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何將土地改革稱為繼軍事斗爭以后的第二場決戰

文/胡新民

1949年12月4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會上毛澤東就土地改革和財經工作發表講話。他說：土地改革是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繼軍事斗爭以后的第二場決戰。（《毛澤東年譜 1949-1976 第一卷》第55頁，以下簡稱《年譜》）

“中國歷史上幾千年來最大最徹底的改革”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毛澤東從中國民主革命的根本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的核心問題是土地問題的基本觀點出發，認為要動員億萬農民群眾起來革命，必須徹底地實行土地改革。

因此，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在解放區廣大農村進行了波瀾壯闊的廢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斗爭。到新中國成立以前，有1.25億人口的老解放區進行了土地改革，約占全國農業人口1/3的農民解決了土地問題。全國尚有約占總數2/3的農民還被束縛在封建土地制度之下。

◆1947年，中國共產黨召開全國土地會議，頒布《中國土地法大綱》。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面臨的一個十分重大的任務，是在新解放區（指1947年夏秋之際，解放戰爭轉入反攻階段以后解放的地區）進行土地改革運動。這是一項關系到新中國政權能否穩固的重大舉措。如果土地改革失敗了，剛剛建立的新中國就會失去億萬農民支持，工農聯盟就會解體，人民政權就會垮臺。鑒于土改的極端重要性，毛澤東決定親自領導這次土改。

1949年11 月29日至30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一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政務委員列席會議。他在會上指出：“三年五年恢復，十年八年發展，過三關以后就好辦了。第一關戰爭，第二關土改，到社會主義這是第三關就好過了。”（《年譜》第53頁）

毛澤東一直關注各地的土改進展，總是強調要搞好調查研究，實事求是，講究策略，嚴格執行各項政策。例如：

1950年3月12日，毛澤東關于征詢對富農策略問題的意見，復電鄧子恢并告林彪、饒漱石、葉劍英、彭德懷、鄧小平。特地指出：“土改規模空前偉大，容易發生過左偏向，如果我們只動地主不動富農，則更能孤立地主，保護中農，并防止亂打亂殺，否則很難防止。”（《年譜》第102頁）

◆1950年6月6日，毛澤東主持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七屆三中全會，在會上就土改問題作了發言。主席臺右起：朱德、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陳云。

1950年6月6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的講話中指出，完成土地改革是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基本好轉，開始有計劃經濟建設的重要條件之一。要在三年內有計劃、有秩序地完成新區的土地改革。（參見中央文獻出版社：《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第一冊》第250頁—256頁）

在6月14日召開的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劉少奇作了《關于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就土改的目的意義方針政策作了全面的闡述。劉少奇在報告中說：

“土地改革的基本內容，就是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少地的農民。這樣，當作一個階級來說，就在社會上廢除了地主這一個階級，把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改變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這樣一種改革，誠然是中國歷史上幾千年來一次最大最徹底的改革。”

他還回顧老解放區土改的經驗教訓，總結道：“我們在今后的土地改革中，不能容許混亂現象的發生，不能容許在偏向和混亂現象發生之后很久不加糾正，而必須完全依照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級人民政府所頒布的法令及其所決定的方針、政策和步驟，有領導地、有計劃地、有秩序地去進行。因為我們今后的土地改革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土地改革，只有這樣，才能符合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

為此，他特別強調：“為了在土地改革中及時地鎮壓與處分惡霸分子、特務反革命分子及地主階級中的反抗與破壞活動，并處理農民對于這些分子的控訴，應該組織人民法庭來擔負這種任務。”（中央文獻出版社：《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第二冊》第289頁、290頁、第305頁、306頁）

◆1950年6月30日，毛澤東發布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

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

為了確保《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的正確實施，在總結老解放區的經驗教訓和集思廣益的基礎上，政務院及時討論通過了一系列的配套法律法規。其中主要有：6月30日的《人民法庭組織通則》、7月5日的《農民協會組織通則》、8月4日的《關于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1950年11月6日的《關于土地改革中對華僑土地財產的處理辦法》、11月21日的《城市郊區土地改革條例》和1951年4月21日《關于適當的處理林權、明確管理保護責任的指示》等。

一系列配套的法規和文件的制定和發布，使土地改革有了明確的原則和政策。因此，土地改革根據各地的具體情況，有領導、有計劃、有步驟、有秩序地分期分批進行。

由于實行了正確的方針政策，新中國成立后的土地改革進行得比較順利。到1952年底，全國大陸地區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到1957年底，除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外，其他牧區和漁區、林區也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到1959年，西藏廢除農奴制度，完成了民主改革。全國大陸廢除了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徹底消滅了封建地主階級，并在勞動中把原有的地主分子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土改的重大歷史意義

全國大陸地區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使古老的中國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首先，中國世世代代貧苦農民和無數志士仁人夢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的夙愿，終于通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改革運動變成了現實；其次，建立和鞏固了農村基層人民政權；再次，解放了農村生產力；第四，改善了農民生活；第五，推動了農村教育文化衛生事業的發展。總之，這次“中國歷史上幾千年來最大最徹底的改革”，為中國向現代國家轉型奠定了基礎。

毛澤東一直高度重視國家工業化問題。1949 年3月5日，即新中國建立前夕，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再次強調了關于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問題。他指出：“在革命勝利以后，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4卷，第1437頁）

工業化指的是原先以農業經濟為主的國家的工業經濟比重不斷提高，以達到取代農業經濟成為國民經濟主體的過程。具有高度發達的工業經濟是一個現代國家的主要標志。土地改革解放了生產力，加快了農村經濟增長，為工業化提供豐富的原料，勞動力和市場；農民解除地租剝削后，農業剩余僅為國家和農民分享，又為國家積累工業化資金創造了有利條件，從而推動中國工業化的進程。

◆這是土地改革中湖南岳陽縣策口鄉農民燒毀舊地契。土地改革從根本上鏟除了封建制度的根基，帶來了農村生產力的大解放、農村經濟的大發展、農民生產積極性的大提高，為新中國逐步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掃清了障礙。

雖然這次土地改革是作為一場經濟領域的變革出現的，但實際上有著深刻的政治方面的意義。因為沒有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農民在政治上的參與，中國的政治現代化是不可能實現的。因此，為了實現國家工業化，必須先有農村的土地改革；而農村的土地改革，又可以為中國政治現代化開創出新的局面。這樣，在伴隨著土地改革的完成和工業化起步的過程中，中國政治現代化的進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

第一，建立起新的行政管理制度是中國政治現代化的一個重要內容。土地改革在進行分田地，打破農村宗族勢力統治的同時，建立農村基層政權，改變過去各自為政，一盤散沙的政治結構。這種上下相通，城鄉聯系的基層行政管理制度，一方面是國家權力能直接下達到鄉村，提高了新中國的政治控制能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廣大農村保持長期穩定，對中國這樣一個地域廣闊歷史悠久的農業大國來說，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對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而高效嚴密的農村基層組織是保證這一龐大行政系統有效運行的關鍵。每個鄉村還建立了民兵組織，成為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和保衛翻身果實的重要力量。農村的穩定發展為工業化免去了后顧之憂。

第二，土地改革運動同時還喚醒增強了農民的民主意識和政治參與意識。土改以后，傳統鄉村權威因身份的重新劃分而喪失，加上首次頻繁地接觸黨政干部，農民在感受自身定位日益提高的同時，萌發了民主意識。在運動中受到中央政府從未有過的高度重視，并親自建立起代表自己意愿的權威組織，體驗當家作主的滋味，農民的參政議政意識和要求也不斷增強。土地改革不僅使農民在經濟上更在政治上翻了身，通過在實踐中切切實實地培養其民主觀念和政治熱情，有力地推動了整個中國現代化的發展。

我國憲法學著名學者許崇德，曾經親身參與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農民投票選舉人大代表的整個過程。

1953年夏，《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頒布。剛剛畢業并留校任教的許崇德被派往山東泰安，參加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在農村開展的第一次基層普選試點工作隊。他同工作組其他同志一道幫助當地的鄉政府，經歷了從選民登記一直到召開第一次鄉人民代表大會的全過程。許崇德一邊學習選舉法和有關的中央文件，一邊進行實際操作，實驗選舉制度的每一個環節。

◆許崇德

許崇德清楚地記得，開選舉大會那天，鄉親們緊挨著站在一起。大會主持人念完候選人的名字，就宣布同意的舉手，不同意的不舉手，這樣就把鄉人大代表選出來了。許崇德后來回憶道： “農民千百年來受壓迫，現在第一次參加選舉，他們的積極性非常高。在當時老百姓的心目中，有選舉權的才是人民，沒有選舉權的那就是專政對象了。”“被選上的村民樂得合不攏嘴。”目睹盛況的許崇德，當時就深刻認識到，農民一直占中國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千百年來飽受剝削壓迫，總算迎來了第一次當家作主的時刻，這無疑是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三十多年后，許崇德有機會故地重游，一個令他意外的收獲是：從當年參加過這次普選的一個老鄉手中，竟然找到了一張被珍藏著的早已發黃了的“選民證”。他感慨萬分：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普選。

第三，這次土地改革在農村建立起新型社會關系，改變了農村的社會面貌。傳統社會農民與地主是一種不平等的人身依附關系，土地成為維系這種關系的基礎。土改后，這種封建性依附關系被摧毀，農民實現了從未有過的身份自由和人格平等，社會地位、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都明顯上升，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全新的人際關系，從根本上動搖著農村的封建思想觀念，同時，土改打破了宗族勢力統治，削弱人們的宗族意識，用更為廣泛的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觀念取代這種狹隘的思想，使人們在新的集體主義和國家至上的意識激勵下，齊心協力地建設新中國，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土地改革過程中，政府廣泛動員農民參與運動的同時，更強調有序的領導，培養大批干部組成工作隊深入到廣大農村地區，組織城市知識分子到農村參與土改，這些舉措無形中擴大了城鄉交流，黨內外知識分子頻繁往來于農村與城市給農村帶去文明的生活方式和先進的科技知識。各地農村開展文化掃盲運動、愛國衛生運動。新的科學知識開始傳布。勞動光榮逐漸成為風氣。同時，翻身農民的子弟開始大量進入學校。這一切，都對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村社會進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杜潤生（左一）。

2015年10月，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的杜潤生去世。他晚年在回憶他親耳聆聽毛澤東關于土地改革的指示時寫道：

“毛主席的這個指示，豐富了中國土地改革的政治內容。盤踞于全國鄉村的豪紳地主統治，被農民推翻，代之以民主政權，中央政府號令可以上下貫通無阻，這為經濟發展創造了一個重要的政治前提。國外曾有些學者評價中國土地改革，認為農民所得土地無多，意義不大，他們恰恰忽視了通過土改對基層政權實行民主改造，對于國家發展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知識分子受到強烈的震撼

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歷來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毛澤東明確指出：“工作沒有知識分子，不能治國、治黨、治軍。”（《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233頁）因此，早在抗戰時期，延安就成為了很多知識分子心中的“圣地”和“燈塔”。新中國成立前夕，絕大部分知識分子都留在了大陸，包括1948年南京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曾經評選出的81位院士中的60位。

為了讓知識分子盡快適應國家的轉型，中國共產黨采取了三種方式引導和促進知識分子轉變思想：一、組織他們學習了解黨的理論和人民政府的各項方針政策；二、引導他們在自己的業務實踐中提高認識；三、組織他們參加各種社會實踐。第三種方式的教育作用最為直接。當時安排到農村去參與土地改革實踐的知識分子，受到了強烈的震撼。

對知識分子參與土改的舉動，毛澤東很贊賞。1951年3月，毛澤東表示，非常歡迎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參加土地改革，他說:“只要他們愿意去，就要歡迎他們去，不要怕他們去，不要向他們戒備，因為他們不是反動派。好的壞的，都讓他們去看，讓他們紛紛議論，自由發表意見，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年譜》第320頁）

◆馮友蘭

1950年1月27日，在清華大學任哲學教授的馮友蘭第一個報名參加了京郊土改。他和夫人任載坤，先到豐臺西北的張儀村，后轉到盧溝橋鎮，參加了一個半月的土改。后來在清華學生主辦的討論會上，馮友蘭談及自己參加土改的動機：第一，封建土地所有制度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物質基礎，不摧毀它，便不能使中國社會變質；二，取得一點革命經驗，以充實從書本上得到的知識；三，在客觀方面與地主斗爭，在主觀方面與自己潛在的地主階級感情斗爭，如是可以加速自己的進步。馮友蘭深入農村后，因發現農民中落后思想很普遍，又感覺自己有教育和引導農民的責任。

馮友蘭在他的《土改工作中的群眾路線》中寫道：

“在參加土改工作的一個半月中，我開始了解怎樣是走群眾路線，并且也學了一點怎樣走群眾路線。原來土改工作，大部分都是農民自己辦的。工作組的任務，是組織他們，提高他們的階級覺悟。用工作組的術語說，就是‘組織隊伍，檢閱隊伍。’隊伍組織形成以后，有了積極分子作了骨干，事情就由隊伍去干了。工作組只要把握政策，看見隊伍士氣不足的時候，就要設法鼓勵。有時太過火了，就要設法拉回。好像一個船上掌舵的人，只管把定船的方向，至于船走，就要靠群眾了。”

1950年5月至8月，在毛澤東的建議下，被稱為“中國最后一位儒家”的梁漱溟，參加了以章乃器為團長的土改考察團到四川考察。梁漱溟長期關注農民問題。毛澤東希望聽聽他在實地考察后對土改的看法，看看土改還有哪些不足。

◆梁漱溟

1951年9月3日，毛澤東同梁漱溟談話并共進晚餐，了解他參加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團期間，對西南土改和對四川的印象。在梁漱溟談到土改有過火現象時，毛澤東說：你說的情況別的地方也有發生，但我們總的政策是斗倒地主，分田分財，給他出路。大多數地主有活路，不會自殺，也不會反抗。問題是貧雇農受苦受壓多少年了，怒火一點著，就難以控制，于是對地主非打即罵。我們應該認真貫徹執行政策，努力說服教育農民。關鍵是土改工作隊的干部，只要他們能執行好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梁漱溟說：四川解放不到兩年，能出現這樣安定的情勢，不容易，變化這么快，出乎我意料。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個很亂很復雜的地方。

從上世紀30年代就被史學界稱為“史學二陳”的陳垣（另一位是陳寅恪），從1929年6月起正式出任京城四大名校之一的北京輔仁大學校長。1952年6月，全國高校院系調整，輔仁大學并入北京師范大學，輔仁大學校園也被劃為北京師范大學北校區。陳垣任北京師范大學校長直至去世。在北京師范大學的官網上，有這樣的介紹：

◆陳垣

“1951年5月，陳垣受命擔任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團的總團長，他不顧體弱年邁，在四川巴中地區四處走訪，所見所聞讓他‘思想上起了階級的變化’，‘認識了群眾偉大的創造力’，他認為，所謂‘超政治’‘超階級’的學術生活是不切實際的。他決心轉變自己，‘我從西南回到北京后，正是京津高等學校教師學習開始，在這次學習運動中，除了我自己努力以外，還要依靠群眾的幫助，來徹底改造自己的思想。”

王淦昌是“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1996年，他向撰寫他的傳記的作者講述了他參加土改的整個過程，因為他當時寫過詳細的日記。最后他說：“許多年后，我曾多次回憶起這段經歷，一直覺得受益匪淺。盡管我生于農村，幼年時也在農村生活了多年，但對于地主如何剝削農民、壓迫農民并不了解，因此參加土改，對我來說是人生的重要轉折，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育。最重要的是使我理解了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將農民組織起來，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勝利。”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改革，和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的“均田地”有著根本的區別。“均田地”仍然沒有改變土地私有制的性質，因而仍處于封建社會制度的圈子內。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改革，通過農業合作化，實現了土地公有化，即集體所有制，這就使中國的社會制度徹底告別了封建社會。只有在這個基礎上，中國才能夠向現代國家轉型。否則，就只能在封建制度的圈子里打轉轉。

新編高中歷史教科書《中外歷史綱要（上）》在論述土地改革的時候，列出了一個“思考點”：“毛澤東說，土地改革‘是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繼軍事斗爭以后的第二場決戰’。你怎樣理解這句話？”

沒有這場決戰的勝利，就沒有今日中國。這應該是每一個受過中學教育的中國人都能夠理解得到的。

本文為《黨史博采》原創
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侵權必究
維權支持：河北冀能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