座談會。會后小平同志接見會議代表時說過這么一番話，他說：

搞這個開放啊，關鍵是每一個地方的人，什么人領導。是一個明白人，還是個糊涂人？

選明白人當家，這是很重要的一條。

這個話說明他已經意識到了，人才的重要性，不論是領導人才，還是技術人才。而在那時，上海就是全國人才最富集的地方。

次年2月，小平同志在上海的西郊賓館跟上海的老同志們談話，其中就說到一句話：

上海人腦筋活，最容易培養。

05

到晚年時，鄧公很少過問具體的事情，唯獨對上海尤其浦東的開發反復談及。原因在哪里呢？

他說，開發浦東，這個影響就大了，不只是浦東的問題，是關系上海發展的問題，是利用上海這個基地發展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流域的問題。他說：

上海是我們的王牌，把上海搞起來是一條捷徑。

打王牌、走捷徑，顯然是太值得關注和投入的事情。在1992年的南方談話中，他有更深一層的解釋，他講到：

上海浦東和深圳...兩個地方都要做標兵。

鄧公說話有兩套體系，一套是生活體系，如“白貓黃貓”；另一套是戰斗體系，如這個“做標兵”。標兵是用來對齊的，既是樣板，也是一個標準，是一個人可以引導帶動一大片的。

圖為小平同志在貝嶺公司講話。

那次他來到做芯片的上海貝嶺公司視察，這個公司是南方談話的一個重要發生地點。參觀過程中，他看到公司的一臺先進設備，意味深長地問旁邊人：

這臺設備姓“社”還是姓“資”？

鄧公對上海的看重，主要不是個人情感，而是“戰略情感”。

翻開《鄧選》或《鄧年譜》的尾聲，你可以看到鄧公的確像一位總設計師，督促著上海的工作進度。當工作進度拉滿甚至超出想象時，設計師會產生什么情緒呢？會高興到詩興大發。

1993年12月，鄧小平來到南浦大橋，看到浦東熱氣騰騰的場面，從不作詩的老人家不禁當場念詩：

喜看今日路，勝讀百年書。

由此可見，即便是對偉人而言，光靠設想也無法帶來十足信心，實踐才是信心的根本來源。

所以鄧公晚年每次的上海之行，也可稱是信心之旅。

06

在《鄧小平與上海》這本書里，最后記述了一個珍貴的情節。

說是1994年2月19日，鄧小平結束上海行程準備乘列車回京。不知道是預感到自己這是最后一次來還是怎樣，已經送他上火車了，已經都告過別了，小平同志又把上海兩位負責同志叫上火車，談了十分鐘。

在這個不到十分鐘的時間里，鄧公說了一段分量很重的話：

你們要抓住20世紀的尾巴，這是上海最后一次機遇，上海一定要抓住這個發展的機遇，你們要有勇氣。

這確實就是他最后一次來上海，也是他留給上海最后的話。

參考資料：

回憶鄧小平，中央文獻研究室

鄧小平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突圍：國門初開的歲月，上海人民出版社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

鄧小平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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