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得善終的權(quán)力

接受眼科手術(shù)后的恢復期，不得不改看書為聽書。

利用夜晚睡前時間，剛剛聽完小說《張居正》（熊召政著，曾獲茅盾文學獎），歷時近兩月。

小說共分為四卷，約140萬字。文學界評價其歷史還原度與文學性均屬上乘。金庸曾稱“自愧不如，又很佩服”。

張居正是明朝最有權(quán)力、最具影響的內(nèi)閣首輔，力挽了正德朝后江河日下的頹勢，營建了萬歷初期的繁盛。

以鐵腕推行改革（考成法、一條鞭法），張居正雖締造了萬歷中興，救世之功卻難抵個人悲劇。

萬歷十二年（1584年）四月，張居正辭世一年又十個月，其輔佐十年的明神宗朱翊鈞突然翻臉，下詔對張居正抄家。

司禮太監(jiān)張誠、刑部侍郎丘橓奉旨前往張居正家鄉(xiāng)湖北荊州，查抄了張居正兄弟及幾個兒子的所有家財，共得黃金萬兩、白銀十萬余兩。

張誠看到張家財產(chǎn)不及明嘉靖宰相嚴嵩家產(chǎn)的二十分之一，遂對張氏家屬嚴加拷問，逼迫招認分散寄存銀錢200萬兩。

張居正長子張敬修被逼自誣，痛寫血書鳴冤，文辭哀戚，后自縊身死。

其弟張居易和其他兒子張編修、張嗣修，“俱發(fā)戍煙瘴地”。三子張懋修投井自殺未遂，又絕食未死。張氏子孫家屬餓死及自殺者數(shù)十人。

張母年逾八旬，惶懼哭泣，求死不得。

除了爵封皆遭褫奪，張居正還差點被剖棺戮尸、挫骨揚灰，只是皇上大發(fā)慈悲而“姑免之”。

其身后如此境遇，令人感慨噓唏。

張居正是個有抱負、有作為的改革家，但也像其他普通人一樣深深地嵌入制度之中，是一個擺脫不了制度對其行為和視野約束的“制度中人”。

儒家其表法家其里，張居正有其雄才大略的一面，也有其擅作威福的另一面。

清人紀昀就認為，張居正 “振作有為之功，與威福自擅之罪”，功過相對，十分明顯，“不能相掩”。

在紀昀看來，張居正一生功過，毀譽各半，五五對開。

張居正父親張文明葬禮時，江陵傾城出動，太暉山上的送葬隊伍萬頭攢動，各色冥器綿延數(shù)里。地方官員數(shù)百人忙碌籌備，張居正的兩個弟弟張居易與張居謙負責接待事務，荊州府吏員承辦具體事宜。

有史料載，其省親之時，不惜花費巨資定做了一臺精美絕倫的32人抬大轎，轎中有客廳、臥室、廚房，并有金童玉女伺候，極盡奢侈之能事。

且歸鄉(xiāng)途中一路招搖，收禮無數(shù)。襄王出城三十里迎接，唐王設宴招待，沿途其他地方官員亦率屬下跪迎，撫按大吏越界相送。抵達荊州后，湖廣道數(shù)百名官員及各地藩王代表齊聚張大學士府。

據(jù)稱張居正平時用膳，一餐百菜，尚嫌 “無下著處”。另外，其還被指利用手中權(quán)力，為兒子科場舞弊。三個兒子敬修、嗣修、愚修都在他當政時中了進士，且嗣修為榜眼、愚修為狀元。

沈德符在 《萬歷野獲編 》卷十四 “關(guān)節(jié)狀元 ” 條則記載， “今上庚辰科狀元張愚修，為首揆江陵公子。人謂乃父手撰策問，因以進呈。” 也就是說，廷試考題為張居正所出，張將策題告訴了兒子，使之取得狀元功名。

張居正因縱情好色，其仆人游七遍尋春藥投其所好，而戚繼光則送了妖嬈的“胡姬”到張府。

沈德符也在《萬歷野獲編 》中旁證，“張江陵（張居正）當國，以餌房中藥過多，毒發(fā)于首，冬月遂不御貂帽。”

中國人國民性中的權(quán)力崇拜意識根深蒂固，張居正也跳不出這種權(quán)力崇拜的泥潭，因而在“權(quán)力的輪回”中越陷越深，無法自拔。

事實上，張居正在關(guān)鍵時刻對前任首輔高拱背信棄義，為登上權(quán)力的舞臺不擇手段，刻意逢迎閹宦馮保的做法，很為當時的文人士大夫所不齒。

上不了位，登不上得以施展抱負的舞臺；要上位，又必須遵循官場潛規(guī)則不擇手段。這一悖論成為官員升遷的“原罪”。

權(quán)杖猶如被施了咒語的魔杖，誰只要沾上手，騎虎難下，再欲解脫，非得脫皮掉肉、脫胎換骨不可。

得道升遷時，犯法違規(guī)亦可逍遙；失意落魄時，小毛病也可能被找出來作為整肅的理由。

張居正死后遭清算，揭示了權(quán)力運作的殘酷規(guī)律。他想不到的是，建立不世功勛，也享盡風光尊榮之后，自己押上的賭注，是身后聲名、子孫家族的命運。

倘若權(quán)力不能在制度框架與倫理共識中運行，漩渦中的角色無論正邪，最終均會被異化或吞噬。

談及創(chuàng)作《張居正》初衷，作家熊召政說，“讓歷史復活，使今天的人們能夠從遙遠的過去審視當下，洞察未來。”

大大小小迷戀權(quán)勢、對之汲汲營營者，不妨讀一讀這本小說，思考一下未來該如何善終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