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惡和愚昧總是相伴同行

一個老畫家曾向我介紹過幾十年前的一次遭遇。

那時候，他喜歡雕塑，用膠泥塑造出一個個戲曲人物。也沒有什么別的戲曲，不過是幾出樣板戲而已。

他家的屋子里，裝滿了惟妙惟肖的戲曲人物，人們看了都嘖嘖稱贊。

有一次，他被革委會帶走調查，關了一天一宿。原來，有人舉報他是國民黨特務。

因為實在找不出什么證據，畫家被放了回來。當他回到家里，卻發現自己辛苦雕塑的作品，一個個被砸得粉碎。

家里人告訴他，革委會懷疑他把發報機藏在雕塑里。

這件事讓他深受打擊，從此以后再也不碰雕塑。

每當欣賞雕塑作品的時候，我就想起那位老畫家的經歷。人變得有多愚蠢，總會懷疑身邊的人是特務？變得多愚蠢，砸爛人家的雕塑尋找發報機？

然而，在那個荒唐的時代，這樣的行為從來沒有人認為是愚蠢的。

我小時候看過一本連環畫《海島女民兵》，有個潛伏于小漁村的國民黨特務劉阿太，把發報機藏在假肢里面。

幾年后，當我到一個小鎮上去上學的時候，遇到一個裝假肢的人。我總看他不像個好人，懷疑他假肢里藏著發報機。幸虧我那時只是一個孩子，如果是一個握有權力的人，豈不會做出傷天害理之事？

隨著年齡的增長，漸漸地有了思考的能力，能分辨善惡是非，才不致在邪惡愚昧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后來，我聽說這樣一件事，黃梅戲著名演員、《天仙配》中七仙女扮演者嚴鳳英因不堪批斗自殺后，軍代表懷疑她肚子藏著發報機，下令把她的尸體解剖搜查。

剛聽說這件事的時候，我有些不相信，懷疑是網上謠傳。這件事如果屬實的話，比砸爛雕塑搜查發報機，豈不要邪惡一千倍？

直到找到中新社的一篇采訪報道，才相信這樣的殘暴竟是血一樣的事實。

在這篇報道中，嚴鳳英的丈夫王冠亞向中新社記者介紹了妻子蒙冤慘死、隨后又被開腸破肚的經過。

王冠亞說，“文革”中，嚴鳳英被貼了無數大字報，指控她反黨。連續多天批斗，嚴鳳英已經被折磨得身心疲憊，全靠安眠藥控制。

1968年4月8日，嚴鳳英照例服藥入睡，一個小時候后，嚴鳳英在床上痛哭，并讓丈夫看桌子上的遺書。遺書中說：“我也演過一些‘封資修’的毒草壞戲，我是有錯誤的，革命群眾斗我，我是擁護的，但我不反黨……”。

得知嚴鳳英服毒后，王冠亞立即讓年幼的大兒子小亞到樓下找文化局的醫生來搶救，由于合肥很多醫生都被打成了“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只有3個部隊醫院還在運作，3名跟嚴鳳英私下交好的醫生來為其搶救。

王冠亞說：”整個劇團只有一部電話，而這部電話已經被軍代表控制了，我再三請求讓醫院來救護車，救護車沒來，卻來了一群‘造反派’，說嚴鳳英你會演戲，現在不要再演了！要她交待那張大字報揭發的罪行！嚴鳳英委曲地哭著申辨，講自己是擁護黨的，她還哭著申辯自己是擁護演現代戲的，講那張揭發她反對江青的現代戲的大字報是造謠誣陷！……她邊哭邊講，越講越沒有氣力。”

王冠亞看到求“造反派”沒用，便去借板車，幾經波折才弄到板車，用板車將嚴鳳英拉到醫院。醫院說必須開介紹信才能看病，王冠亞再三央求無果，只能返回劇團開介紹信，此時嚴鳳英的瞳孔已經擴散。

嚴鳳英死后不到一個小時，劇團的領導就趕來了，任務只有一條：嚴鳳英之死有不少疑問，有人檢舉她是國民黨特務，是奉命自殺的，所以要剖開她的肚皮挖出她的內臟，檢查她肚子里的特務工具。王冠亞堅決不同意，卻也無可奈何。

王冠亞說，醫生用手術用的小斧頭從咽下砍起，向下一根肋骨一根肋骨地砍，然后把內臟拉出來，剖開，找所謂的“發報機”、“照相機”等“特務工具”——當然一無所獲！只查到一百多粒安眠藥片。

后來我又找到王冠亞寫的回憶錄，回憶錄提到迫害嚴鳳英的軍代表叫劉萬泉。

據說文革結束后，調查組找劉萬泉調查時，他承認了迫害嚴鳳英的事實，卻絲毫沒有悔意。他沒有因為這件事受到懲罰，以老干部的身份養老，享年八十多歲。

惡人逃離世上的懲罰，還能逃離死后的審判嗎？

人的殘暴和愚昧密切相關，人有多愚昧，就會有多殘暴。

在朋霍費爾看來，愚蠢是一種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種理智上的缺陷。越是良知缺失，肆意作惡的人，越是極其愚昧的人。

朋霍費爾說，愚蠢是后天形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某些環境中形成的，在這種環境中，人們把自己發展成蠢人，或者允許別人把自己發展成蠢人。就是這些受邪惡操縱極其愚蠢的群體，在人類歷史上書寫了一起起慘不忍睹的暴行。

本文寫作參考：《王冠亞憶愛妻嚴鳳英之死》 人民網 201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