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制經濟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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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知道抗戰的結果，中國贏了，但戰爭爆發時，沒人對此有把握，當然也不知道這場戰爭會持續幾年。鑒于敵強我弱，普遍的看法是：中國獲勝的唯一希望是打持久戰。

英國海軍情報處對中日戰爭的報告在分析了雙方國力之后就認為，“不管從哪個角度講，中國軍隊都是前途未卜的”，因此，“中國要想取勝日本，只能通過大幅度拖延時間，譬如說兩年或三年”。

事實上，當時國民政府一再告訴人民的是：戰爭最多持續三年，三年一定會打出個結果。這不僅是動員全國人民的宣傳話術，也是基于對家底的清醒認識：以當時中國“一窮二白”的國力，實在不足以支持一場全面戰爭如此之久，那是它自近代以來從未遭遇的艱巨挑戰。

實際上，就連敵方都深感詫異：為什么這個看似搖搖欲墜的弱國居然能撐那么多年？

現代戰爭的消耗是無底洞，不僅是巨大的人員傷亡，還需要各種戰略物資的不斷投入。

在這一點上尤為棘手的是，1937年戰爭爆發時，中國的現代工業主要都分布在沿海地區，因而當這些地方迅速落入敵手之后，對中國的工業經濟、戰爭潛力的打擊尤其嚴重。據鄭友揆的統計，1937年后國民政府控制區域的工業生產總值僅及全面抗戰前全國工業生產總值的10%。

在這樣嚴峻的形勢下，中國要苦撐待變，除了竭力整合內陸地區的人力物力支撐戰爭，必不可少的一點就是尋求外部支援。

在那些年里，除了滇緬公路和“駝峰航線”這兩條生命線，國民政府所能控制的出海口就只剩溫州。這使得溫州這個原本不甚起眼的沿海城市突然成為人員、物資集散中心，在戰火紛飛的年代反倒出現一種前所未有的畸形“戰時繁榮”，也為我們觀察當時的統制經濟提供了一個極好的切片。

《“戰時繁榮”：1937-1945年溫州的經濟貿易及其統制》

馮筱才| 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23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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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全面抗戰時期東南沿海維持時間最長的口岸，溫州對國民政府的意義首先當然是保持物資的流通，這對戰局具有重要意義。

1938年秋，國內抗戰輿論就提出了“保衛溫州論”，避免日寇占領這一最后的海港之后，切斷物資進出，威脅“大后方”；而日軍也很清楚地知道溫州是重慶國民政府輸血線的重要據點，只要堵住這里，重慶政府就難以反攻，“全面崩潰之期已近”。

在戰前，溫州的出口產品以農副產品和手工業品為主，進口也僅限于南北日用雜貨之類，貿易量有限，只是一個地方性的口岸；但在沿海淪陷之后，它的戰略地位就提高到了全國焦點，進出口貿易和關稅收入都達到了創紀錄的高峰，本地服務業和貿易中介業也空前發達。

不過，對敵我雙方來說都很清楚的一點是：溫州當時的“畸形繁榮”，重要的不是那種旺盛的日常消費，而是能轉化成戰爭潛力的戰略物資，并在此汲取資源，為戰時經濟輸血。

正因此，在1938年之后的幾年里，溫州作為浙江省貿易統制政策實施的前沿陣地，其經濟政策常常表現出看似“既要又要”的兩面性：一方面，政府在此大量投入，推動產業發展，促進了當地的“戰時繁榮”；另一方面，又要竭力管控乃至遏制這種繁榮，將之貶為“畸形”，因為隨之而來的吃喝玩樂消費、投資“升值產品”（如房屋、貴重金屬、緊俏商品等）炒作，更別提賭博、賣淫活動，對支持戰爭幾乎毫無幫助。

溫州民國時期豪宅：胡宅

簡言之，“有形之手”竭力干預經濟活動，使之盡可能地多投入到“有用”的生產而非“無用”的消費領域，同時嚴厲打擊走私活動，因為這樣才能從當地有效地汲取資源，將經濟活動都納入政治管控，服務于政治戰略。

這種“統制經濟”的設想至遲在1932年就已出現，1933年后更是各方都在力主倡導，但直至抗戰期間才真正成為中國的經濟國策。

然而，現實遠比這一政策設想的復雜，馮筱才運用大量史料證實：溫州在戰爭期間的經濟活動并不能被國民政府所完全掌控，盡管政府組織出口公司管控各項物產，理由是“避免物產資敵”，但走私活動從未杜絕；至于進口，雖然1938年7月1日起實施的外匯管制拒絕非必需品輸入，但在禁運清單上的“奢侈消耗品”也仍在輸入。

最奇怪的是，日本表面上要掐斷重慶方面的生命線，另一面卻又竭力向淪陷區傾銷工業品，其結果，“太平洋戰爭后，非淪陷區的進口商品大部分是通過淪陷區輸入的，可見物資搶運對于整個大后方的重要性，而走私是搶運貨物最重要的渠道”。到最后，“走私”基本成了一個空洞的名詞。

從理論上說，統制經濟對于中國贏得戰爭無疑有其必要性，但推行起來卻是另一回事。且不說政府能否有效管控所有經濟活動，其實施就需要依托各級政府機構及相關經濟機關，但這樣一來，“由于利源所在，其他勢力亦會或明或暗地介入其中。在這個過程中，如果缺乏合理規劃及有效監管，一方面可能會滋生腐敗，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對原本產運銷各環節的當事人利益造成損害，并引發沖突”。這不僅僅是腐敗，而且這樣的經濟活動難免是低效的。

對市場的過分管制和不恰當干預，本身就會傷害經濟活力。因為統制經濟推行的“產銷一體化”，一大目標就是消滅中間商，實現從生產、運輸到銷售的各環節壟斷，排擠市場競爭者，這首先就直接影響傳統貿易商號和中間商、商販的生計。

一旦壟斷，政府作為唯一的統購統銷渠道，往往給一線生產者的價格又太低，極大地挫傷他們的積極性。國營機關收購桐油時，給出的價格太低，桐農寧可把桐樹砍伐了當柴燒。浙江的幾種重要土特產，在戰時就此走上了“毀滅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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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種統制經濟的努力在當時并不成功，但這段歷史對中國的政治經濟制度變遷卻十分重要。

首先必須注意的一點是：它能夠毫無阻礙地推行，正是因為中國在歷史上就有類似的設想，諸如通過鹽鐵專賣來汲取財力，乃是歷代慣例。根據這一設想，市場并非一個民族國家能參與其中但無法完全管控的動態體系，而被看作是一個服務于政治戰略的汲取池。

經濟史學者卞歷南在研究抗戰時期的國營單位后認為，中國人所熟悉的“單位制度”其實就源于那個特殊年代，因為當沿海淪陷之后，國民政府為應對戰爭，不得不依靠內遷企業的工業能力提供必要物資和替代進口產品。

現在，對溫州戰時經濟的研究可以補上這一歷史圖景的另一塊拼圖：抗戰時期統制經濟的種種舉措，無疑也為后來“統購統銷”的計劃經濟鋪平了道路。

也就是說，那乍看只是戰爭期間的“臨時舉措”，實際上卻可能帶來了深遠的歷史影響。

經濟學者野口悠紀雄認為，日本戰后經濟的起飛，其實在戰時的統制經濟就奠定了制度基礎，他將日本當時那種舉全國之力支撐戰爭的國家總動員體制稱之為“1940年體制”，其標志性特征包括動用政府力量扶持企業，計劃色彩濃厚，這締造了日本的經濟奇跡，但當全球化浪潮推動轉向市場為中心時，它就遲遲未能做出順應時勢的轉變了。

順著這樣的歷史脈絡，我們才能回答另一個問題：改革開放之后出現的“溫州模式”，和40年前的“戰時繁榮”有因果關系嗎？

本書的回答看來是肯定的，暗示那段時間催生了一大批本地企業，溫州人從事工商業、投機、走私者甚多，社會權力結構方面也開始出現異動，“這種活躍的經濟商業氛圍，似給當地民眾留下了深深的歷史印記。經歷了戰爭洗禮，溫州顯然跟之前已大不相同”、“也許20世紀80年代突然興起的‘溫州模式’，與戰時歷史故事之間存在一種隱秘的關聯”。

然而，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溫州當時雖然涌現出大批新創工廠，但“這些企業有不少在戰后很快凋萎，無法應對市場統一化及外來工業品銷售恢復后的局面”，也就是說，它們的成功有賴于一個特殊的大環境。

更重要的是，統制經濟的基本設想基于一個前提假設：資源是有限的、固定的，必須加以整合，有效使用，這顯然是一種封閉而非開放的設想。

一句話，戰時的溫州繁榮是反市場的，但改開之后的溫州繁榮則是市場的勝利。

溫州的戰時繁榮確實短期內促進了一些商業活動，但“溫州模式”的真正內核是放松管控，尊重市場機制，允許民間個體自主創業，充分釋放活力。

如果有什么歷史教訓，那我們應該看到，真正“畸形”的，正是統制經濟本身對市場的扭曲，但真正的繁榮恰恰需要給市場松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