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李鴻章-----趙一飛

當我的學生在歷史課上對李鴻章全盤否定，將其簡單標簽化為“賣國賊”“漢奸”時，我覺得很有必要談一談客觀的評價歷史人物的必要性了，這遠比給出一個非黑即白的定論更為重要。

我在開學第一課上曾說過，中國古代史總能讓每個中國人心生自豪。前秦諸子激蕩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思想巔峰，漢朝喊出“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的雄渾氣魄。南朝祖沖之將圓周率精確到小數點后第七位，領先世界近千年，而整個南朝（宋齊梁陳）也僅僅延續169年，如果一個人能活100年，那也得死去活來的經歷10次。隋唐更不必說，與亞歐非各國的廣泛交往鑄就盛世盛名，“唐人”的稱謂自此傳遍四方。宋元時期，海外貿易的繁榮遠超前代，海上絲綢之路蜿蜒穿越百余國，活字印刷術、指南針、火藥相繼傳入東亞、東南亞與歐洲，深刻改寫了世界格局與人類文明進程。即便到了開始落后于世界的明朝，也仍有“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的氣節與鄭和下西洋的壯舉值得銘記。

反觀中國近代史，卻滿是壓抑與憋屈。尤其是鴉片戰爭之后，清朝統治搖搖欲墜卻又百足不僵，致使這個古老的東方大國一步步走向沒落，百姓飽受涂炭之苦，生靈有倒懸之危。從道光皇帝開始，后續君主更是一代不如一代。道光朝查辦林則徐，簽下《南京條約》《虎門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開啟了屈辱的近代外交；繼承者咸豐帝以“仁孝”之名繼位，卻在英法聯軍攻陷北京、火燒圓明園時避走承德避暑山莊，臨終前的權力安排更將王朝推向慈禧太后專權的深淵；同治帝或許曾有勵精圖治之心，雖造就短暫的“同治中興”，終究不過是王朝的回光返照，后期耽于放縱，19歲便英年早逝；若說同治帝是“傀儡皇帝”，那光緒帝便是徹頭徹尾的“提線木偶”。用我的話來說，這哥倆絕對算得上一對難兄難弟，在慈禧老佛爺的掌控之下都沒得到一個好下場。

現在，我要說的是李鴻章，當然我也不喜歡這個晚清官場上的“老油子”。現在史學界對他的評價也是貶多褒少，單單其主張放棄新疆一事，足以擔負一世罵名，更不提在其為官任上“宰相合肥天下瘦”了。但平心而論，若僅憑這些便將“賣國賊”“漢奸”的帽子扣在他頭上，未免有失公允。

縱觀李鴻章的一生，生于官宦世家，1847年中進士，后升任為翰林院編修，此后在晚清的亂世中逐步崛起。他曾參與平定太平天國運動、鎮壓捻軍，為維系清王朝統治立下汗馬功勞。19世紀60—70年代洋務運動中他更是核心實踐者，先后創辦軍事工業江南制造總局、金陵機器制造局、天津機器制造局等，為中國軍工奠定基礎。編練新式陸軍（淮軍），換裝西式武器（采購英國“李-恩菲爾德”步槍、法國“米涅”步槍、德國克虜伯火炮），聘請英法教官推行西式訓練，建立近代軍隊編制。

籌建北洋水師時，他一手推動修建威海衛、旅順等海軍基地，訂購英國“超勇”“揚威”等巡洋艦，向德國購買“定遠”“鎮遠”“濟遠”等主力艦，號稱“亞洲第一、世界第九”，然而甲午海戰一役，北洋水師全軍覆沒。他也曾打著“求富”的旗號創辦了一批民用工業和近代學堂，如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上海機器織布局等民用企業，試圖以實業支撐國家發展。

在人才培養上，李鴻章同樣頗有遠見。1872 年，李鴻章與曾國藩奏請“選派幼童赴美留學”，至1875年，清政府共選派4批120名幼童赴美，其中包括詹天佑（中國鐵路之父）、唐紹儀（民國第一任總理）等后來的近代化骨干，后又創辦天津水師學堂、武備學堂，為中國近代海軍與陸軍培育了第一批專業人才。

由此可見，這位飽受爭議的晚清官員，在國家危亡之際還是做了一些事，不管他是出于維護清王朝的統治或者自己的名譽的目的，至少不是在潛身縮首，茍圖衣食。這不禁讓人聯想到當下的網絡怪象，總有一些做實事的人被污蔑為博眼球、沽名釣譽，而不做事的噴子卻能站在道德的制高點敲得鍵盤啪啪作響。

當然，歷史的功過可不能混為一談，更不能功過相抵。李鴻章作為晚清重要外交官員，代表清廷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嚴重損害了中國的領土主權、經濟利益和國家尊嚴。我梳理了一下大概如下：中日《北京臺事專條》（1874年）和《中英煙臺條約》（1876年）共賠款70萬兩白銀；《中法新約》（1885年）賠償法國200萬兩白銀；中日《馬關條約》（1895年）賠償日軍軍費2億兩（后因 “三國干涉還遼”，清政府額外支付“贖遼費”3000萬兩，總計2.3億兩）；八國聯軍侵華簽訂《辛丑條約》（1901年）賠償各國軍費白銀4.5億兩，分39年還清，本息合計約9.8億兩（史稱“庚子賠款”），以海關稅、鹽稅作抵押，將中國拖入更深的財政深淵。

清朝向各國賠款數額之巨，縱觀人類歷史也是罕有的，而李鴻章作為這些條約的參與者和簽署者，要說這些恥辱跟他一點關系沒有，也沒人信服。當然，讓人氣憤的，絕不止賠款這么簡單，領土、司法、關稅自主權喪失，中國的事不再由中國人說了算，打碎牙只能往肚子里咽，這才是最可悲的。

不妨再回顧 1895 年馬關談判時的一個細節。3 月 24 日下午，日本外濱町的路邊擠滿了圍觀人群，都想親眼目睹這位大清欽差大臣的模樣。前一日，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向他提出極其苛刻的停戰條件：占領大沽、天津、山海關，接管津榆鐵路，清政府承擔停戰期間日軍軍費。李鴻章發電請示清廷后，當即拒絕了這一無理要求。

在他返回住宿地的途中，一個叫小山六之助的青年從路邊的人群中躥出，左手按住轎子，右手掏出手槍，從李的右側向其面部開了一槍。“負傷的李鴻章立即以右手的長袖掩住傷口，毫無震驚的神色，態度泰然自若。目睹這一幕的我感嘆，真不愧是了不起的人物”。（引自下関郷土會編：《郷土》第11集，1965年，第89頁）

萬幸子彈不大，又或是李鴻章確實命大，他的傷勢并不嚴重，十幾天后傷口已漸愈合。但由于其年事已高，不宜開刀，終于這顆子彈就此一直留在他的血肉中直到蓋棺，或許，這也是命運對他一生功過的某種隱喻。

在后來的談判中，日方同意將賠款從3億兩白銀減少到2億兩，而這1億兩的讓步并不在日方原先的預案中。有人說“李鴻章挨了一槍，給大清省了一億兩”，這也不無道理。

可細想之下，這是他能為那個即將傾覆的帝國大廈能做的所有了。這一刻，你能要求一個72歲的老人還做什么呢？他去或不去談判早已身不由己。或者退一萬步來講，總不能讓慈禧太后親赴敵營交涉吧。我想，那一刻的李鴻章，心中定是充滿了無能為力的疲憊與凄涼。換做現代人60歲退休，72歲早已兒孫繞膝、安享晚年了，更不用說去替國家和民族背負罵名了。

倘若歷史有假設，李鴻章能生在當下，根據他的生平和洋務運動期間的表現，我覺得他應該會成為一個軍事家或者外交家，亦或者教育家也不無可能。在強大祖國的支撐下，或許面對戰爭他不必讓北洋水師困守威海衛港，在跟外國交涉時也可以挺起胸膛，發出最強音“你們沒有資格說站在實力的角度跟中國談判”， ——而這一切的底氣，都源于國家的強盛。

李鴻章是清朝衰亡史的書寫者，但他首先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有功，亦有過，甚至過大于功。但我們仍需以客觀的眼光看待他，畢竟，他與那個腐朽的清王朝一樣，都無法真正獨立自主地掌控自己的命運，更無法逆轉一個時代的沉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