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工國有化？特朗普要大干快干“美國特色資本主義”

作者 | 晨楓

8月25日，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稱，美國政府正在考慮購入洛克希德、波音、帕蘭蒂爾等軍工公司的股份。“洛克希德·馬丁97%的收入來自美國政府。他們本質上是美國政府的一個部門。……但這從經濟角度來說怎么樣？……我告訴你，一直以來的做法是一種送錢。”

從特朗普思維出發，既然美國政府一直在送錢，持有這些基本上靠吃政府訂單存活的公司的一部分，這自然是理所應當的。

這只是最近的一章。此前的8月22日，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表示，美國政府獲得英特爾10%的股份。在更早的6月，美國政府介入促成日本制鐵收購美國鋼鐵公司，并獲得特朗普聲稱的“黃金股權”，這賦予美國政府對經營的話語權。相比之下，美國政府對英特爾的持股還只是普通股，沒有投票權。

歐洲使得，美國使不得？

美國號稱資本主義舵把子，資本主義的核心就是私有制。在美國朝野的概念中，政府持股是國有化的一種形式，持股多少只是國有化程度的差別，而“國有化=社會主義”這樣的思維又深入骨髓，因此長期以來也一直受到抨擊。

相比之下，歐洲國家政府早有控股大公司的先例。歐洲是資本主義的發源地，歐洲也首先從競爭力為本的自由資本主義和工業資本主義，走到食利為先的壟斷資本主義和金融資本主義。在由儉入奢、用錢賺錢的過程中，經濟由實入虛了。先是有來自美國的競爭，后又有來自戰后德國和日本的競爭，老歐洲的制造業和實體經濟越來越不行，公司的世界從燦若繁星變為寥若晨星。

有過靠堅船利炮殖民世界歷史的老歐洲很理解制造業的重要性，更理解稅入和就業的重要性，極力保護殘存的關鍵制造業，尤其是與國防相關的汽車、造船、飛機、電子等“戰略工業”，主要做法常常就是政府控股甚至全資，并通過合并、精簡而打造壟斷行業的大公司。

這方面英國一馬當先，在70年代把一眾大小汽車公司合并為不列顛汽車公司（British Motor Corp，簡稱BMC），后改名為不列顛利蘭汽車公司（British Leyland Motor Corp，簡稱BLMC），旗下在不同時代擁有過Austin、Morris、MG、Austin-Healey、Wolseley、Riley、VandenPlas、Jaguar、Daimler、Rover、LandRover等品牌。換句話說，英國的大眾品牌除了在20年代已經劃入通用汽車旗下的Vauxhaull，基本上通通劃拉到BMC/BLMC旗下了。

英國政府認定，只有國有化，才能保住這些品牌及相關的就業，但事與愿違，英國汽車的衰落在繼續。在80年代，BLMC變賣大量品牌并重新私有化，同時改名RoverGroup，在1988-1994年間成為英國宇航旗下的一個分部，最后還是被五馬分尸，殘骸散落在寶馬、上汽、塔塔等旗下。

英國宇航（BAe）也是國有化、壟斷化的結果，由英國飛機公司（British Aircraft Corp，簡稱BAC）、霍克-西德利和其他公司合并而成。而BAC和霍克-西德利也是合并的結果。

這樣錯綜復雜的合并史只說明一個問題：隨著新技術門檻的迅速提高和軍購量的降低，軍工公司只有精簡、合并才能存活。英國這樣的小國弄到最后，只“養得起”一個既有規模、又有技術的大公司，而且靠國內市場的話，只有國有化。

BAe1981年就在撒切爾的私有化大潮中重新私有化了，但也傍上了美國。如今BAe與其說是英國公司，不如說是美國公司，是美國軍工“六大”之一，另外“五大”是洛克希德、波音、諾斯羅普、通用動力、雷錫恩。

法國也是一樣，法國宇航（Aerospatiale）、湯姆森-CSF都是國有壟斷公司，如今前者并入空客，后者并入泰利斯集團。意大利的菲亞特也“在國家鼓勵下代行國家汽車公司”的角色，大部分叫得出名字的意大利品牌在不同時代都曾在菲亞特旗下，如Fiat、Lancia、AlfaRomeo、Abarth、Ferrari（現已獨立）、Maserati、Iveco等。

如今，空客、泰利斯、萊奧納多等歐洲軍工巨頭在理論上都不再是國有的，但相關政府擁有很大股份。所以說起來，歐洲使得，美國也使得。只是凡事都有一個“但是”。

聯邦政府現在是英特爾最大的股東，特朗普稱這只是剛剛開始

軍工企業最適合“國有化”？

老歐洲的軍工在主要部類上在很大程度上“一國一公司”化了。國有化也好，國家部分控股也好，私有也好（達索依然是私有的），都改變不了一個事實：除非進口，政府軍購只此一家，別無分店。這是很多弊病的根源，但也解決了利益沖突問題：政府軍購中，沒有在政府控股公司和非政府控股公司之間偏袒的問題。

美國還沒有走到這一步，更不想走到這一步，但也在路上了。

在二戰結束時，美國研發和制造空軍飛機的有共和、北美、康維爾、波音、洛克希德、諾斯羅普、馬丁，還有偏門一點的瑞安、貝爾和專注小型飛機的塞斯納、比奇、派普等，研發和制造海軍飛機的則有道格拉斯、麥克唐納、格魯曼、沃特。現在只有洛克希德、波音、諾斯羅普。如果不是美國政府出手制止，洛克希德和諾斯羅普在90年代也會合并。

目前只有洛克希德擁有第五代戰斗機的設計和制造經驗，但在第六代戰斗機競標中被波音F-47偷營，一般認為這是美國為保持戰斗機工業基礎的特意為之。波音在歷次戰斗機競標中屢戰屢敗，從麥道承接過來的F-18E和F-15E頂多四代半，也只剩最后一口氣了，如果這一次不中標，可能就要永遠遠離戰斗機設計和制造了。諾斯羅普算上格魯曼，也已經快六十年沒有設計和投產一架全新的戰斗機了，在美國海軍的FA-XX項目里蹦跶也難說是第二春，還是絕命前的猖狂一跳。

除這三家之外，美國已經沒有戰斗機設計、制造能力了。通用動力已經退出飛機研發和制造，雷錫恩專注小眾的特型飛機。

美國也堅決避免陷入僅有一家公司能夠研發和制造戰斗機的局面，以防在技術路線上偏離正軌而難以自拔，更要防范出現“店大欺客”的現象。在F-35戰斗機的研發與制造過程中，美國軍方與洛克希德公司之間的關系可謂是相愛相殺。

從軍工公司角度來看，公司的存在是為了盈利而不是為了愛國，技術門檻把“閑雜人等”擋在門外，更加有利于“能榨一分絕不一厘”（英文對應的名言則是：charge what the market can bear）。政府訂單也是波動性的，需要的時候很急，不急的時候則什么時候有下一單都不知道。這還不光是軍方決定的，還有國際國內大氣候、國會撥款等問題。所以，政府對軍工有大量直接、間接撥款補助，用于先導科研和峰谷平衡，軍品價格也反映了這樣的特殊供求關系。

問題是，政府對補助的使用缺乏控制，對軍工公司越來越“太大而不能倒”更不滿意。為此，美國軍方刻意扶持新興軍工公司，平衡“軍工五大”（或者是包括BAe的“六大”）的影響。

在海軍方面，瀕海戰斗艦本身是失敗的概念，但扶持洛克希德-瑪麗埃塔（“自由”級）和奧斯塔爾（“獨立”級）的用意昭然若揭，用以扶持亨廷頓-英格爾斯和通用動力之外的軍船產能。

在飛機方面，代表空戰科技新前沿的無人作戰飛機方面，美國空軍選定克拉托斯的XQ-58（現已重新命名為MQ-58），在更加正式的“協同作戰飛機”（CCA）方面，排除已經上路的波音“忠誠僚機”等，在通用原子YFQ-42和安杜里爾YFQ-44之間競標，同樣是要扶持新的飛機公司，最終與“五大”競爭。

問題是，美國政府購持洛克希德、波音股份的話，未來競爭就有偏袒嫌疑了。不僅在投標中有偏袒問題，在公司研發和投資方向上，也有“內部消息”的問題。這是妨礙資本主義運作的，不僅對排除在外的諾斯羅普、雷錫恩、通用動力是威脅，對新興的克拉托斯、通用原子、安杜里爾是更大的威脅。在本來就高度“關系化”的軍火市場上，加入“內部交易”因素，還有多少頭鐵的新手要踏入這條河流？

歐洲正好是參照。歐洲缺乏新興軍工公司，不僅因為準入門檻高，也因為無法與國有或者國家持有重大股份的大公司競爭。其結果是歐洲軍工技術陷入呆滯，遠遠落后于美國。連外圍技術領域都受到影響，更加廣義但傳統上由軍工首先拉動的ICT、軟件、AI、芯片工業也跟著落后。

美國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F-35戰斗機裝配廠。洛克希德·馬丁公司

學中國還是學英國？

同樣的“更大領域缺乏活力”在美國也開始出現。英偉達還如日中天，需要向美國政府繳納15%的“對華準售費”這樣的荒唐事也出來了。但曾經如日中天的英特爾越來越不能打，需要靠“芯片法案”吊針續命。

從特朗普的視角來看，拜登政府已經通過《芯片法案》對英特爾撥款22億美元，現在還有57億和32億美元兩筆撥款需要撥付。與其是一去不復返的撥款，不如換回10%的股份。但這是誰算計了誰還不好說。

在《芯片法案》里，撥款是有返還條款和利潤分享機制的。也就是說，如果不達到協議規定的KPI，英特爾是需要把收到的補貼返還給美國政府的；如果公司利潤超過預設條件，多出來的公司盈利也要返給美國政府。

但是美國政府購持股份協議之后，這些返還和利潤分享機制都作廢了，實際上取消了英特爾不進則退的壓力，“過度滋潤”后的盈利返還本來就不是問題。英特爾在得到《芯片法案》資助后能不能在技術、工藝和影響上翻身，本來就是廣泛存疑的問題，通過股份與美國政府綁定后是否會重蹈歐洲政府控股大公司的覆轍，很值得觀察。

在更大范圍里抑制新興勢力的成長是更大的問題。美國軍工盡管陷入“五大”壟斷時代，但大門并沒有完全關上，尤其在信息時代，依托硅谷土壤生長、染指軍工依然是可行途徑，帕蘭蒂爾就是例子。

這是彼得·蒂爾等人通過風投創建的創新公司，專注軟件和數據分析，主打軍警大數據、AI和圖像分析等。相對于洛克希德、波音等的營業額，帕蘭蒂爾依然是“小公司”，但在日益信息化的今天，作用十分重要，也因此成為盧特尼克（其實是特朗普）垂涎的目標。

帕蘭蒂爾正在大力拓展業務領域，努力進入民用領域，已經在電子病例記錄等民用大數據方面站住腳，野心則是更大范圍的政府和商務云計算，用戶端不再需要安裝軟件、維護數據庫，只需要通過網上定期或者按需付費服務，就可由專業公司代勞。

這是潛力巨大的領域，有望引起辦公自動化的新一波革命，具有降低成本、提高速度和效率、便于全球部署、性能和可靠性與時俱進的特點。政府持股有加速政府中應用的好處，也有抑制競爭私企崛起的壞處，更有安全和地緣政治壁壘對業務全球化的影響。

重要的是，現在只是開頭，可能預示著在再工業化中，美國政府將更加主動直接深入廣泛的介入。

美國正處在財富快速增長與相對衰落并存的奇怪時代，去工業化是美國相對衰落的根本原因。

中國是世界制造業唯一超級大國，2024年中國制造業占世界份額35%，2023年中國制造業貢獻了50000億美元的產值。但美國依然是制造業大國。按照世界銀行數據，2024年美國GDP中9.98%來自制造業的貢獻，美國經濟分析局（BEA）則報告2023年美國制造業貢獻了23000億美元的產值。按照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局（NIST）2022年報告，美國制造業占世界份額為15.1%，但按照現在趨勢，2030年時可能進一步下滑到11%，而中國上升到40%。

美國的問題是有競爭力的制造業越來越少，現存制造業里很多是由于地理便利和生活習慣所以受到“天然保護”而幸存的，比如天然氣化工產品、木質建材、食品、日常輕化產品（牙膏、肥皂、洗發水、洗潔精等）等，具有“世界范圍流通性”的工業產品常常因為競爭力打不過外國（尤其是中國）產品而節節敗退，汽車工業則需要直接對中國關門才能保護。

軍工和信息工業是僅存的尚有競爭力的工業，但也越來越不能打了。更加使得美國揪心的是，軍工和信息工業正在進入成本-競爭力-創新的死循環，創新的輪子越來越慢，成本越來越高，形成生產力（或者戰斗力）越來越晚。

美國曾經獨處世界食物鏈頂端，任何挑戰者都被輕易捏死。但中國崛起不一樣，按不住、勒不死，不顧各種禁運而生長出來自主科技和經濟生態，不僅在國內茁壯成長，還蔓延到國際上，從底層開始挑戰美國主導的科技和經濟生態。

中國的成就是在“國家指導下的市場競爭”中取得的，這也成為西方試圖模仿的，“政府需要積極主導經濟和科技發展”就是后自由主義的信條，與“政府需要在競爭中保持中立”的自由主義信條恰成對照。特朗普“跟著感覺走”，但萬斯恰好是后自由主義的年輕一代領軍人物。

東施效顰的錯誤不在于愛美，而在于模仿錯了地方。中國的國家指導和扶持主要用在從無到有地打造和壯大新興產業，在現有產業中則是鼓勵有序競爭、自我造血，落后產能更是要有序退出。美國則是要用“政府的手”代替“看不見的手”，使得活力漸失的現有產業重回健康發展。這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問題。

不管是波音還是英特爾，從曾經的輝煌到如今的飄零，不把衰落之路的根本原因弄清楚，難以逃脫“路線錯了，越干越錯”的結局。從大環境、小環境、經營策略、技術路線出發，各種分析汗牛充棟，但藥方苦口。在2000年網絡泡沫和2008年金融泡沫破滅的前夜，各種分析和警告已經很多，但還是不乏有人無法抵御“最后一桶金”的誘惑。波音、英特爾還遠沒有到泡沫破滅的地步，如何有動力壯士斷腕？

肯定會有人提醒美國，英國已經走過國有化再私有化的路程。問題是今日美國情不自禁要走（至少部分）國有化道路的原因和60年代英國有點相似，但英國80年代再度私有化的環境不再存在。那時英國徹底放下了大國夢，傍附美國，才敢壯士斷腕，因為自忖不再靠自己打架，不需要手臂和手腕了，而不是指望二十年后再長出手臂和手腕來。美國有誰可以傍附呢？

美國依然有紅花企業，但綠葉企業越來越稀疏，最后紅花也開始枯萎了。美國需要重新繁茂起來的綠葉，才能有紅花的重回健康。這是再工業化的深度和廣度問題，更是速度問題。但再工業化最終是競爭力的問題，或者說是成本-效率問題，只有相對于世界上主要競爭者虛高的美國人均GDP重回合理區間，才談得上競爭力重建。但到了這一天，美國也就不是燈塔了，只是路燈而已。

特朗普是個不信邪的人，不干一干怎么知道呢？他還是會繼續他的“美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這是西方媒體調侃的說法，從“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變體而來）。現在只是英特爾10%為國有持股，還會有更多。盧特尼克不是在信口開河，他本來就只是特朗普的“部長級發言人”。

>End

本文轉載自“底線思維”，原標題《軍工國有化？特朗普要大干快干“美國特色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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