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令騫 | 半夜雞不叫

孟令騫

本文作者孟令騫，曾就職于遼寧省大連廣播電視臺。系周春富的曾外孫。(周春富，即《半夜雞叫》一書中“周扒皮”的原型)。

為了追尋追溯家族的歷史，考證細節的真偽。孟令騫用了五年的時間，幾乎所有的雙休日和節假日都用于出入于各大圖書館、檔案館、舊書市場，采訪親屬、朋友和當事人，請教史志專家，刻苦閱讀歷史、政治、軍事著作，甚至還學習與“雞叫”有關的動物學、氣象學以及農學知識。最終寫出了一本非虛構紀實作品，書名：《半夜雞不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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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玉寶》是一部獨特的作品，書名即主人公之名，也是該書作者的名字。此書人物均用現實中的真名真姓。我的曾外祖父周春富也被真名實姓寫進書中，被賜綽號“周扒皮”。出于時代政治需要，該書被推向全國，編入教科書，產生了巨大影響。

與其他文藝作品不同，至今仍健在的《高玉寶》作者高玉寶堅稱書中所寫為真實事件；而且多年來在大陸各種新舊社會對比性質的敘述、教育、展覽中，《高玉寶》一書中的許多內容又常被作為真實的歷史來看待。尤其是“周扒皮”半夜學雞叫逼長工下地干活的故事，一直令幾代中國人深信不疑。

因《高玉寶》一書，我的曾外祖父周春富后人大受牽連。改革開放之前，與“四類分子”（地富反壞）的后人一樣，歷次政治運動中，均成為被運動對象，備受歧視和冷遇。“半夜雞到底叫沒叫？”“周扒皮何許人也？”“《高玉寶》一書如何成書？”連續有五年時間，我為此到處奔波，收集資料，逐一進行了考證。

我在自己所寫《半夜雞不叫》一書中最終向世人還原事實真相：周春富，遼南農村的這個勤儉吝嗇到極致的小富戶，既不是為富不仁作惡多端的惡霸地主，也不是在傳統農村占有積極影響的鄉紳，他只是在新舊政權交替的土地革命運動中不幸死于激進的批斗之中的小人物，后來因為一部自傳體小說《高玉寶》而為人所知，成為家喻戶曉的“地主”代表。這個在意識形態的層層油彩中成為特殊年代階級教育的反面典型，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各種因素、要件集納在一起“加工定制”而成的產品。所謂“半夜雞叫”，純屬虛構。

一起意追尋真相

我的家鄉在遼寧復縣（現大連瓦房店），那里就是“半夜雞叫”故事的原產地。“周扒皮”和“半夜雞叫”的故事曾陪伴我度過屈辱、自卑的童年。

因得到早教，我七八歲就認識很多字。我到鄰居家玩，鄰家的大孩子經常特意給我看課本中的《半夜雞叫》，我當時覺得這個故事特有意思，不認識的字還向對方請教，在讀到小玉寶用計痛打“周扒皮”時，我會與其他孩子一樣哈哈大笑起來，盡管我當時不太明白，為何一向吝嗇的鄰家孩子，每次都會慷慨地借給我課本讀這篇課文。

一次，在跟村里孩子吵架時，那些孩子突然指著我喊“周扒皮，周扒皮”，我突然意識到，自己母親姓周，進而鄰家孩子以往古怪的笑容也浮現在我眼前。我倉皇逃回家，問母親“咱家是不是‘周扒皮’？”，母親先是一怔，然后重重地給了我一耳光。我哭得很傷心，母親摟住我，跟我一起哭了起來。

此后，我變得敏感、自卑甚至低人一等。上小學四年級時，打開新發的語文課本，我發現自己最不愿見的那篇文章《半夜雞叫》赫然出現在課本中。

上這一課前，我有一種大限將至的感覺，希望自己病倒，希望老師有事。沒想到，上這一課的那一天，老師第一個便點了我的名字，讓我朗讀課文。我搖搖晃晃站了起來，含著淚水讀完課文， 兩腮發燙。那一節課老師在講什么，我已無心留意，但同學們的竊竊私語我卻聽得很清楚，同學們都顯得興奮，因為他們親眼目睹和證實了一個傳聞。

時光一轉眼到了2003年初，互聯網早已興起并普及，我在大連地方的門戶網站“天健網”發了一篇5000余字的帖子，名為《故事和“半夜雞叫”有關》，講述自己母親家族的一些見聞。論壇一下喧囂起來，參與討論者甚眾，形形色色的觀點和傳聞紛紛登場。

這件事給我震動很大。老實說，自己家的事知道一些，不過要讓我把“半夜雞叫”有關的整個大背景的來龍去脈說個清楚，道個明白，那時的我卻沒有這個能力。高玉寶怎么從家鄉走出去的？曾外祖父的命運與時代有何關系？《半夜雞叫》的故事如何走向全國？那時我對這些事也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和似是而非的概念。此事讓我決定冷靜下來，去思考一些問題，追尋逝去的歲月，考證細節的真偽。

我因此展開了一項行動，追溯并考證家族的歷史。自打那時起，我幾乎所有的雙休日和節假日都用于出入于各大圖書館、檔案館、舊書市場，采訪親屬、朋友和當事人，請教史志專家，刻苦閱讀歷史、政治、軍事著作，甚至還學習與“雞叫”有關的動物學、氣象學以及農學知識。

這種考證對我而言是異常吃力的。首先要了解時代大環境大背景，然后是具體事件和具體人物。家鄉歷史涉及民國、偽滿、內戰、土改、社會主義改造、人民公社、改革開放新時期等階段，需要在此背景依托上，細看遼南鄉村的種種生活細節，土改前后的變故、掃盲運動中典型的誕生以及工農兵的時代印記等等。

所幸，漸漸從雜亂到理性，從混沌到清晰。

二“周扒皮”其人

我對曾外祖父周春富的所有認知，均來自周家后人、舊鄰的回憶和幾位在世長工和短工的描述。

家里已經找不到一張他的照片。在1947年的土改運動中，他在1911年建的幾間石頭房和所有東西被分光，房子分給一戶貧農居住，至今保留在瓦房店閻店鄉，成為那個村子最老的房子。這里現住戶叫高殿榮，我2006年第一次見到她時92歲。她回憶，當年這里原先分給一戶貧農住，人家嫌房子不好，占了她家的房子，把她攆過來住。她家當年成分也不好。她回憶周春富：人不惡，是好人。

周富春的老宅，始建于1911年(攝于2006年)

曾外祖父周春富原來也是闖關東落戶遼南。通過勤儉持家，不斷攢錢買地，開了幾個小作坊，成為殷實之戶。至上世紀40年代末期，家里已有近200畝地。家里有五男三女，有大有小，地里和作坊忙不過來，就陸續雇起長工和短工。老頭雇人的一個條件就是要求莊稼活好。

曾外祖父人勤儉仔細是有名的。兒女們有這樣的印象，是因為老頭不僅對自己特別摳門兒，對家人更是如此。碗中剩下的粉條，得撈出來曬干，留著下一頓吃。老頭向兒女們提倡：飯要吃八分飽，吃多了，剩下的都成臭屎。出嫁的女兒回娘家不能過夜，因為這樣會多吃一頓飯。相反對長工一直很客氣。

王義楨1942年開始，給周春富做過近兩年長工。我先后三次見過他，他能對我很清晰地回憶老東家：我去那年，（周春富）老頭60歲。不閑著，鍘草他幫著續草，他續草鍘出的苞米秸長短勻齊， 牲口愛吃。夏天上身不穿衣服，后背曬得黑紫黑紫的。人會打算，仔細。老頭有個特殊要求，伙計也好，兒女媳婦也好，不準穿紅掛綠，干活怕沾灰就不能撒手干。我20出頭，老媽給做件小白褂。

老頭說，王伙計給你染染吧，不要你錢。都說老頭狠，那是對兒女狠，對伙計還行。沒說過我什么，我單薄，但會干。老頭說，會使鋤、能扛糧就行。老頭對兒女嚴，人家院子里是不能有雞屎的，孩子回家了就拿起小鏟子往院坑里拾掇。家里不養牛養騾馬，腳力快也干凈。我在他家早起是不假。人家養成了習慣，冬天天沒亮點了火油燈，家里人做飯的做飯，喂牲口的喂牲口。人家都起來了，你伙計還能賴在被窩里嗎？起來沒有事挎著筐揀狗糞。

曾外祖父家鄉復縣閻店鄉和平村黃店屯，在日本控制的偽滿洲國境內。東北光復后，國共兩黨在復縣城鄉，展開血腥殘酷的拉鋸戰。“二次解放”后，黃店屯最激烈的變化，就是土改工作組進村了。1947年12月底，大雪連旬。曾外祖母被逼去鄰鄉親戚家找浮財減罪，跌死于雪崗。周家的戶主周春富，在兩次劃成分中被劃為富農，因有小作坊被劃做雙富農，等同于惡霸地主，被當作“階級敵人”的典型抽打而死。

我后來在瓦房店縣志中看到，當年復縣有耕地200萬畝。全縣9萬戶，地主占2000戶，富農7000戶。頭三號地主都有幾千畝以上土地和其他財產。周春富還屬于富農行列，但擁有土地不到200畝。因此可以算出他在復縣財富榜上的位置，應該排在2000名之外。

復縣土改前國共兩黨的你來我往爭斗被稱為國共拉鋸。其后的土改又被稱為流血斗爭，簡單、粗暴。究其原因，一是東北內戰在即，動員農民參軍火急；二是土改隊如同今日拆遷隊；三是分土地或搶浮財令盲從者人性陰暗……當地檔案工作者劉寶賢接受我采訪時說，實際有1900余人，死于那場暴風驟雨中。但在檔案文字上只用三個字母代替。

后來土改糾偏，曾外祖父再次被劃為富農。瓦房店檔案館現存原復縣閻店鄉的1960年的“落改”材料證實周家的富農身份，這也是我在搜索曾外祖父周春富家資料時唯一見到的“文獻”。

在這份紙張發黃的手寫落改報告中，列舉了有220戶的和平大隊的七戶地富反壞分子和新哇三名地富反壞分子作為“敵人”的活動情況。曾外祖父三子、本人外祖父周長義的名字赫然列入其中。開篇的背景文字直接提到，和平大隊解放前深受日寇和國民黨殘酷統治，廣大勞動人民在臭名遠揚的“周扒皮”等封建惡勢力的壓榨下，民不聊生、不得溫飽、逃荒甚多……

當年土改時，從方法到概念，均效法蘇聯，把相關的意識、話語植入農村；中國農村原來以宗族、學識、財產、聲望為根基的鄉村秩序，均被階級意識和話語所顛覆。曾外祖父周春富只是在這場暴風驟雨運動中的一個不幸的小人物，不過老頭自己卻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死后卻成為“惡霸地主”的典型之一，聞名全國數十年。文革期間，曾在周家做過長工的孔兆明，被要求上臺“憶苦思甜”，揭露“剝削故事”。孔兆明講著講著卻走了嘴：我們當時在周家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餅子，苞米粥，還有豆腐，比現在吃的好多了……當時在周家一年能掙8石糧，可養活全家……孔兆明于是被干部趕緊拉下臺。

三半夜,那雞到底叫沒叫

《半夜雞叫》中的地主周春富，是我曾外祖父的真名實姓。在書中，周春富因“殘酷剝削”長工而有“周扒皮”綽號，為催大家早點上工，半夜躲進雞舍學雞叫，引起公雞們打鳴，后遭小玉寶設計痛打，這是其中最生動、最著名的情節。

近年來，有不少作者撰文指出，無論從農學、動物學和當時農村普遍租佃關系的史實來看，這些細節都與事實相悖。大連地區養雞30年的高級畜牧師房司鐸做過研究，他曾給我做過科普，他認為公雞啼鳴有兩個必要條件，一是必須是成年公雞，二是必須自然光感刺激。遼寧南部農村鋤地一般在小滿、芒種至夏至季節進行，日出時間是早上4時28分。黎明出現在日出前一個小時，亦即早上3時30多分鐘，太陽微弱的輻射光即可對雞的視覺發生刺激，產生啼鳴條件反射。

但這時的光線很弱，人的視覺還不能對物體的細小特征進行識別。所以在半夜三更（即午夜12時），在一片漆黑條件下，更不能從事田間操作了。就算是把長工趕到黑燈瞎火的莊稼地里，也只能是要長工換個地方繼續睡覺。

從上世紀40年代初到1947年遼南土改期間，曾外祖父周春富家里，老大、老三負責種地，老二跑外做生意，其他孩子讀書。因為人手不夠， 陸續雇過長工和短工，從兩三人到六七人都有，且都有名有姓。高玉寶雖然自稱在老周家放過豬，但周家人從來沒見過高玉寶。

一直和雇工一起干活的外祖父周長義排行老三，我每次回鄉都要見一見他。他2008年春節過后離開人世。90歲了的老人知道我在做什么事。他見到我就重復一句話，咱家沒剝削過人，也從沒見過高玉寶這個人……他口角流涎，老愛重復一件事，這件事的時間、地點、人物，一直在他日益老化的頭腦里很清晰：

1963年春夏之交，他（高玉寶）來了一趟。我和人正在地里干活。高玉寶40歲模樣，招呼大家一起要開個小會。黃店有兩個生產隊，山后隊的人沒理睬他。呂××（姥爺說話含混不清，我聽了幾回都沒聽清這個人的名字）跑過來了，呂參軍回來當隊長和把頭組長（五副犁鏵一個互助組），領著高玉寶，現找了幾個人，高玉寶隔老遠在地里給幾個人握手。我這也是第一次見到高玉寶。

高玉寶對我說：誰說我沒在你家干過活？我學木匠時還給你家做過馬槽子。這事很多人都清楚。

人家來調查，你們照我那樣說沒有錯。高玉寶又說他現在很煩惱，小人多。他又對我說，寫“周扒皮”不是寫你家的事，不是寫咱這地方的事，但天底下能沒有這樣的事嗎？小說是拿（到）全國來教育群眾的，有沒有重名重姓的，肯定有。回去告訴你們家里大人和小學生，不要亂講話……

據外祖父周長義回憶，高玉寶這番話那個上午講了“六千遍”，中心意思就一句：外面來人問要回答，我在老周家干過活。

1963年的年度關鍵詞是憶苦思甜。這似乎可以為高玉寶急著到家鄉“開小會”做注腳。

給曾外祖父家做過10年長工的劉德義，解放后做過大隊的貧協主席。在全國全面開展階級教育，各地陸續有人來閻店鄉參觀取經的大背景下，也被上面如此“開小會”耳提面命。他1978年去世。他的兒子告訴我，那時候高玉寶回鄉做示報告，他爹被安排同臺做報告，因為直說自己是如何干活、很少說周家如何不好而被批。他也從來沒聽他爹說過周春富家半夜學雞叫。

上世紀90年代后，有一個說法，高玉寶后來很少回鄉。因為鄉里鄉親后輩晚生總有人問他，是否真有“半夜雞叫”這回事？我也在一篇報道里看到這樣的文字，高玉寶作報告忙，姐姐去世了也沒回鄉。

上世紀50年代初期，高玉寶就開始作報告。

1990年代退休后職業性作報告。據統計，他被全國20多個省、市，數百個單位聘為名譽主任、顧問、德育教授、校外輔導員，講述革命故事。其中，“周扒皮”與“半夜雞叫”自然常是報告中最生動的故事，也常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至2009年建國60周年，他陸續在全國作報告累計4000場，聽眾5000萬人次。

雖然后來他說《高玉寶》一書的主人公故事“似我非我，他中有我，所見所聞，集中概括”。但他公開場合一直在堅持“半夜雞叫”是真的。他村里四個地主都半夜學雞叫，寫書時給集中到“周扒皮”身上了。這一點，搜索他作報告的當地媒體新聞報道可以知曉。為了逼真地形容“周扒皮”如何學雞叫，高玉寶練就一門公雞啼鳴口技。我本人在2005年的大連電視臺的雞年新春聯歡晚會上，就看到年近八旬的高玉寶被奉為上賓，現場表演了一段生動的雞鳴。

四、作家神話背后

高玉寶一書是如何寫作的，“半夜雞叫”是怎樣來的？我為此翻閱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人民日報》和《解放軍文藝》的所有合訂本，并三次探訪高玉寶，但得出結論都類似于模板式的答案。

高玉寶寫的自傳體小說 《高玉寶》，1955年出版發行后，一版再版，共印行500多萬冊，國內用7種少數民族文字印行，并翻譯成近20種外文印行，僅漢文版就累計發行450多萬冊，成為解放后文學作品發行量之最。

按照高玉寶的自述，1948年參軍時的高玉寶是個典型的文盲，但革命戰士是不怕任何困難的。一年之后的1949年8月20日，高玉寶開始動筆撰寫自傳，此時的高玉寶仍舊是字畫結合、

以畫代字，如日本鬼子的“鬼”字不會寫，就畫個可怕的鬼臉來代替；“殺”字不會寫，先畫一個人頭，然后再在這頭上畫把刀；“哭”字不會寫，先畫一個人臉，然后在這臉上點幾個小點兒。還有很多字無法用圖形畫或符號來表示字意，高玉寶只好畫一些小圈圈空起來，等學會了字，再添到圈圈里。如此說來，此時的高玉寶恐怕還在文盲之0列。

但奇跡在兩年后發生了，1951年1月，高玉寶完成了長達20萬字的自傳體長篇小說《高玉寶》草稿。經人指導，小說《高玉寶》的部分章節經修改后陸續連載。1955年4月20日，中國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單行本，更是推出了集作者名、書名、主人公名于一身的自傳體小說《高玉寶》。

高玉寶等人的出現，幾乎空前絕后創造了文盲成為作家的先例，不僅對全軍全國掃盲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而且成為工農兵進入文學領域紀實小說 《高玉寶續集》（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封面，下方高玉寶的入黨申請書部分文字以畫代字的一個最鮮明的標志。文學正史無前例地成為意識形態的代言人。隨著高玉寶的走紅，“周扒皮”也走進千家萬戶，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后來的政治運動中，《半夜雞叫》更成為憶苦思甜，進行革命教育的經典教材。

中國作協副主席李國文在總結中國文學50年（1949～1999）時，直接將高玉寶一類的文盲作家歸為“描紅作家”。我曾在一段時間里連續尋找當年的若干文盲作家的蹤跡，得出結論：此言不虛。

1950年代，與高玉寶同期的文盲作家崔八娃的成名作《狗又咬起來了》前后修改近40遍。

后來隕落鄉野的他去世前曾向他人交代，四年時間寫過的20多篇小說只有一篇為個人創作。而高玉寶寫出《高玉寶》后被送進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班學習，卻一連40年沒有出作品。期間，1970年代反映“周扒皮”家鄉變化的報告文學《換了人間》，為另外三人執筆他一人署名。

高玉寶多年來一直對外宣稱其 《半夜雞叫》等自傳手稿被軍博收藏。但我幾經實地調查，軍博文物處并沒有他的自傳原稿。

到底是誰成就了《高玉寶》？難道也是集體創作所成？最后一個叫“荒草”的人進入視野。

我在搜尋史料時，從古舊市場淘到最初的《高玉寶》版本，由解放軍文藝從書編輯部編，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發現后記中有荒草的《我怎樣幫助高玉寶同志修改小說》的線索。我開始苦苦追尋，荒草到底是誰？他與《高玉寶》到底有何淵源？在上世紀50年代的《人民日報》等媒體中，荒草曾接二連三撰文宣傳高玉寶。荒草，原名郭永江，曾任《解放軍文藝》副總編輯、八一電影制片廠副廠長。其他的則幾乎一無所知。

這是一段時間以來唯一得到的信息。這期間我又奇跡般地與荒草同歲的大連的親友閻富學偶遇，和當年與荒草、高玉寶一起共事過的《解放軍文藝》助理編輯、78歲網友“一博為快”老太太結緣，但都收獲甚微。所得到的信息，只是簡簡單單一句話：曾指導高玉寶寫作。

一直到2008年，通過四川資陽文藝網一篇文章，才有了重大突破。文章介紹說，《高玉寶》長篇自傳體小說，13章12萬字，為資陽的作家郭永江所著。在半信半疑之下，經當地作協主席唐俊高介紹，最終找到了當地從事史志研究的作家王洪林，王與郭永江生前有密切的書信來往，有豐富的資料。我這才詳盡了解到關于“荒草”其人與《高玉寶》成書過程。

郭永江1916年出生，1940年到延安，創作歌劇《張治國》，反映八路軍大生產，受到毛澤東稱贊，1951年赴朝鮮采訪，后與魏巍同任《解放軍文藝》副總編，可到40歲就病退，70年代回故鄉資陽居住，不久遷到資中，1984年居重慶，1993年病逝。郭永江臨終前，在信中對王洪林說，當年《高玉寶》一書13章均為他所寫。

當時全軍為配合掃盲，樹立典型，讓他幫助高玉寶修改自傳，他向組織表態要隨時付出生命代價來修改好這部書稿，做好幕后英雄……但高玉寶的原稿實在太差，他無法修改，最后在組織授意下干脆代筆。他寫完一章，高玉寶照著抄寫一章，然后組織上拿到《人民日報》等報刊發表。

荒草(郭永江)幫助高玉寶修改文章的照片刊登在《解放軍畫報》

從事家鄉史志研究的王洪林受我誠懇相求，于2008年10月專門去重慶代我探訪過郭永江后人。“周扒皮”和“半夜雞叫”，都是根據需要制造出來的。具體過程，簡單地說，“周扒皮”的制造經過是這樣的：1950年代初期全軍全國范圍大掃盲。

文盲戰士高玉寶表現積極，用畫字的方式寫自傳。（高玉寶早年畫的字，后人在他90年代開始展示的入黨申請書可以看到）被部隊推為典型上報。窮苦出身的戰士不僅學文化還能寫書，批判舊世界歌頌新世界。為了把這個典型放大，部隊派專業人士幫助高玉寶。要體現舊世界之黑暗，地主階級之罪惡，為了使書更能教育人，就要移花接木、改頭換面進行深加工。

為了表現真實，書中一切都采用真名真姓真地點，自然發生的“故事”就是真實的。至于壞地主半夜學雞叫，純屬靈感來襲。

郭永江其子女介紹，其父荒草晚年講過，“半夜雞叫”是根據民間傳說加在周春富身上的。而為什么只寫了周春富“周扒皮”，而沒寫王春富“王扒皮”，這是因為周春富在高玉寶的家鄉土改過程中，被作為惡霸地主批斗死去。高玉寶當時結束在大連流浪生活回鄉當上民兵，這是他在日后參軍在部隊搞的訴苦教育中可以就近找到的“控訴”對象……

我的外曾祖父因此成為“周扒皮”。這是他的第一出“幸運”；而第二出“幸運”是在上世紀60年代初期開始的階級斗爭中，“周扒皮”成為階級教育中的反面典型，全國周姓同學都得到一個天然的綽號-“周扒皮”；第三次“幸運”是在改革開放后成了一切苛刻自私霸道的無良雇主的代名詞。這是我的曾外祖父周春富絕對沒有想到的，也可能是當年的“周扒皮”制造者沒有想到的。

原載《炎黃春秋》2012年第3期

圖文編輯 | 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