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常智奇｜才子落難，小姐相救的現代版——對沈巍走紅網絡的文化精神分析

青春｜唯美｜深情｜精短

隨筆｜才子落難，小姐相救的現代版

陜西｜常智奇

才子落難，小姐相救的現代版

——對沈巍走紅網絡的文化

精神分析

常智奇

近年來，流浪者沈巍的走紅成為網絡世界一道獨特的風景線。這一現象并非偶然，而是現代科技與中國傳統文化心理結構碰撞、疊加的產物。其背后折射出的，是一種深植于民族集體無意識中的文化敘事——“才子落難，小姐相救”——在數字時代的情感復活與符號重構；是一種個體生命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中，經網絡科技地沖擊，傳統文化精神呼喚尊重人的生活方式選擇，在人人平等理想信念滋養下的情感流露；是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人格在現代科技的簇擁下，走向人類想往的新文化建中的一個匆匆過客。他到底能走多遠，現在判斷還為時過早，目前，他仍然在傳統與現代的煉獄中苦苦掙扎。

一、傳統文化心理的現代“復活”

沈巍的走紅，很大程度上契合了中國傳統敘事中“才子落難”的原型。他雖衣衫襤褸、流落街頭，卻人性不泯，善良依存，自愛尚在，談吐不凡、滿腹經綸，利己不害人，利他自覺坦。這種強烈的反差構成了極具張力的當代底層流浪文化形象。沈巍與其他網紅不同的是他明知道自己已擁有幾十萬的粉絲，仍不開通自己的直播，目前他仍然表現出一種堅持清靜、清凈、清流、清貧、清醒，與世俗觀念不同流合污的情感姿態；仍然表現出一種知識為普惠大眾，提高民眾的認知水平；學問為蒼生，在眾聲喧嘩，流量升頂的情況下，依然恪守心中道德的律令，以悲憫的情懷律己利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圍繞在他身邊的，多是年輕貌美的女性。她們不吝表達對“有文化之人”的崇拜，甚至直接予以物質與情感上的支持。這一場景，儼然是“書中自有顏如玉”這一傳統觀念的現代演繹。當然，這其中也蘊涵著蹭流量，宣傳企業，帶貨推銷，顯擺己容，謀求富貴，尋覓愛情的欲望等等。

從文化精神分析的角度看，這反映了中國人對“才”與“德”的理想化追求。才子雖暫時困頓，但其內在價值終將被“識貨”者發現并拯救——這種敘事模式不僅存在于《西廂記》《牡丹亭》等古典文本中，得到充分的藝術表現，更深植于大眾的審美文化歷史積淀的心理結構之中。沈巍的出現，恰好為這種集體心理提供了一個現實載體，使人們在快速功利化的現代網絡社會中，得以重溫一種帶有浪漫主義色彩的文化想象。

二、多元動機交織的社會心理圖景

然而，沈巍現象并非單一文化心理所能概括。其背后還摻雜著中國農耕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轉型過程城市化建設中，土地改革、財產分配、法權訴求、科技人生、網絡資本、廣告宣傳等復雜的社會情緒與現實動機。

一方面，許多來自農村或低收入階層的打工者，通過對沈巍的關注表達了對自身命運的深切憂慮。在社會保障體系尚不完善的今天，他們唯恐自己也可能陷入類似的人生困境。這種“共情”既是一種憐憫、同情、關愛，也是一種無聲的表達、呼吁、抗爭——他們通過點贊、轉發，試圖喚醒社會對邊緣群體生活狀態的關注。

另一方面，資本與流量的邏輯也迅速侵入這一現象。企業試圖借助沈巍的知名度進行品牌推廣，自媒體則通過蹭流量實現變現。這使得原本為生活所迫，純粹為堅持自我的生活方式選擇，純粹的文化心理事件，迅速被納入商業社會的運行軌道中，呈現出道德與利益、真實與表演并存的二重性。

三、資本與流量時代的文化倫理困境

沈巍的走紅，典型地體現了“資本創造文明”的二重性：一方面，網絡平臺為他提供了表達與傳播的渠道，使傳統文化精神價值追求得以人格權的彰顯；另一方面，流量至上的邏輯又可能扭曲這個流浪者真實的個體，沈巍的文化人格有可能被強大的網絡力量異化為消費符號的危險。這種矛盾在網絡宣傳，網絡搜索、網絡暴力、網絡帶貨、網紅經濟中普遍存在——我們在追求利潤的同時，也渴望凈化心靈；在滿足獵奇心理的同時，又希望守護道德底線。

正是在這種矛盾沖突的張力中，網絡評論的作用尤顯重要。因為這是一個科技革命的新事物，其中加雜著科技資本創造文明的二重性，人性道德的二重性等復雜的問題。許多有理論修養、文藝批評的評論家怕手指網紅被“紅”（流量資本）染，被人誤以為奔著流量資本而去，這樣就望而卻步。在這里，我還是要呼吁我們有潛力、有理想、有才華、有責任、有抱負的文藝理論批評工作者要積極地投入到網絡文化建設中去，讓大眾的、一般的、世俗的、平板的、一般的、簡單的贊美或批判，走向更加深入的文化精神分析。讓網絡評論揭示其背后的文化動力與社會心理機制，引導公眾在喧囂中保持清醒，在流量中保持精神文明建設的定力，在網絡消遣中保持傳統文化精神的品質，在閑暇娛樂中保持”道法自然”的現代性轉換。

四、真、善、美的守護與文化引導的責任

對于沈巍這樣的網絡紅人，文化精神分析的首要任務是:提醒其盡量相對保持普通人的一顆平常心，保持網絡紅人在一定生活情景下的篤實誠信，保持熱愛文化的那股清流式的感情，保持在眾星捧月式的氛圍下，做人自尊、處世求實，自立自強的人格，保持對本真性的追求。紅極一時者往往容易被資本流量和輿論宣傳裹攜著走，在名人效應中迷失自我，或熱昏沉醉，得意忘形，或唯我獨尊，出口狂言。這樣有可能最終被流量所反噬。真正的劫后余生者，大難不死者、文化守望者，精神苦旅者的人格魅力，往往都是建立在追求真、善、美的基礎之上的——真誠而非表演，善良而非算計，審美而非低俗。

同時，社會也應當營造一種更加理性的輿論環境：我們尊重每一個人的生存方式、生活手段的選擇。但也倡導堅持民族文化傳統的生活方式，求真務實，自強不息，格物致知，厚德載物的人生態度。我們接受流量與資本的存在，但拒絕被其完全主導。我們理解不同群體參與這一現象的多元動機，但更呼吁在商業邏輯之外，保持對文化價值與社會責任的敬畏。

總之，沈巍的走紅，既是個體生命在網絡空間，傳統觀念與現代意識矛盾糾葛的幸運得利，又是社會群熱愛文化，同情弱者的集體無意識的表現；既是一場現代媒介技術與傳統心理結構的合謀，也是一次資本、文化與人性交織的復雜展演。從中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個個體的命運起伏，更是一個時代的精神癥候與文化尋找。唯有通過冷靜的分析與積極的引導，才能使這樣的現象不僅止于一場狂歡，而成為社會自我反思、文化良性發展的契機。

作家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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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智奇，陜西武功人。研究員，文學碩士、著名文藝評論家，陜西省作家協會理論批評委員會委員、陜西省國學研究會副主席、曾任陜西省文學院院長、《延河》雜志主編。有文藝理論研究批評專著《整體論美學觀綱要》《中國銅鏡美學發展史》《文學審美的藝術追求》等九部，兩部散文集，在全國50多家報刊發表500多篇論文、評論文章，多次獲獎，有小說、詩歌、電視連續劇、翻譯小說公開發表，曾代表中國作家協會接待外國作家代表團多次，2011年代表中國作家出訪美國，在洛杉磯發表專題講演(后在美國和中國報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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