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紙中與祖父重逢

這一兩百封信件，像一根細線，將那個動蕩年代的家族記憶、小鎮變遷和國家命運一一串起。

文丨新京報記者 李聰

編輯丨陳曉舒

校對丨劉軍

?本文6906字閱讀10分鐘

病床上的吳大鴻今年92歲，提及父親家書里的抗戰故事，他的心率從95跳到125，心電監護儀發出短暫的滴滴聲。

兒子吳濃不敢讓他多說話。吳大鴻年輕時從事檔案管理工作，對地方史料、歷史名人如數家珍，卻不常提及自己的父親。

吳濃的祖父吳之驤，是一位出生于皖南的徽商，曾在安徽省銅陵市大通鎮對岸和悅洲的一家茶葉商號擔任管事。和悅洲是一個江心洲，洲上有“三街十三巷”，在清末民初是重要的鹽運樞紐和貿易中心，曾被稱為“小上海”。

祖父早在1960年去世，只有一個模糊的身影，在吳濃的童年記憶里幾乎是空白。

直到2000年前后，吳濃的母親回到安徽省涇縣茂林老家，處理此前寄放在親戚家閣樓上的舊家具和雜物時，意外發現一兩百封信件，多以毛筆書寫，紙張已發黃，但墨痕清晰。

時間仿佛在那一刻被接續。吳濃一封封拆讀，時間橫跨抗戰初期到抗戰勝利后，收信人大多是吳之驤。

起初信件多是尋常事：告知出門收賬歸家時間，寄送桔餅、棉被衣物等物品，提醒家人注意洪水來襲、天冷添衣。

但隨著抗戰全面爆發，戰爭的陰影逐漸滲透紙面。戰事消息頻繁出現，有安排轉移貨物，關門息店；有戰時物價高漲，詢問錢是否從郵局匯到；有家人因“通共嫌疑”被捕，討論如何搭救；有貨物被“經濟大隊”沒收……

1938年8月，新四軍軍部進駐云嶺，涇縣成為皖南敵后抗戰的前線。汀潭之戰打響，新四軍與日軍在山谷間激戰。再之后，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吳之驤收到的信里寫道：“炮彈如雨，臥地逃命。”

這一兩百封信件，像一根細線，將那個動蕩年代的家族記憶、小鎮變遷和國家命運一一串起。

吳濃在那些發黃的信里，一點點靠近祖父，拼湊出他的前半生。他覺得，有些記憶，不談也在，有些故事，被時間輕輕蓋住，只等著被發現。

吳濃將祖父留下來的信件進行分類整理，加上標簽和防水袋。 受訪者供圖

在信件中與祖父重逢

從涇縣縣城向西出發，遠處山勢層疊，道路蜿蜒起伏，路邊不時掠過“N4A”白底藍字標識路牌，那是新四軍在抗戰時期使用過的番號。

沿著省道行駛約20公里，是一個分岔路口，往北是新四軍軍部舊址，如今仍可看到青磚灰瓦的建筑。1938年至1941年，新四軍軍部駐扎于此。

往南便是茂林鎮，一個歷史悠久的徽州商鎮。20世紀初期，吳濃的祖母章青蘭在那里一手拉扯大四個孩子，父親吳大鴻是最小的孩子。祖父吳之驤則在100多公里外的銅陵大通和悅洲做茶葉生意，靠毛驢馱隊和郵局與家人寄信保持聯系。

今年58歲的吳濃常沿著這條熟悉的路線往返。很久后他才知道，眼前這條寂靜的山路，正是祖輩生活與戰爭碰撞的地帶。

2000年前后，從閣樓上發現的信件，把吳濃拉回到祖父年輕時的那段歲月。

“剛開始我讀不出什么意思，只覺得字漂亮、紙古舊。”吳濃回憶。他開始一點點整理，將這些家書按時間歸檔、標注、掃描，有的已經泛黃碎裂。

他試圖辨認模糊的字跡、考證信中地名的來龍去脈。就像拼圖一樣，慢慢地，不同信件之間產生了勾連。

吳之驤又名吳兆貴、吳榮庭，1893年出生于茂林鎮的一個平民家庭。祖產只有一畝三分薄田，勉強糊口。他的父親早早過世，母親艱難持家，唯一的姐姐也已出嫁他鄉。

少年吳之驤曾在鎮上的私塾讀過幾年書，十四五歲時便不得不放下書卷，走出家門。他背起包袱，邁上和無數徽州窮家孩子相似的路——外出當學徒、學做生意。

他靠著勤奮肯干、頭腦靈活，慢慢從店鋪最底層做起。抗戰前夕，四十多歲的吳之驤已坐上商號經理的位置。茶莊在兩百里外的銅陵大通和悅洲，是茂林一位老鄉開的商號，吳之驤是掌柜，地位僅次于東家。

吳濃在信中讀到祖父管理店鋪的細節，茶莊主營茶葉，也兼做百貨生意。“那時候商號有新貨上市，還會請西洋樂隊在門口吹號宣傳，每天伙食有葷菜，鹵鍋不熄。”

吳濃還發現一張1938年6月由安徽省茶葉管理處頒發的“運茶許可證”，上面寫著一次從茂林運送兩千多斤茶葉至江蘇高淳。他感嘆，以當時的交通條件，這無疑已是相當有規模的商業運輸。

吳之驤與家人聯絡的信件，有些是貼了郵票經郵局投遞的，有些則是托毛驢馱隊順道帶回，信封上常注明“轉交”，交由熟人送達茂林家中。

隨信一同抵達的，還有精心備下的生活物資。在一封信中，吳之驤寫道，托人帶回“貨籃兩只，重四拾四斤”，其中裝著木耳、百合粉、桔餅、水姜、冰糖等物，既有當時流行的滋補食品，也有家用日常之需。

吳之驤還時常在信中向家人報平安。他寫道，近日“唯有米價高昂”，但他“如常，飲食較前增加”，以此寬慰年邁的母親與家中的妻兒。他還寫道，聽說家鄉“蛟水為災”——山洪暴發，田園或遭淹沒，他急切想知道家人是否平安，卻無法立刻歸家，只能隔紙寄托一份焦急的思念。

吳之驤向母親報平安，講訴當地米價高昂，詢問涇縣突發水災的情況。 受訪者供圖

更讓吳濃意外的是，他還在一封報喜信中讀到了父親的出生。1934年，有部隊頻繁路過茂林，時局緊張，祖母章青蘭的弟弟將快要臨盆的她接回娘家避險，并寫信通知在百里之外的姐夫吳之驤。

吳濃推算，當時應該是尋淮洲、粟裕等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途經茂林。那年日軍已侵入中國東北。戰爭的炮火雖未燒到皖南，生活看似如常，但風聲已動，山雨欲來。

一家茶莊和一個人的沉浮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前夕，動蕩的氣息已開始波及商路。彼時，吳之驤工作的茶莊尚未停業，但敵機頻頻出現，街市惶惶不安。

“通和兩岸被敵機轟炸，幸我店屋及住宅均無損失，但不知后去如何？亦難逆料之中。現在我村敵機不時亦來盤旋，甚高。聞系偵察河路之說，然我村之人民逃走者甚多，現在侄亦搬移住老圣公會舍妹之宅上暫住。”

這封吳之驤的東家吳云程寫給他的信中提到，大通鎮及和悅洲兩岸遭遇日軍飛機轟炸，幸好店鋪和住宅暫時無恙，但局勢如何發展仍未可知。附近村莊“逃走者甚多”，連他們自己也不得不從原宅遷居到親戚家暫避。

信里仍保留一絲商人的從容：茶葉發貨、物資轉運、收賬等事項照舊處理，安排人手將存放在外的皮箱等物資一并請擔夫擔回，還提議“若擔子太輕，不妨搭配一箱蘭花牌大肥皂”。

吳濃認為，當時商人們仍試圖維持商業網絡的運轉，對局勢抱有一絲觀望。然而很快，形勢急轉直下。

盧溝橋事變后，日軍迅速南下。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隨著戰局南移，戰火從華北燒至長江沿岸。安徽南部多地也接連失守。銅陵、蕪湖、南陵相繼被攻占，戰火已逼近皖南內陸腹地。

東家吳云程再次來信，此時店鋪已難以為繼。昔日繁盛的“和記云升茶莊”，走到了倉促歇業、遣散伙計的臨界點。

“今庚傳聞前方繼續之戰，大局如斯，而人心不定，各店無繼續之營業，以致我店今庚更且不能定奪。如前方消息之惡劣，今正同人亦不作定，只好臨時請各位代與幫忙而已。”

茶莊東家委托吳之驤迅速轉移店中貴重物品至毛坦（現為茅坦村，隸屬安徽省池州市貴池區），并將門店封鎖并貼上封條，交由本地信任之人保管并付津貼。計劃向店中伙計分發路費，先返回老家等待戰局明朗。至于欠賬，只能暫時擱置待以后再收。

這封信郵戳日期為1938年2月5日，此時抗戰全面爆發已大半年。

也正是這一年8月，新四軍軍部轉移至皖南。七七事變后，國共達成第二次合作，中共中央將南方八省（湘粵贛鄂豫浙閩皖）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即新四軍。

新四軍軍部于1937年12月25日在漢口組成，1938年1月6日從漢口移到南昌，并于8月2日進駐涇縣云嶺。

據宣城市委黨史地方志室資料記載，1939年2月下旬，周恩來到達新四軍軍部，傳達了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精神，確定了“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的新四軍戰略方針。

新四軍軍部大會堂原是云嶺村的“陳氏宗祠”，是軍部召開各種大型會議、開展文藝演出、舉辦戰利品展覽的主要場所。

如今在舊址之上，開設了新四軍軍部舊址陳列展。陳列展上展出許多老照片，其中有一張是周恩來站在軍部大會堂臺上作報告。臺下座無虛席，許多將士坐不下就站在一旁，認真聆聽。

涇縣地處皖南山區腹地，南通贛鄂、北接江淮，是戰略要地。自此至1941年間，云嶺、茂林等地成為新四軍的重要駐地與戰場，頻繁發動游擊戰、反“掃蕩”戰役。山路崎嶇、交通不便的地理特征，反而成為新四軍展開敵后作戰的天然屏障。

商號沉浮，是這場戰火席卷下皖南社會劇變的一個注腳。在吳之驤尚未意識到命運徹底轉向的那年，他已站在舊秩序崩塌的門口。

新四軍軍部舊址，位于安徽省涇縣云嶺鎮羅里村，由“種墨園”和“大夫第”兩座清代地主莊園組成，在抗日戰爭時期承載新四軍參謀處、秘書處、作戰科等核心軍事機構職能。 新京報記者 李聰 攝

紙面背后的烽火戰事

茶莊關張后，吳之驤回到茂林老家。失業、戰亂、日漸高漲的物價，生活的重擔壓得人透不過氣來。

為了維持全家生計，他與人合伙嘗試開豬肉攤，卻遭遇了當時普遍存在的“攤派”：日軍每駐扎一地，就通過各級偽政權，向商戶勒索捐款與物資，名為攤派、配合軍需，實為變相搶劫。

吳濃從信里看到，祖父還曾寫信詢問朋友想去南京找口飯吃，為此在草稿紙上反復練習阿拉伯數字的寫法，以適應外地商號可能的工作需求。但最終也未能成行。

前線戰事緊急，后方經濟失控，徽商傳統的區域貿易網絡幾乎被沖散，地方商號紛紛關門，百姓大批外逃。

吳之驤的大女婿，也即吳濃的姑父唐振鐸，在皖南寧國（現為寧國市）做生意。

1940年6月，唐振鐸向岳父寫來一封家書，講述了一筆“失而無望”的生意：他從上海購入的三十袋荷蘭赤糖，在運往江蘇溧陽途中被“經濟大隊”沒收。那是戰區特設的“經濟檢查隊”，名為查扣走私物資，實則常將平民財貨充作軍用。

信中寫道，“需經第三戰區開庭才有可能追回”。但他自己心知肚明，這不過是多一層程序，多一重渺茫的希望。他專門寫信向岳父解釋原委，字里行間滿是無奈。

普通家庭的生計與安全在炮火中岌岌可危，唐振鐸的來信中還記錄了一個慌亂的午后：

“溪地是農歷一月二十六日中膳，敵機四架投彈卅余枚，零拋硫磺彈多枚，損失房屋十余間，人民十余個，傷心慘大敝號屋上瓦及玻璃皆破，不過同人均安，就此小損失可算萬幸。春寒不一，保重為禱。肅此。敬請春安。”

他的商號被硫磺彈擊中，屋頂瓦片與玻璃盡毀，街市殘破，幸而“同人均安”。人只要平安，損失一些房屋玻璃，相比之下已是那個年代最輕的“損失”。

家信成為聯結彼此安危的唯一方式。1940年10月15日，唐振鐸再次向吳之驤寄了一封信。信的開頭感激岳父的掛念，記錄了那一年的日常困頓。他剛從重病中恢復，花去六十余元請名醫治療剛好；年關將至，卻因店里“老人去世、新人不諳業務”，實在無法如愿回涇縣“看望雙親大人”。還提到寧國當地的米價、食鹽、柴火物價高昂，詢問茂林是否有變化。

“且又國家戰爭急烈，前次敵軍侵犯涇縣，聞聽被我友軍奮勇擊潰，南鄉未遇之難可算不幸中之大幸也。溪地市面甚為蕭條，敵機常來偵察掃射，機槍如秋風落葉之像，我們天天防少，營業拋棄。前閱報紙敵人有退之勢，究竟未知真假如何也。但期冬季千祈保重，余容后稟，肅此奉復，敬請。”

唐振鐸向岳父吳之驤寄了一封信，其中提到“敵軍侵犯涇縣，聞聽被我友軍奮勇擊潰”。 受訪者供圖

在信中，唐振鐸還提到一場戰役的勝利。當時的日本飛機仍不時對寧國街道進行偵察掃射，自己的店面也難以為繼。“看報紙似乎敵人有撤退之勢，但未知真假。”他在信末如此寫道。

他口中的“友軍”，即是新四軍。這場戰役即汀潭之戰（又稱涇縣保衛戰、云嶺保衛戰），發生在他寫信的這個月月初。

1940年，正值皖南抗戰局勢驟變之時。日軍頻繁“掃蕩”新四軍前沿陣地，當年4月和10月，大規模的“掃蕩”接連發生。

據宣城市委黨史地方志室資料記載，1940年4月21日，日軍調集3萬余人分3路向皖南“掃蕩”。新四軍奮起抗擊，軍部直屬第三團、直屬第一團、第三支隊第五團在何家灣、父子嶺和繁昌城等地與日軍進行激戰。5月3日，日軍“掃蕩”宣布失敗。

1940年10月4日，日軍調集1萬余人對新四軍皖南部隊進行歷時一周的第二次大“掃蕩”。新四軍皖南部隊在葉挺軍長指揮下，同日軍大戰三次，小戰數十次，共計斃傷敵近三千人，日軍被迫撤退。

然而，這點來之不易的局部安定，很快被“皖南事變”撕碎。

位于涇縣縣城西北方向的皖南事變陳列館中，有資料記錄，1941年1月4日，駐涇縣云嶺的新四軍軍部及皖南部隊九千將士，在軍長葉挺、副軍長項英的率領下奉命繞道蘇南北移。7日，途經涇縣茂林地區時，突遭預伏的國民黨軍7個師8萬余人的包圍襲擊。新四軍被迫自衛，激戰至14日，終因彈盡糧絕、寡不敵眾，除約兩千人相繼突出重圍外，大部壯烈犧牲或被俘。

軍長葉挺談判被扣，副軍長項英、副參謀長周子昆隱蔽突圍中遇害，政治部主任袁國平英勇犧牲。17日，國民黨發布“通令”，宣布新四軍為“叛軍”，聲稱將葉挺“交軍法審判”。

發生內戰之地，正是唐振鐸的老家。1941年1月19日，唐振鐸在寧國再次來信：

“送岳父母大人：前上一示，未知收到嗎？聞茂林、唐村、石井、高坦一地，發生內戰，炮彈如雨，臥地逃命，至今尚未定戰，未知府上及我家如何？非常焦急，時刻不安，本欲動身來涇，路中青年實難通行。在此當中，無法想。此信至后，立刻賜音，感激得很，一切情閱，不多告吧。敬祝平安。”

他擔心親人，急切地想回鄉，卻恐“路途不通”，只好致信探問，急盼回信。

戰爭沒有繞過哪一戶人家，這些紙面上的家事，就是那個時代的大事。

吳濃父親吳大鴻家中掛著三張地圖，分別是中國地圖、安徽省地圖、涇縣行政區劃圖，吳濃指著地圖還原祖父吳之驤當年經商的路線。 新京報記者 李聰 攝

未盡的對話

當祖父的那些信件重見天日，吳濃意識到，它們之所以得以保留，可能是因為祖母。在那個沒有電話的年代，丈夫常年在外經商，她最盼望的，可能就是信了。“家書抵萬金。”

2007年，吳濃在《讀者文摘》看到“搶救民間文化”欄目征稿，他將部分家書整理投稿。后來，中國人民大學家書博物館聯系他，并將其收入至《抗戰家書》中。

過去家中并不經常提起這些舊事，直到信件被發現，才慢慢開啟代際之間的重新對話。

吳大鴻開始向吳濃講述，父親在茶莊做掌柜時如何“收茶葉公道，照顧同鄉家眷”，如何“做事誠信，寧愿自己吃虧”。

多年后，這些事慢慢被補全。吳之驤做事的風格、書信行文的格調、照顧家人的方式、與人交往的分寸感，逐漸被晚輩們知曉。

吳濃也在祖父與一位名叫吳樾的往來通信中看到，對方常年在浙江，常常托他代領郵匯，照顧在茂林老家的親屬。后來戰事逼近，吳濃沒再看到有這個名字的信件，他覺得，對方可能在戰亂中失聯了。

長輩們對抗戰、苦難以及彼此的命運，往往以沉默應對。

在上百封書信之外，吳之驤的長子、吳濃的大伯吳錫堯晚年寫下回憶錄。當年因家中困難無法升學讀書，吳錫堯跟父親一樣，外出在水東（現隸屬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區）一間油坊做學徒。

那是1943年農歷九月底，日軍由宣城進攻水東，抓走當地商號的十多位伙計，逼問藏銀地點。前兩人拒不吐露，被日軍揮刀刺殺。第三人脫光上衣，對著刺刀向前頂，結果日軍一時愣住，沒有繼續施暴。吳錫堯因年齡最小，站在隊尾，躲過一劫。

天黑之后，他趁夜色逃跑，在附近農戶家躲了一晚。白天沿著山路繼續往家跑，沿途還聽到子彈在耳邊飛過發出的響聲。到家后，發現家人已托鄰居去水東尋他，等鄰居安全返回茂林后，全家人才放心。

當大伯80多歲時，吳濃才第一次聽他講起這件事，只覺得后背發涼。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艱苦的抗戰終于取得了偉大勝利。

據涇縣縣委史志室“涇縣革命歷史”記載，解放戰爭時期，涇縣的革命武裝迅速發展。涇縣境內的游擊隊與國民黨反動派展開英勇頑強的武裝斗爭，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同時，游擊隊帶領群眾開展破倉放糧、抗租抗債斗爭。

1949年4月6日，渡江戰役前夕，人民解放軍渡江先遣隊300多人，率先突破長江天險，執行偵察、策應任務。在地方黨組織協助下，該部于12日進駐涇縣云嶺鎮北貢村陳塘沖，受到當地群眾熱情接待。

涇縣地方黨組織領導群眾給解放軍送米、送柴、趕制軍鞋。渡江先遣隊在游擊隊和當地群眾積極幫助和配合下，出色完成了敵后偵察任務，獲取了大量重要的軍事情報，有力地配合了解放軍渡江作戰。4月24日，涇縣城解放。

吳大鴻對“解放”印象深刻。病床上的他用茂林話重復“解放時我16歲”。吳濃記得父親還跟他講過，快要解放時，村里人將八仙桌包上濕棉被，抬在前方作掩護，“頂著子彈往前沖。”

然而，信件中也留下許多無法追問的片段和線索。其中許多提到的人、事，如今也難以考證。但吳濃知道，這本身就是戰爭在民間留下的真實痕跡。

比如吳之驤的外甥“因通共嫌疑”被關押在馬頭鎮，親屬寫信商量如何搭救。抗戰時期，茂林是國民黨地方政權所在地，銅山等地則是新四軍游擊區。最終如何營救，已經不得而知。

還有不到三年吳濃就要退休了，他計劃退休后拿出完整的時間繼續整理這些信件，更加深入研究這些家書背后的故事和徽商文化。

幾年前，吳濃和父親曾去探訪當年吳之驤經商的安徽省銅陵縣大通鎮及和悅洲，街巷還在，但茶莊早已難覓蹤影。小鎮上有個博物館，保留著一個根據舊圖建起的街市模型。

站在模型前，吳濃想象，其中一間大概就是祖父曾經工作的地方，也是他俯身寫下家書的地方，字字句句，穿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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