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家人要守戒律，和尚要會念經

文 | 劉夢龍

永信大和尚落馬有些日子了。永信師傅本身從事的是宗教這種特殊行業，而他本人又是特殊中的特殊。幾十年來，他是一個名僧，天底下也沒幾個比他更有名氣的大和尚了。但他更多是以一個優秀農民企業家的身份在活躍。相信他是一個有道高僧的人，恐怕是很少的。

圍繞永信落馬的輿論狂歡，其實換任何一個和尚、道士、尼姑都一樣，更多是印證了人們心照不宣的刻板印象。但回過頭，我國宗教界，當代確實處于一個相當微妙的狀態，頗似法華經中火宅之喻。

你要說我國宗教界處境像什么，我覺得各方面來說，和煙草行業差不多。煙草是物質的成癮性麻醉品，宗教是精神的成癮性麻醉品。基于客觀現實，國家對此實施了專賣。長期壟斷之下，相關業者賺得盆滿缽滿，服務能力不見出色，還弊腐頻發，引發了社會長期大范圍的不滿。

這里，我不妨借永信師傅這件事，談一些長期以來，人們對我國當代宗教界普遍存在，但言而不破的質疑，相信很多人也有類似的疑問。

出家人要守戒律

我們先說第一條，就是持戒的問題。永信落馬的直接罪名，也是被嘲諷最多的，就是不能持戒。古往今來，這大概也是人們對出家人的普遍質疑，當代尤甚。很多人都說，現在的出家人好像是一種職業，到點上班，到點下班。穿了僧衣在廟里是出家人，開車出了廟門又變回俗人了，沒頭發浪子，有家室如來。

要回到這個問題，不妨先說說為什么出家人要持戒。公開說法，這是為了修行，為了傳承理念，所謂佛陀滅度，以戒為師嘛。大家按規矩來，自有祖師護你，九九八十一拜，一步步就上西天了。當然，如果你不是信徒，不把宗教那套當回事，那么戒律其實就是識別出家和在家的關鍵。出家人這碗飯，半碗要靠持戒這件事。

前面我說了，所謂出家人面臨廣泛的道德不信任，這是世界范圍內的常態。這不難理解，出家人說是四大皆空，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實際上是不事生產的社會寄生階級。

一群不事生產的人，宣稱從事虛無縹緲的精神探索，還占有消耗了大量社會財富，這對普通人來說，本身就十分可疑。由此，人們疑心他們只是在裝神弄鬼，實際上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人們看不見的地方搞點世俗上的齷齪事，是很正常的。

那么，對應這種普遍質疑，出家人以什么形式取信于大眾，區別了其他宗教人士呢？一方面是丈六金身，天花亂墜，就是搞本教派的理論宣講，強調我很厲害，信我真的有用，這點我們后面談。另一個方面，就是持戒，這是最低成本方案，以示出家人和世俗的區別。塑造自身的特殊形象，行動坐臥都有一套規矩，也就是具足威嚴，更是在強調我不是你想的那樣，我和別人不一樣。

所以，主流宗教的戒律都有明顯的禁欲傾向。這不僅是呼應宗教本身立足精神而非物質，也是給世俗社會的一種態度。你看，我們是玩真的，我們特別有范，我們真的在吃苦，我們就是一心求道，不看重世俗的那些享受。

當然，對這種行為，世俗社會永遠在疑信之間。一般來說，人們相信有一些真和尚，并合理懷疑有大量假和尚。但你只要信，世上還有真和尚，這工作就有辦法開展了。

神職人員的形象塑造，是宗教和世俗的長期拉鋸。所謂主流宗教，說穿了，就是經過幾百年努力，取得社會普遍認可的組織。戒律在這個角度看，其實可以看作一種立約。他們的出家人能這么做，吃這碗飯也無妨。這里面還有一句潛臺詞，就是花和尚打出山門也活該。

自然，這里面還有一個極端苦修的問題。雖然各主流宗教對苦修的圣人并不排斥，但自身對此大多是不提倡的，苦修非道算是一種共識。且不論苦修是否有益精神上的修養，它對多數職業宗教人士來說確實是難以負擔的，還容易趨向自我毀滅的極端化，這是世俗社會難以接受的。

乾隆九年，假托佛教的民間宗教大乘教，教徒蔣祖法一家十三口在太湖集體絕食自殺，引發了清廷嚴厲的查禁邪教運動。一開始引誘蔣家入教的和尚時濟，也不過“叫人吃素念佛，并沒有別樣邪術誘騙，也不要錢財”。誰能想到，教徒們一心希求做佛，最后會鬧出這樣的驚天慘案。

苦修的出家人，未必是好出家人，也可能是極端宗教分子，或者是所謀甚大的欺世盜名之徒。個體的苦修者無關緊要，但苦修集團不僅對傳統主流宗教造成挑戰，也容易成為極端思潮的蔽淵，一貫為世俗政府所不喜與警惕。因此，各主流宗教往往推崇容易為世俗接納的清修，而不鼓勵苦修，大體是敬而遠之的態度。

戒律這種事，它不僅是對外，還是對內的。如果你不是教徒，你可能覺得，出家人持戒與否，不過是宣傳手段，核心是讓你覺得他守不守戒律，而非他具體執不執行，執行得徹底不徹底。但實際情況并不這么簡單。

有組織勝于無組織，集體勝于個體，這一點在宗教身上體現得格外明顯。一切主流宗教都是團體作戰。大兵團作戰，軍紀要嚴。戒律就是紀律，又不僅僅是紀律。戒律并不是只有不能飲酒吃肉那么簡單，它是由具備本宗教特色的一系列特殊生活標準和工作要求共同構成的。

它包括了像早匯報晚請示，何時開班子會，財務有沒有定期公開一系列等工作方法。而你沒按時換上當季制服，見到學長沒有及時打招呼，包括你今天出門先邁左腳，同樣也是違反戒律。我最后半開玩笑那句，其實算是某種宗教戒律的精髓。

宗教組織的戒律，往往繁瑣細碎，甚至是反常識的，需要消耗成員的大量精力。它帶有特定的儀式性色彩，具備明顯的上下級權威性。這是為了賦予組織成員一種歸屬感，一種定時的訓誡，也是維護組織結構的一種手段。戒律得不得有效執行，或者下行而上不行，也意味著宗門的組織渙散，在激烈的宗教競爭中，要趨于弱勢。

在當代，不止我國，世界各大宗教境遇都類似。大家表面烈火烹油，興旺得不得了，實際上都面臨激烈競爭，大家都有說不出來的苦。彼此在競爭就算了，更是被各路新興宗教，分支教派從內外兩個方向捅到痛不欲生。

雖然這樣說可能不太友善，但一個主流宗教能稱之為主流，實際上就是老大宗教了。成熟在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停滯。當然，能生存到今天，主流宗教也不是徹底僵化的。核心思想不變的前提下，主流宗教的理論表達和具體執行也都是要隨社會思潮和時代進步而進步的，甚至一部分不合時宜的核心教義也要加以改良。

中世紀宣傳圣戰的羅馬教會，和今天教宗親自為異教徒洗腳，以表達親善友愛的教會，說到底也還是同一個羅馬教會。但在中世紀，打圣戰也有它的現實意義。不管靈魂能不能升天，歐洲基督教諸國總不能看著關鍵商路都被穆斯林侵占，坐等被收稅，然后人家再用稅金武裝更多軍隊，從巴爾干和西班牙兩個方向殺過來吧。

不過，畢竟船大難掉頭，所謂主流宗教，說到底是立足于舊的社會結構，天然的保守派大本營。它適應發展的速度一定是遲緩的，反動才是本性，基本上是沒辦法才動一動。歷史上一次次宗教改革，實際上就是一輪輪內部撕裂，一次次分家單干。

當代社會思潮變化之劇烈，物質條件之充裕與精神苦悶之空前，人口極度密集之大城市，嚴重空巢化之鄉村，天然是各種新興宗教發育的完美溫床。我們不妨以我們的鄰國日本為例。日本的佛教基礎是比較好的，很長一段時間里，佛教就是日本國教，人人默認是教徒。但在相對自由的競爭環境下，目前日本佛教界面臨的問題也很突出。64%的寺院年入低于500萬日元，僧侶平均年齡58歲，30歲以下僅占7%，表現出明顯的后繼無人。打著佛教旗幟，以心理咨詢為賣點的新興宗教在快速增長，年增長率超過7%，老派宗門業務丟失日益嚴重。

羅馬天主教已經是如今世界上實力最強，組織最嚴密，最靈活，革新最快的主流宗教了，但還是處處挨打，內外交迫。各種新興基督教勢力崛起，漢城都成東方耶路撒冷了，也不見羅馬教會能分一杯羹。所以，羅馬教會現在積極推動各大主流宗教和解，聯合世俗政府，有一種老大哥們團結起來，共同面對后輩反攻倒算的味道。

而我國的僧道，情況就更特殊一點。像漢傳佛教的主要宗派，理論已經幾百年沒有大革新了，客觀條件來說，當代也沒可能搞新的版本。佛協也不能和羅馬教廷比，人家真的組織嚴密，久經戰陣，隨時可以調動天量資產來打全球宣傳戰，權威足與列國元首抗禮。我國的佛道，那真是各有各的山頭，大家反正聽政府的，同一片天空，和平相處。

實際上，我國的佛道就是官教。經過一千多年，我國世俗政權不間斷地折騰，我國的主流宗教確實是消停，聽話，學會關起來過日子了。當然，它們不折騰久了，自然也就沒有折騰的能力了。明清以來，我國佛道在信仰領域，是步步后退的。

我國佛教界在近代大概率衰退到什么程度了呢。慈禧太后欽定的話事人，“戒律精嚴，深通佛法”的五臺山南山極樂寺住持僧普濟大和尚，其實是九宮道的道首，被清廷剿滅的八卦教余孽，其子孫相傳，直到民國還在印刷九宮道寶卷并混入佛經之中。

普濟的情形并非個例，自乾隆四十一年，朝廷正式廢除度牒，聽任僧徒自渡以后。發展到近代，大量中小寺院都面臨著民間宗派的借殼上市。說一句玩笑話，相當一段時間內，漢傳佛教第一大宗，搞不好是白蓮宗。

相當諷刺的是，我國雖然是官方提倡無神論的社會主義國家，但我國佛道當代能興盛，真的要感謝中國革命，感謝黨和政府。伴隨著空前規模的破四舊，除迷信，過去得勢，和舊社會高度綁定的各種會道門全部完蛋，極大打壓了明清以來不斷侵蝕佛道基本盤的民間宗教。

等到國家恢復宗教政策，佛道等主流宗教表面上是僧道凋敝，百廢待興，大和尚們哭訴被迫害慘了，連少林寺的和尚都跑光啦。其實，政策一恢復，這幫僧道等于扎進了一片重新清洗過的藍海，不興旺才怪。直到今天，我們的主流宗教能維持基本盤，還是要多虧了人民政府，保護合法，打擊非法的好政策，真正是為他們遮風擋雨，保駕護航。

當代的主流宗教，面對新興勢力的挑戰，個個被動挨打。與之對應的，就是各大主流宗教都加強了戒律方面的工作。比如過去，大家非常熟悉，以僧人結婚生子，繼承家業著稱的日本佛教界，恢復僧侶持戒如今也是主流基調。老大宗教就這樣了，跑是肯定跑不過新人了，起碼態度要端正一點。我們或許無能，但也無害啊，大家祖祖輩輩的交情，看在我們老實的份上，給點老面子吧。

我國的佛道，處境也一樣，或者說更弱一些。基本屬于外擋不住各種洋教，洋邪教，內頂不住重新興起的各種民間宗教，本土邪教。內地的主流宗教，還能維持現在的局面，真正是多虧了人民政府給力。怎么辦呢，我看也只有態度好一點了。情形都這樣了，出家人真的要持戒，要給群眾看看，要給政府看看，我們能力不一定行，但態度還是好的。

當然，我國內地的主流宗教，還有一些特殊情況。各大主流宗教如今都建立了相當完善的經院培養體系。像我國，整體的宗教政策依然是宗教場所以恢復為主，主要是歷史復舊，較少建新。

說得更直白一些，就是各大山門的正規編制實際上是有限的，也不太可能大規模擴編。經過四十年的發展，人員已經相當充實了。而每年大量的畢業生還在涌入這個行業。科班出身，多年苦學，卻找不到編制的情形，在當代宗教界也不罕見。

所以，面對這種情況，在崗的宗教人士還是要敬業一些，畢竟后生可畏。何況，僧多粥少，競爭激烈，這種情況下，持戒也是一種必要的職業道德，也可以算入職門檻吧。我們就不說信仰如何，就算只是把僧道看作一種特殊職業，也還是要努力守住這個飯碗吧。

和尚要會念經

接下來，我再談談出家人的本業問題。這也是永信大和尚長期被人詬病的一樁罪過。他與其說是一個大和尚，不如說是一個大企業家。不止一個永信，當代僧道基本都面臨這個質疑，募化修廟是高手，人情往來更是精通，但念經說法，卻好像無甚著力。

文化工作者要有文化，和尚當然要會念經，會講經，會團結信眾，這是本分。但客觀地說，很多老一輩的出家人確實學養有限，主要精力也集中在日常經營，人情往來上。他們于土木營建或許可稱精通，而課業松弛，學問荒疏則在所難免。尤其是其中一些人，白手起家，以廟為產，驅僧眾信眾如苦力，土財主氣甚重。

這種情形，其實也有歷史淵源可溯。本身佛教界就有子孫叢林和十方叢林的差異，明清以來，民間宗教節節進逼，佛教衰退，大廟不振，小廟繁多，僧團日微，湎于俗物，唯以衣食為念，這也是常態。

比如大家熟悉的少林寺，在近代的形象基本就是保安團和地主院。宗族政策恢復以后，很多廟宇，包括一些傳統大廟也是從頭做起，就是老和尚帶幾個新和尚，私傳衣缽，僧團形同虛設，難免建設不完善，職能不清晰，一股子孫廟氣象。

不過，這十多年來，國家不斷推動主流宗教的正規化建設。過去很多當地人把持的俗廟，子孫廟，都逐漸換上了科班出身的官派職業和尚。這個本質是什么，其實就是流官代替土官。

像這次白馬寺方丈印樂調任主持少林寺，而不是在少林寺內部提拔，也可以看作一次打破團團伙伙的處置。應該說，經過這么多年的整頓，宗教界無論從業者的風采，還是業務水平，還是有明顯改善的。

但另一方面，不可否認社會大眾對宗教的普遍認知，尤其是各路居士的水平在快速提升。很多人下了苦功夫，系統學習過佛教專業知識。一些人甚至有很廣闊的專業視野，比一般的出家人更了解宗脈源流，歷史糾葛。

這種社會進步，很大程度上破除了宗教的神圣性，宗教人士的神秘性。對老一輩人來說，反正是燒香磕頭，師傅念經也聽不懂，也無所謂，反正是念給菩薩聽，聽不懂就對了，聽不懂才專業。但對當代有較高文化水平的社會大眾來說，這就已經不太行了。而從未來的社會發展趨勢，日益激烈的宗教文化競爭來說，這就更不行了。

當然，對宗教知識的了解并不能替代對宗教實踐的體驗，宗教學者肯定不能替代專業僧侶。看不起和尚，也不代表不尊重佛法，歷史上，這種情形在高級知識分子中也很普遍。

傳統宗教本身也都有一些特殊的修驗經驗，如禪定，觀想，非置身其中，言傳身教不能了然。更不用說，出家和在家，信眾是否在宗教團體內實踐信仰，是兩種環境，兩種氛圍，兩種不同的體驗，是不具備可替代性的。

另外一個問題，出家人的本領到底是什么？一般來說，我們想到出家人的基本業務，就是念經參禪，求神拜佛。不外乎和尚道士的經不一樣，神佛也不一樣。

出家人自我修持，當然是本業，但還有其他的核心業務。比如，你不是教徒，你可能覺得宗教活動就是行為藝術和大型表演。宗教業者的核心能力，還是輿論宣傳的能力，使自己成為有吸引力的存在，免得信眾被其他派門拉走。用基督教的專有名詞，就是拉羊和牧羊。

不過，就像我前面說的，我國的佛道是官教。它的存續發展，有賴官方協力，始終是在官方允許的范圍內活動。相應的后果，就是它始終是極端保守的，不會對世俗社會發生太大影響。我國的僧道從過去的不可控因素、動亂之源，變成了維持社會穩定、守正辟邪的好助手，但作為宗教也沒有多少活力可言了。

如果就核心業務來說，我國僧道已經不太具備拉羊的能力，以吃老本為主，基本屬于愿者上鉤的狀態。當然，這也是我國社會和政府所樂見的。另一方面，它們也基本失去了論戰攻伐的能力，彼此和平相處，也不折騰誰高誰低了。這點，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自然也是一件好事。歷史上僧道之間，互相爭斗，造成的麻煩那可真不小。

所謂主流宗教，你也可以理解，官家把最大的幾個社會團體收編了，讓他們幫著一起管理打壓剩下的臭魚爛蝦。當然，久而久之，體制內收編的團體不能打也是正常現象。

應該說當代僧道比前輩還是弱化了一些。過去體制內僧道，本身是有在政府號召下，排斥非法，包括舉報打擊，為官方打擊邪教異說背書的職能。而如今，我們的僧道較少在這個領域發揮主動作用了。

不過，這也可以理解。當代社會管理要遠比過去嚴密得多，打擊非法的職能，已經完全移交給政府的專業部門了。而我國的官方意識形態是無神論，也就不存在需要正統佛道背書，誰是附佛外道，誰是異端邪說的問題了。

那么，我國佛道還能做什么？那只能是營造好自身形象，守好本分，盡量發揮本土優勢，營造本土特色，盡力讓已有的信眾不要被洋教、邪教拉去了。除此之外，大家再搞點文化領域、公益領域的工作，為社會主義的文化建設增光添彩，反哺社會，這也算與時俱進了。

當代主流宗教的公益職能，我們暫且按下，先說文化職能。在上千年的生產實踐中，各大廟宇或善醫藥，或善武藝，或善園藝，或善飲食，各有自己的一些傳統本領，并為群眾所信服。這些既是寶貴的文化遺產，也可以看作一種僧道的祖業，是值得發揚繼承的。

既然在宗教的領域作用被限制，出家人總要在其他領域，發掘出自己在新時代的價值吧。當代僧道，國師肯定是做不了，以倡優蓄之，也是一條出路。當代網紅是一種職業，非遺傳承也很高貴，何況，乾隆爺不也這么說紀曉嵐，不丟臉。說穿了，僧道們的祖師爺一開始也不是國師，也靠這個拉羊。現在，官家雖然不準僧道隨便拉羊了，也算一定程度地恢復祖業。

總的說，國民素質與社會文化的提升，客觀要求職業宗教人士要提升本身的專業水平。實際上，我國的主流宗教團體在人員充實，素質提升后，也應該進一步專業分工。這就像少林寺以武術聞名，但它肯定不能變成一個武術學校，在本業和副業之間，還是要把握平衡。僧眾整體素質提升的同時，要各有職司，各行其道，提高宗派底蘊，突出自身特點，以滿足不同文化階層，對不同層次的精神需求。

寺廟財產要是公產

最后，我們還是來談談錢的事。永信師傅有那么多事，說穿了，不就是錢作怪嘛。我們不可否認，大量的社會財富涌入宗教，是當代社會的現實問題。而這幾十年來，我國主流宗教界已經積累了巨大的社會財富，并形成了相對穩定的財富增值路徑，是一個大生意了。

這不是我國僧道魅力大，而是社會本身存在一些問題。說不好聽些，我國當代僧道的斂財能力，和國際同行比是十分落后的。西方教會能讓政府幫著收十一稅，我國僧道的財富更多是人口基數和特殊歷史時期的文化慣性堆出來的。

過去幾十年，大量的新興財富階層，黑白難分，陡然而富，精神上堪稱一片混沌。在加上國家政策，導致的事實信仰壟斷，這才是我國僧道，不勞而獲，生意好到不行的根本原因。當然，時至今日，還有不少蠱惑信眾，一心斂財的惡僧惡道，還有大量專以盈利為目的的野僧野道。這是國法應該打擊，宗教界應該肅清的對象。

永信大和尚倒臺這件事，雖然原因眾說紛紜，我倒覺得，確實有一種象征意義。經過四十年恢復，本質上說，永信大和尚和他所屬的能人時代已經結束了。僧道盡其本業，取得社會財富的分成無可指摘，但造成社會財富的過度集中，就有問題了。財富的浪費還在其次，正因為職業的特殊性，具備天然的不安全感，許多宗教界能人，不免要尋求財富轉移的灰色渠道，這就是極大的罪惡了。

有關僧道的大量財富，人們也經常談到僧道二代的問題。這些年，國家一直在強化對宗教界的掌握，也和宗教界過量的財富積累有關。但宗門之間，通過衣缽相傳，進而傳承財富在世界范圍內也不少見。包括大家喜聞樂見的，八十老方丈突然發現有慧根的小和尚，最后傳其衣缽，其實是六十年前俗家孫子的故事。

人世代謝，是自然之理，巨大的利益，壟斷的事業形成一種代際傳承，本就難以避免。煙三代，油三代，本質上和僧三代也沒什么區別。你看張天師的事業，不就是明牌的血緣傳承。但話說回來，僧道二代、三代其實在現代社會正逐漸減少。

畢竟，進入現代社會之后，人們視野廣闊，生活和追求也豐富多彩。一代以宗教創業，完成財富積累。但出息的二代，不屑于繼續干這個行當，沒出息的二代干不了這個行當，這也是常有之事。張天師的親兒子也不想接家里的班，日本子孫廟的主持也要跑去東京追求夢想，這是現代社會的常態。

何況，各大主流宗教日益正規化，做一個職業宗教人士，也不是隨心所欲的。體制的約束，媒體的觸手，無處不在，與其做一個提心吊膽的富有教二代，遠不如做一個普通富人快活。

所以，說到底，就是宗教界的財富一定是集體財富，甚至在我國，一些大型宗教團體的財富可以直接定性為是國家財富。職業宗教業者享受壟斷行業的特殊福利，甚至幾代人都吃這碗飯是一回事；有人試圖把整個買賣攤子都變成自家的，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國家在宗教領域持續加強加壓，防止個人侵占集體資產，建立長效的監察機制，這是應該的。事實上，全世界的主流宗教，在教團建設方面都有這類專門設計，確保集體財富的不流失，組織發展才能長遠。十方叢林的財產是公產，要財務公開明晰，這在佛教界也是常識，是必須發揚繼承的。

宗教界財富的屬性既然是明晰的，我們就應該談談這些財富的運用問題。直白地說，廟宇賺錢不寒磣，甚至廟宇有保值投資也很正常。但如果廟產只進不出，或者想著瞞天過海，這就是罪過。過度的財富集中是一種詛咒，不僅會導致自身的腐壞，更會帶來行政層面的干涉打擊。這在我國是有廣泛民意支持和歷史慣性的。

我們的當代社會一方面有松的傾向，即國家對個人的掌握確實愈加放松，社會的原子化在加劇。宗教之興，也因此而起。但另一方面，隨著制度完善，技術進步，大的利益部門，這些年又普遍強化了國家層面的監督管理。僧道雖然有特殊性，但也不能自外于社會發展的大方向。

所以，現代宗教一定要講求回饋社會，這不僅是善的體現，有利于改善自身形象，擴大社會影響力，也是在協助政府履行一部分社會保障職能。本質上，就是宗教界積累的，無益于社會運轉，乃至已經影響社會運轉的巨大財富，要反流到社會中去。這應該看作一種底線，是得到官府認可的主流宗教的應有之義，要求你這么花，才是允許你這么賺的原因。

應該說，在我國千余年的宗教實踐中，我們今天所質疑，擔憂的問題都是發生過的。歷代佛教，興盛與法難都帶來新的變革。僧院經濟發展為自力更生，建立地上佛國的偉大理想也成了閑住山里，與世無爭的方外之人。與時俱進是難免之事，怎么在發展中繼承，在繼承中發展，才是一個長久命題。

前面雖然說了很多當代僧道的問題，但也要承認，我們宗教界有著輝煌的文化思想遺產，不愧傳承二千年，并非就是扶不起的阿斗。

就比如說漢地佛分八脈，以凈土獨盛，方便法門，廣納信眾，極大拓展了佛教的社會基礎。禪宗的文化影響力最大，實際上也構成了和知識精英交流的橋梁。頓悟、機鋒，諸多公案，不拘一格的修行手段則贏得了民間的好感。天臺獨樹一幟，理論扎實，千年來不動不搖，構成了一個很穩固的保守陣地。最后是律宗，振衰起敝，弱而不絕，代有其人，有佛門之一日，自然有其客觀需求。

經過千余年的發展，傳統宗教已經是我國本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也希望這樣的傳統文化能更好融入現代，補益社會，共同構成中國式現代化的一部分。現代化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也不會只發生在物質層面，古老的宗教更不會是絕緣體。

當然，事物的發展總是在矛盾中前進，難免有曲折，有雜音。煩惱即菩提，最后，我們也不妨祝愿永信師傅，經此一劫，能大徹大悟，爭取放下包袱，好好改造，心安樂處，即身安樂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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