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協還是眼饞民間的草根球賽了

1.

果不其然，足協還是沒忍住眼饞，盯上越來越熱鬧的民間足球比賽了。

8月25日，足協發布關于印發《中國足球協會社會足球賽事活動賽風賽紀管理辦法（試行）》的通知，強化社會足球跨區域賽事報備及違規處罰機制。

足協把在中國境內依法舉辦的各級各類群眾性足球賽事活動，統稱為社會足球賽事活動，也就是說，貴州村超，蘇超，贛超，漢超，湘超……這些民間的非職業球賽，都叫社會足球賽事，都要受足協管理。

按理說，一個行業協會所能行使的權利和管轄的范圍，只限于協會的會員，足協怎么還能伸手監管上面這些非會員的民間足球賽呢？

為此，我特意查了一下資料。

中國足協雖然在法律上是“民間組織”和“非營利性組織”，但在實際運作中，它具有非常濃厚的“官方”或“政府背景”色彩，被賦予了大量行政管理職能，它更像一個“延伸的政府機構”而非純粹的民間協會。

中國足協與國家體育總局足球運動管理中心（簡稱“足管中心”）在歷史上長期是“一套人馬，兩塊牌子”。

足協的核心領導（如主席、秘書長等）通常由國家體育總局任命或推薦，很多領導本身就來自體育總局系統，這與完全由會員選舉產生的西方民間協會不同。

足協的運作資金部分來自市場開發（如贊助、版權收入），但也嚴重依賴政府的財政撥款和支持。

中國足協管理全國足球運動的權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體育法》等法律法規授予的，它代表政府行使行業管理職能，它既是行業的自律組織，又是事實上的“管理者”。

然而，中國足協在法律上對非會員的民間足球比賽沒有直接的、強制性的監管權，但通過多種間接方式和現實中的影響力，其監管范圍可以有效地覆蓋到這些比賽。

這是中國足球管理體制的核心矛盾。

那么足協為什么突然把手伸向民間足球賽呢？

無利不起早，下面我們聊一聊足協盯上民間足球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2.

這幾年，民間足球比賽蔚然成風，最先帶頭的是貴州榕江村超。

榕江村超全稱貴州榕江（三寶侗寨）和美鄉村足球超級聯賽，它的爆火并非偶然，而是天時、地利、人和多種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結果。

首先，足球在榕江有深厚的人群基礎。

榕江縣的足球運動可以追溯到上世紀40年代，擁有超過80年的歷史。

足球在榕江不是“貴族運動”，而是真正的“全民運動”，幾乎每個村都有自己的業余足球隊，球員也大多來自各行各業：

種地的、打工的、做生意的、開出租的、老師、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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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江當地流傳一句話：

“榕江人會說話就會唱歌，會走路就會跳舞，會喝水就會喝酒，會跑步就會踢球。”

這種“業余身份”和“專業熱情”的反差，是“村超”能夠辦起來并如此火爆的根本原因。

其次，榕江政府對村超的巧妙引導與支持，是村超火出圈的關鍵推力。

榕江最初的鄉村足球聯賽完全是大眾自發組織的。

由于榕江政府本身就在積極探索“新媒體賦能鄉村振興”的路子，甚至被稱為“貴州新媒體幫扶第一縣”，所以當政府敏銳地發現了這一活動的巨大潛力時，他們沒有強行接管球賽，而是轉變角色，從“主辦者”變成“服務者”和“保障者”。

政府提供場地、安保、組織、宣傳等后勤保障，讓民間足球熱情得以盡情釋放。

政府還動員了大量本地新媒體從業者、直播團隊、短視頻博主對“村超”進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傳播，成功地將線下球賽轉化為線上流量。

榕江“村超”遠不止是一場足球賽，它更是一個民族文化嘉年華。

球員參賽不為高額獎金，冠軍的獎勵是本地小黃牛、豬、羊等土特產，他們只為村集體榮譽和對足球最純粹的熱愛。

村超觀眾席上沒有“地域黑”和罵聲，只有無盡的助威加油和歡笑。

村超中場休息時，沒有商業廣告，取而代之的是榕江各民族啦啦隊的風情表演：

侗族大歌、苗族的舞蹈、瑤族的特色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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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原生態、高質量的文化展示，讓觀眾大飽眼福，這是任何職業聯賽都無法復制的獨特體驗。

村超充滿煙火氣的比賽畫面、極具視覺沖擊力的民族表演、各種“接地氣”的搞笑瞬間（如“卷粉射手王”、“倒掛金鉤”等），通過抖音、快手、視頻號等平臺迅速傳播，形成了現象級的“破圈”效應。

當人們對精致但商業化過重的職業足球比賽感到疲憊時，“村超”這種土生土長、充滿原生力量的足球形式帶來了一種全新的視覺和情感沖擊，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魅力。

村超不是被刻意“設計”出來的產品，而是民間活力與政府智慧良性互動的結果，是鄉村振興新模式的精彩實踐。

3.

再來說說蘇超。

比起榕江村超，蘇超的火爆又是另一個版本的敘事。

蘇超同樣也是政府組織的非職業球賽，但比榕江村超的級別高出一大頭。

跟村超絕對的草根反差屬性相比，蘇超在專業性和商業化方面更勝一籌。

蘇超的火爆不單離不開民間足球聯賽火熱的大環境，還離不開它十三個城市的梗文化推動。

一句“比賽第一，友誼第十四”，讓蘇超成為了江蘇十三太保互相較勁的另一個戰場。

蘇超十三太保無弱旅，不單吸睛，而且吸金。

蘇超光是前六輪比賽，其帶來的旅行、出行、餐飲、住宿、體育這五個方面的營收就達到了380億。

蘇超的廣告位最早是15000/個，而現在都漲到了300萬/個，漲幅達到了200倍，某贊助歐冠的國際知名啤酒商，連中超都看不上，卻下場來贊助蘇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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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超產生的巨大經濟效益，遠遠超過了比賽本身的勝負意義。

于是乎，諸如贛超，漢超，川超，粵超等一批抄作業的接踵而至，徹底掀起了全國各地民間足球賽的熱潮。

民間足球賽受益最大的是當地的旅游業，所以各地的文旅局對辦足球賽是方興未艾，都在賣力吆喝。

足球比賽促進了當地旅游業的發展，這個功勞不管在政府還是在民間眼里，肯定是算在文旅局頭上的，所有的贊譽也全算到文旅局頭上，沒足協啥事。

這么大的功勞全記在文旅局頭上，足協就不答應了：這可是我們足球行業帶動起來的啊，怎么能把我撇開呢？

但是要從文旅局手里奪走一部分功勞也理虧，畢竟過去這些草根足球賽，不是足協組織主辦的，足協自己的親兒子中超和國家隊，又是多年扶不起的阿斗，掀不起這么大的浪。

一邊是熱火朝天的民間足球比賽，一邊是坐冷板凳的中超聯賽，足協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堂堂一國的頭號職業足球聯賽，被民間的草根球賽搶盡了風頭，叫足協的老臉往哪里擱啊。

既然沒有存在感，足協就自己刷存在感。

你們都不帶我一起玩是吧，好，我就把手伸長一點來管理你們這些民間球賽，做你們上面的頭頭，再分點肉吃。

于是就有了足協發布的《中國足球協會社會足球賽事活動賽風賽紀管理辦法（試行）》。

4.

下面我從法律、現實和邏輯三個層面來詳細解釋：

①.法律層面：基于“會員契約”的有限管轄權。

中國足協首先是一個社會團體法人，它的權力首要來源是其《章程》以及會員（包括地方足協、俱樂部、聯賽等）的認可與授權，這種關系是基于一種“契約精神”。

因此，中國足協的規章制度（如《中國足球協會紀律準則》）對其會員、注冊的俱樂部、注冊的教練員、注冊的運動員等具有明確的、強制性的約束力。

如果是中國足協體系內的比賽（如中超、中甲、中乙、足協杯等），就必須遵守它的所有規定。

對于完全獨立于中國足協體系之外的“純民間比賽”（例如，某個企業內部組織的業余聯賽、幾個小區鄰居自己約的錦標賽、且所有參與方均未在中國足協注冊），中國足協沒有直接的法律依據去強制監管或處罰他們，這類活動更像是一種社會自發性群眾活動。

②. 現實層面：通過“間接途徑”實現廣泛影響。

盡管法律上管轄權有限，但中國足協可以通過以下方式極大地影響甚至監管民間比賽。

絕大多數有一定水平的裁判、教練員甚至球員，都在中國足協注冊。

如果一個民間比賽想聘請有資質的國家級裁判，那么這些裁判本身就受中國足協《紀律準則》的約束。

如果比賽中出現嚴重違規（如暴力行為），即使比賽本身不是足協舉辦的，足協依然可以依據規章對注冊裁判、注冊球員或注冊教練員進行行業內處罰（如禁賽），這實際上就將其監管延伸到了民間賽場。

很多地方體育局或足協為了安全和管理需要，會要求舉辦具有一定規模（如跨區域、多隊伍、有獎金的）的民間足球賽事進行備案。

在備案過程中，主辦方往往被要求遵守相關的管理辦法，而這些辦法通常會援引或借鑒中國足協的規則，這使得足協的規則成為了事實上的行業標準。

作為中國足球領域唯一的全國性協會，它制定的《足球競賽規則》解釋、裁判法、場地標準等，自然而然地成為了所有足球活動的參考標準，即使是民間比賽也大多會遵循。

對于重要的、社會影響較大的民間賽事，如果出現重大問題（如大規模騷亂、嚴重安全事故），體育行政部門可能會介入，并通常會聯合足協這個“專業機構”一起處理，從而使足協的權威得到體現。

③. 邏輯層面：監管的“必要性”與“邊界”。

從積極的角度看，這種延伸監管有助于維護整個足球生態的秩序。

例如，一個在業余比賽中屢屢施暴的球員，如果不受任何約束，可能會流竄于各個賽場繼續施暴，足協的跨賽事處罰能力起到了關鍵的震懾和懲戒作用。

另一方面，這種缺乏清晰法律邊界的廣泛影響力，有時可能導致權力濫用或“管得過寬”的爭議。

例如，一個完全自娛自樂、與足協體系毫無瓜葛的比賽，是否應該因為一個內部沖突而受到足協的處罰？這中間存在灰色地帶。

部分地方賽事組織者（如江蘇蘇超）反映新規增加行政流程（如備案、注冊、保險等），導致辦賽成本上升。

任何一個行業，都會伴隨大規模無約束無干預的野蠻生長后，逐漸被越來越專業化規范要求，足球比賽也不例外。

被足協伸手監管了的民間足球賽，以后還有看頭嗎？

時間會給出一切答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