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培源：科學精神與科學家精神有機融合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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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培源生平貢獻簡介

1.1、周培源的生平

周培源先生（1902-1993）出生于江蘇省宜興縣（今宜興市）茅橋鄉后村的一個書香之家，父親周文伯是清朝秀才，母親馮瑛出身于名醫世家。8歲開始，他在上海萬竹小學接受正規教育，1918年考入圣約大學附屬中學。1919年9月，周培源先生考取清華學校（今清華大學前身）中等科三年級插班生，1924年畢業。后獲“庚款留美”資助赴芝加哥大學讀理論物理專業，并于1926年3月獲得學士學位。畢業后進入芝加哥大學奧格登科學研究生院學習，同年12月獲得數學領域的理學碩士學位。1927年赴加州理工學院研究相對論引力論問題，師從著名數學家貝爾（Eric Temple Bell，1883-1960），并于1928年6月獲得理論物理博士學位。1928年，周培源由加州理工學院畢業后，相繼到哈佛、普林斯頓和康奈爾大學做短期訪學，并進入德國萊比錫大學跟隨海森堡（W.K.Heisenberg，1901-1976）教授研究量子力學，后應泡利（W.E.Pauli，1900-1958）教授之約，到瑞士蘇黎世高等工業學校繼續研究量子力學。1929年秋，周培源應時任國立清華大學首位校長羅家倫之邀，返回清華大學擔任物理學系教授，時年27歲。由此，周培源成為清華大學當時最年輕的一位正教授，也是第一位理論物理學教授。

1929年，周培源先生回國，在清華大學主講理論力學、相對論、電動力學、量子力學、統計力學等理論物理的課程。1929-1934年間，周培源先生被聘請到北京大學物理系兼教電子論及相對論課程。1936-1937年間，周培源先生利用休假機會赴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參加愛因斯坦主持的廣義相對論談論班，并從事相對論引力論和宇宙論的研究。1937年回國后任長沙臨時大學、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教授，同時做流體力學湍流理論的研究。1943-1946年，周培源先生再次赴美，先后在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美國國防委員會戰時科學研究與發展局、海軍軍工試驗站從事湍流理論及魚雷空投入水等研究。1947年4月回國，繼任清華大學教授。解放后，周培源任清華大學教務長、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周培源教授到北京大學工作，先后擔任教務長、副校長。1978年，根據鄧小平同志提議，擔任北京大學校長。1993年，周培源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周培源先生一生著書立學，投身于科研教學工作，培養了一大批物理學人才，對祖國的教育事業、社會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

1.2、周培源的主要貢獻

周培源先生的社會身份是多元的，他的貢獻也是多方面的。他長期從事教學科研工作，同時擔任多個學校和學會的領導工作。他在湍流理論和相對論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成就，同時也做了大量社會工作，是一個社會活動家。他不僅在專業領域著書立說，也積極參與青年教育和國家建設。可以說，在他身上體現了老一輩科學家的諸多優秀品質：在專業層面努力拼搏，力求突破與創新，同時承擔科學家的社會責任，投身社會主義建設，報效祖國。現從科學領域、教育領域和社會領域三個方面工作中探析周培源先生所呈現出的科學精神與科學家精神的融合特征。

科學領域，周培源先生是享譽世界的物理學家、流體力學家，是我國理論物理和近代力學的奠基人之一，在國際上享有很高榮譽。他在物理學領域的突出貢獻主要體現在基礎物理的兩個重要方面，即廣義相對論中的引力論和流體力學中的湍流理論，后者奠定了湍流模式理論的基礎。這些成就的取得完全依賴于他對科學活動內在所具有的科學精神的堅定捍衛，科學精神已成為他人生信念的重要構成部分，并維持一生，并在艱難時刻愈發堅定。

教育領域，周培源先生投身教育事業60余年，先后培育了幾代物理學家，如王竹溪、彭桓武、林家翹、張守廉等人，并提出了一系列先進的教育理念，是國內外著名的教育家。周培源先生一生中，密切關注祖國的教育事業，他曾專門談過青年們的升學問題、青年學者如何做科學研究、對教育改革的看法、并在多個場合下表達過對青年學者的關切和期望。周培源主張民主辦學、民主教學；教學與科研并重；學生獨立思考，實事求是；文理并重；主張高校享有一定的自主權；嚴把招生入學關；重視師范教育；肯定并支持成人教育發展；周培源的這些思想充分體現了科學精神在教育領域的呈現形式，時至今日仍具有現實指導意義。

社會領域，周培源先生積極投身祖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擔任了大量社會工作，在外交方面和統戰工作方面也都做出了很多貢獻。周培源曾數十次代表中國科學技術界出席國際會議、參加科學技術有關的國際活動。周培育先生曾多次在人大、政協和九三學社等社會場合發表講話，不僅對科學的研究和建設提出寶貴意見，還對國計民生的多個領域，對冷戰背景下的科技與外交、對多項政府工作建言獻策。周培源先生曾密切關注三峽工程問題，提出了一系列建議。周培源在為《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所寫的序中提到：“過去的教訓，是千萬不要急于求成，主管部門尤其不能主觀地追求興建一座超世界水平巨型工程而聞名于世。否則欲速不達，適得其反。再說一句：如果不經過各個方面的反復論證，沒有充分的科學依據，就倉促上馬，勢必后患無努，后悔不及!”周先生在整個三峽工程中發表過很多重要意見，在此不再贅述，但他始終堅持以民主科學的態度提出意見，民主與科學的結合恰恰是科學家精神的最好體現，科學家精神也是捍衛科學精神的必要土壤，缺少這個科研生態，科學精神與科學家精神都將無法存在，皮之不存毛之焉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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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培源用科學精神指導科學實踐

周培源先生的科學實踐工作主要可以分為兩個部分。第一，科學研究的實踐；第二，與科學研究密切相關的社會實踐活動，包括組織學科建設、投身科學學會等。

2.1、周培源的科學研究實踐

周培源先生的科學研究實踐主要集中在理論物理領域。他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就專注于理論物理的研究，并與愛因斯坦、海森堡、泡利等多位世界級科學家有過交流，部分理論研究成果對于理論物理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1992年，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周培源科學論文集》，《科學論文集》是對周培源先生科學實踐成果的集中匯總，包括他在物理，數學，天文等多個領域的論文。

從1926年起直至1993年去世，周培源先生對相對論研究長達近70年之久，先后在相對論領域發表論文25篇。在廣義相對論方面，周培源先生的貢獻主要是通過引進某些物理條件而獲得軸對稱靜態引力場方程的嚴格解，并證明在各向同性條件下，愛因斯坦引力場方程本身即可給出Friedmann宇宙度規張量，使該問題的求解大大簡化，這在當時是個開創性的貢獻。他在引力理論方面的貢獻主要是提出了“諧和條件是物理條件”的重要觀點，并且提出和指導了中科院高能所李永貴同志等的“地球引力場中光速各向同性檢驗”實驗，該實驗被認為是近半個世紀來世界上成功的幾個廣義相對論引力實驗之一。20世紀30年代末以來，周培源逐步轉向對湍流理論的研究，并在這個領域堅持奮斗了半個多世紀，取得了巨大成就。受他的影響，他的學生和助教中很多都從事過湍流的研究，如林家翹、胡寧、郭永懷等，后來他們都成為了著名的科學家。美國流體力學家蘭磊（John L.Lumley，1930-2015）曾這樣評價周培源及其所做的工作：“在湍流領域，他（周培源）被認為是計算機模式之父……他引進了湍流起伏的二階和三階矩的方程……在現今，全世界有成百的以模式來計算流體力學程序計算湍流的人，他們追本潮源都是直接繼承1940年周的那篇文章的。”

2.2、周培源與科學研究相關的社會實踐活動

除了具體體現科學精神的科學實踐之外，周先生還積極參與科學事業的組織領導工作。在科學領域，曾任中國物理學會理事長（1951，1982年后任名譽理事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數理化學部常務委員（1955）；中國力學學會副理事長（1957，1986年后任名譽理事長）；中國科學技術協會書記處書記、副主席、代主席、主席（1958，1986年后任名譽主席）；中國科學院副院長（1978）。

周培源還是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創始人之一。1977年10月，周培源與錢三強、于光遠聯名發起“成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籌備委員會”，并由中國科協上報中央，以加快推動自然辯證法這一學科在中國的發展。1981年10月，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正式成立并召開第一次全國會員代表大會，于光遠當選第一屆理事長，周培源、盧嘉錫、李昌、錢三強、錢學森、鐘林為副理事長。周培源在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成立大會暨首屆學術年會上致開幕詞，提出自然辯證法研究的兩項任務：一是自然辯證法研究如何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二是把自然辯證法的學術研究向前推進。他還同時指出自然辯證法研究要“發揚學術民主，提倡百家爭鳴，應鼓勵不同的意見展開爭論，不要扣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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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培源科學精神的方法論基礎

3.1、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指導

周培源認為，現代科學的發展需要以正確的世界觀、方法論作為指導。哲學和科學都是以客觀世界為研究對象的，哲學雖然不能提供各門具體科學的現成結論，但是一切科學問題的解決都離不開哲學的指導。同時，哲學的指導不是對科學實行管制，橫加干涉，哲學要鼓勵、引導科學上的探索和開拓。

周培源堅信，在進行科學研究時應該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掌握科學技術發展的規律性。第一，科學家應該做一個辯證的唯物主義者。一方面，科學要研究事實，是以物質世界為基礎的，科學家應該做一個現代的唯物主義者。另一方面，必須以辯證的觀點來看待自然界和自然科學。自然界是發展的，人類的實踐也是發展的，在實踐中認識自然界的科學當然也是發展的，而發展的實質是對立的統一。第二，科學的研究要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統一這個馬克思主義最根本的原則。首先，自然科學理論來源于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其次，實踐是檢驗自然科學理論的唯一標準。再次，自然科學理論對生產實踐具有指導作用。

3.2、科學的學習方法

周培源認為，培養一個青年工作者的基本要求，是使他們能夠獨立地做科學研究工作，這需要他們至少具備三方面的修養：一、掌握知識；二、練好本領；三、樹立見解。

掌握知識就是要在某一個學術領域或某幾個領域內獲得一定寬度與深度的基礎知識。這是培養一個科學工作者必要的前提，也是對一位青年工作者培養的第一個階段。

練好本領主要包括理論計算能力、實驗能力與思想方法三個方面，除此之外還有閱讀外文的能力、查閱文獻的能力等，這是培養的第二個階段。

樹立見解是獨立進行科學研究的另一個關鍵條件。具備了基礎知識和獲得了做理論計算與現代實驗技術的本領而沒有獨立的見解，至多只能做有獨立見解的科學家的好助手，而自己不能進行開天辟地的研究工作。培養青年工作者的獨立見解，是培養的第三個階段。想要樹立正確的科學見解，只能通過不斷實踐，不斷學習知識，不斷訓練本領，從小的科學研究做起，逐步提高水平。

3.3、理論和實驗相結合的科學研究方法

周培源的科學研究雖然主要專注于理論物理領域，但他非常重視實驗的作用，主張開展實驗工作來檢驗各種理論。針對愛因斯坦引力論存在的不同看法，周先生認為必須用實驗來澄清。為了使廣義相對論得到實驗證實，1983年以來，周先生精心指導他的博士研究生李永貴等人從事重力場下的光速各向異性問題的研究。通過精心設計的實驗，驗證了在地表面重力場的影響下，光速在10-12級的精度下各向同性。該實驗被認為是近半個世紀來世界上成功的幾個廣義相對論引力實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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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培源的科學信念

周培源的科學信念可以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科學精神，周培源具有堅鍥求索的科學品格。在文革時期，周培源對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運動進行堅決抵制，堅守科學底線。周培源一生誨人不倦、蔭育賢才，具有師者風范。第二部分是人文精神，包括服務于人民的科學研究以及科學家的社會責任，這也是廣義的科學家精神的主要內涵。

4.1、堅鍥求索的科學品格

周培源一生從事理論物理的研究長達70余年，不論多么困難的科學難題，多么艱難的生活處境，他都堅持研究，筆耕不輟。他的女兒周如蘋曾這樣點評自己的父親：“父親是一位真正的科學家。他畢生追求真理，致力科學，造福人類”從1981年到1993年，他和他的學生、同事共發表論文24篇，在如此高齡的時期發表這么多工作，實屬罕見。1982年，時年80歲的周培源發表論文《論愛因斯坦引力理論中坐標的物理意義和場方程的解》，這期間，正是他的大女兒從重病到病故的時期。雖然他內心十分悲痛，但仍然堅持研究。周培源說：“我有思想準備，我是一個科技工作者，人既然已經不在了，打開看看，讓如枚最后再為醫學事業做點貢獻吧。”說完擦干眼淚就出去開會了。周培源年屆九旬時，仍在親自帶研究生，親自撰寫學術論文，克服身體的不適，堅持科學研究。

4.2、周培源對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運動的抵制

文革期間，國內開展過一系列批判自然科學領域“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的活動。在“自然科學理論戰線”中，首當其沖的就是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這場有組織的“反愛”和“革相對論命”的運動，于1968年開始，直到1976年，大部分政治上和哲學上的批判才停止了。在陳伯達和姚文元等人的支持下，批判活動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北京和上海的這些活動，構成了‘文革’期間批判相對論的主體”。同時，“他們的活動也得到了其他一些地區的一定響應”。一時間，國內掀起了一股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妖風，且在當時“對于相對論的批判是一種相當廣泛的群眾活動。批判者不僅有知識分子，還有缺乏基本科學素養的工農兵群眾和上山下鄉知識青年。”

在這一特殊的歷史時期，周培源作為一名理論物理學家，同時也是“目前僅知的中國唯一一位在愛因斯坦身邊長期從事相對論研究的人”。他的觀點和態度，在當時是具有一定影響力的。胡大年在《愛因斯坦在中國》一書中，對文革期間的這場反對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運動進行了詳細研究，他認為中科院愛因斯坦批判小組所著的《相對論批判》一文“最終沒能在《紅旗》或《科學通報》上發表，這至少部分地是由于周培源和其他資深科學家的反對。”在國內反對愛因斯坦及相對論的思潮愈演愈烈之時，周培源始終堅持捍衛科學真理，在宏大的真理背后則是他多年養成的科學精神在支撐著他的選擇與行動為愛因斯坦辯護，并產生了積極影響。同時，周培源對當時將科學與哲學混為一談的政治斗爭策略進行了批判，捍衛基礎科學的發展。然而，在那個特殊的時代，為了尋求更好的應對措施，周培源也不得不進行必要的妥協與迂回，這主要體現在對愛因斯坦的唯心主義思想進行批判，在科學精神的主戰場上，他的觀點是明確的，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捍衛科學真理。

周培源曾直言不諱地說：“狹義相對論搞不動，廣義相對論有爭議。” 面對中科院愛因斯坦批判小組所著的《相對論批判》一文，周培源在會議上明確表示，相對性原理和光速不變原理“（這）兩條原理是很重要的”。他強調了愛因斯坦在“運動理論”方面的重大貢獻。同時，在廣義相對論方面，他承認廣義相對論在科學上還存在爭議。會后，周培源找到科學院負責人劉西堯，嚴肅指出：“不宜把這樣的文章拿到全國性的刊物上公開發表，否則會產生不良的國際影響。”顯然，周培源認為“這樣的”文章在科學上是荒謬的，在未來也一定會成為一種國家的恥辱。據周如玲回憶，周培源在參加完座談會回家之后，曾這樣說道：“他們要在黨的機關刊物上，刊登打倒相對論的文章，簡直是要鬧出歷史大笑話。我把我的意見告訴了劉西堯，不知他們聽不聽。”后來，劉西堯采納了周培源的建議，并“降低了對相對論批判的基調”。事實上，批判組早期成員“對于理論物理學研究，他們多是外行，至少也是缺乏經驗”，這也可以解釋《相對論批判》在科學上站不住腳的原因。周培源反對刊登《相對論批判》的建議，不僅是在堅持捍衛中國科學界的形象，更是在捍衛科學家的尊嚴。

第二，為愛因斯坦辯護。

在這場聲勢浩大的運動中，批判文章不僅對相對論進行哲學和科學上的批判，對愛因斯坦本人也進行了惡意的攻擊。周培源對這種扭曲事實的人身攻擊深惡痛絕，更何況他曾在愛因斯坦身邊做過研究，對愛因斯坦非常尊敬。周如玲曾這樣評價愛因斯坦在父親心中的地位：“愛因斯坦是周培源最崇敬的偉大科學家，他一生都在追隨愛因斯坦”。1955年，愛因斯坦逝世，周培源曾撰文悼念，稱愛因斯坦是“當代最偉大的物理學家，人類正義事業的積極支持者”。即使在文革時期，面對如此大的政治壓力，周培源仍然堅持為愛因斯坦辯護，這部分出于他個人對愛因斯坦的尊敬，部分出于他不愿扭曲事實的耿直性格。在1969年針對《相對論批判》的座談會上，周培源在許多方面對愛因斯坦進行了辯護。比如，指出愛因斯坦“生活比較儉樸”，“支持猶太復國主義”，“愛拉小提琴，（并）覺得比自己的物理高明地多”。在原子彈問題上，指出愛因斯坦之所以要研究原子彈，是因為當時納粹要搞原子彈，且他沒有直接參與原子彈的具體工作。

第三，保衛中國的科學事業。

1970年8月，陳伯達下臺后，北京批判愛因斯坦的運動開始勢微。這時，周培源轉向科學與哲學的關系問題，認為這場運動的核心在于陳伯達等人在科學與哲學上制造的混亂，而這場混亂會嚴重阻礙中國科學事業的發展。周培源在這場聲勢浩大的反對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運動中，敏銳地感知到，陳伯達等人要反的不僅是愛因斯坦，要革的也不僅是相對論的命。1971年年底，在國務院召開的全國高教工作會議上，周培源“強烈地聲討了陳伯達等人制造的批判愛因斯坦的反科學行徑”，同時強調“理科教育和基礎理論研究”。關于重視基礎科學這一觀點，他與周恩來的想法不謀而合。1977年，在高能物理會議上，周培源指出，陳伯達當年搞相對論批判，“現在看得很清楚實際上是反對加強自然科學基礎理論工作的”。周培源在《“四人幫”破壞基礎理論研究用心何在》一文中這樣寫道：“周總理關于加強基礎理論學習和研究的指示，對于我國科學事業的發展和科技人才的培養具有重大意義。由于‘四人幫’的干擾和破壞，在科技界和教育界造成了嚴重的后果。”在那個特殊的時代，敢于站出來捍衛基礎科學的發展，是需要膽魄和風骨的。楊振寧曾由衷地贊嘆道：“大家對周先生很佩服，因為他不怕壓”。

第四，必要的妥協。

1970年4月，面對陳伯達等人的壓力，周培源曾私下表示：“他們想批判愛因斯坦真是可笑，科學上是搞不動的，至于哲學上愛因斯坦是唯心還是唯物，他們要怎么說都行。”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也有少數物理學工作者公開反駁各種反科學的論點，但是“這些反批判文章只能就具體的物理問題提出反駁，而未能在哲學上和政治上為愛因斯坦公開辯護”。在這一點上，周培源也不能例外。在科學問題上，周培源是堅決捍衛真理的，而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周培源也不得不進行必要的妥協，既然科學真理是底線，堅決不能動搖，就只好從哲學入手批判一下愛因斯坦的唯心主義了。

1976年10月之后，中國終于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陰霾，科學也迎來了屬于自己的春天。周培源曾坦言，他這一輩子經歷過兩次解放：“第一次是1949年1月31日，我冒著嚴寒和風沙從清華園騎自行車到北京前門，去迎接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北京城，去迎接新社會的新生活；第二次是，1976年10月，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了萬惡的‘四人幫’，祛除了一度彌漫在我國上空的陰霾，使黨的陽光普照祖國的萬里河山，我和首都人民一道，走向天安門廣場，參加慶祝勝利的游行，歡呼祖國的再次新生。”

4.3、蔭育賢才的師者風范

周培源被譽為“桃李滿園的一代宗師”，他為中國培養了幾代力學家與物理學家——王竹溪、張宗燧、彭桓武、林家翹、錢偉長、郭永懷、胡寧、張守廉、何澤慧、王大珩、于光遠等都是他的入室弟子，而像楊振寧、錢三強這樣聽過他講課的學生更是不計其數。周培源對學生們的課業要求很嚴格，對他們的論文總是反復修改，甚至連標點符號都不放過。他的學生至今都記得周培源是怎樣指導自己閱讀論文、選定題目、進行科學實驗以及撰寫論文的。他的一位學生曾這樣說：“在我撰寫的博士論文及發表的有關論文中，浸透著周老的心血。每一篇論文的完成及其英文表達，無不經周老數次悉心修改。”

除了在學術上悉心指導學生，周培源還從生活上和思想上關心照顧他們。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很多學生都積極參加了進步活動，他一直默默保護他們，并盡力幫助他們完成學業。1948年12月，面對人民解放軍的雷霆之師，清華師生自發組織了巡邏隊。周培源作為帶隊老師，每晚都背著獵槍與學生一起徹夜巡邏。當他的一位助手在“文革”期間陷入極端孤立的處境中時，周培源不避嫌疑，托人給他捎話，希望他不要悲觀，短短幾句話，頓時讓這位七尺男兒感動得號啕大哭。

4.4、服務人民的科學研究

1942年，周培源在其《湍流講義》的序言中曾這樣寫道：“1931年秋，中國被侵后，很多中國物理學家將他們的注意力從純學術研究轉到實用和可立即應用的問題。他們中很多人自此犧牲了他們的學術事業，而在與國防有關的不同工業部門中任職。本作者原來主要興趣亦在相對論、量子力學和物理學的基礎理論方面，后也相繼閱讀了空氣動力學和外彈道學，最后閱讀了流體力學中的困難問題‘湍流’。”周培源認為，物理學家們常常忽視政治斗爭的重要性，不注意政治與業務的不可分性。他常常提到物理學與人民的需要相互結合，新中國成立以后，他提出要從先進的蘇聯物理學工作者學習知識和經驗，為祖國的國防和生產建設而服務。在周培源看來，科學研究要服務于人民，服務于國家的發展。

4.5、老科學家的社會責任

周培源先生與很多老一輩的科學家們一樣，把科學家的社會責任看作是理所應當的事情。1957年，周培源先生在一篇演講稿中提到：“……（科學家們）用他們的科學知識影響人民對于社會發展的觀念。從人民對其貢獻的熱情反應中，科學家自己也受到了教育，并且感受到了他們對同胞應該負起的社會責任。”周先生曾提出：“人民目前的生活水平仍然很低，而科學的責任就是盡快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周先生認為，科學家應該多與其他國家的科學家進行積極合作。周培源先生強調科學家們不分國籍，多交流合作，為祖國的建設和全人類的和平發展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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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結

20世紀對中國來說是從沉淪到振興的奇跡般的一百年，而這100年正好貫穿了周培源先生的一生。他的一生都奉獻給了科學事業、教育事業與社會發展，在中國科學比較孱弱的年代，他用自己行動生動詮釋了集科學精神與科學家精神于一身的完美人生，這也是小科學時代傳播科學精神與科學家精神的典范，尤其是在那個極端動蕩的年代，捍衛科學精神就是給整個社會提供一種確定性，能夠做到這一點是非常不容易的，時至今日仍顯得彌足珍貴。

回望周培源先生的一生，年輕時養成的科學精神一以貫之地構成了他的堅定信念，這種信念也完美地支撐了他的職業生涯，即作為科學家的精神氣質得以貫徹始終，即便在極端惡劣的條件下，也沒有放棄這些信念，故而得以在波瀾起伏的時代大潮下保持了一種士人該有的精神氣質與風骨擔當，而沒有成為時代的犧牲品，并終成 “一代宗師”。在整個社會人文社科知識極度貧乏，科技落后反智盛行的年代，就個人而言，我們不想苛責特定時代下的妥協與扭曲，由此可得到兩種肯定性推論：其一，科學精神是根本，科學家精神則更多的是一種擴大了的職業規范，它的穩定性依賴于個體內在科學精神的鞏固性；其二，特定時代的總體科學精神濃度（理性精神濃度）對個體的科學精神與科學家精神的堅守強度具有保護與支持作用。換言之，如果整個社會的科學精神（理性精神）很孱弱，那么，堅持科學精神的個體的規模與強度也將隨之減弱，畢竟隨大流、趨利避害以及中庸的處世之道是人的本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整個社會培育與塑造濃厚的科學精神氛圍對于當下的中國具有巨大的潛在意義。畢竟只有公眾普遍的堅信，并收獲相應回報，科學精神與科學家精神才能在各種觀念與信念的競爭中生存下來，并繁盛起來，一味指責與強調是于事無補的。

本研究得到中國科普研究所“科學精神的結構化分析、傳播路徑與模式研究”課題的資助，特此致謝。姚月，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博士生；李俠，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教授。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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