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大學沒有副校長！

哈佛、耶魯這些美國的一流大學呢？似乎"副校長"并不多。但如果了解這些大學的實際運行情況，就會知道，大學里面最重要角色不僅有"校長"，還有"教務長"。

國外一流大學的校長，在人事任免方面所擁有的權力也是出乎不少人想象的。比如在美國的不少私立大學，校長對副校長和院系負責人，擁有近乎絕對的任命權，新的校長上臺，可以把副校長全部換掉，副校長主要對校長負責，這和中國大學的情況很不一樣。

我們決不是要為某些中國大學事實上存在的"行政化"傾向和造成的弊端辯護，只是試圖說明，中國內地高校的行政力量，可能并非太強，而是太弱——這或許與許多人的觀念不同。

大學要反對過度的"行政化"，但決不是（事實上也不可能）取消行政管理。

可以探索建立更加扁平化、網絡化的組織架構，解決層級過多帶來的低效和部門分割、部門利益等問題。

大學"去行政化"，一直是國內高等教育界討論的熱點問題。有的人認為，中國大學的"官"太多了，一個大學里面，光副校長就有七、八位，還要明確行政級別，這是大學行政化的表現。也有在大學里面工作的人認為，這么多副校長還不一定"夠用"呢。校長、副校長往往都是有成就的學者，他們每天忙得團團轉，確實很辛苦，那么多工作，似乎也是必不可少的。

那么，一流大學到底該有多少位副校長？我們就從這個問題入手，做一點初步的比較和探討。

北大、清華現任副校長都是7位。與此同時，中國高校堅持黨的領導，還有黨委系統，黨委書記、副書記不僅要管黨務，往往還承擔著學校行政管理的很多事務，所以，我們把學校黨委副書記也算進去，像北大、清華這樣的大學，就有11-12位"副校長"（有的領導可能在黨委、行政兩邊都有職務，我們不妨重復計算）。

哈佛、耶魯這些美國的一流大學呢？似乎"副校長"并不多。但如果了解這些大學的實際運行情況，就會知道，大學里面最重要角色不僅有"校長"（president），還有"教務長"（provost）。

校長是學校的行政領袖和對外代表，而教務長則是協助校長統管學術及相關事務的領導。我們認為，教務長的地位和實際權力，應該要高于國內高校主管教學科研事務的常務副校長。

圍繞著校長和教務長這兩個要角，美國大學里面延伸出了兩套管理體系，一是校長辦公室系統，校長之下還有常務副校長、副校長，管著學校的很多行政事務，一是教務長辦公室系統，有一大幫副教務長，相應的機構也比較龐大。

我們可以看看哈佛大學的行政構架圖：

*來源https://oir.harvard.edu/files/harvard_org_chart.pdf

所以，在計算美國大學"副校長"人數時，我們認為應該包括教務長、常務副校長、副教務長、副校長四個職位。

以哈佛大學為例，現任校長是德魯·福斯特，哈佛文理學院的歷史學教授；教務長是哈佛醫學院的艾蘭·加伯教授，研究健康保健政策，然后是11位副教務長，分管教學發展、理科科研、人文社科科研、交叉學科、文理學院、國際交流、教職人員發展、圖書館等事務；還有一個常務副校長凱蒂·拉普，以及4位副校長，分管人力資源、財務、校園、籌款、資本運營等事務。

照這個算法，普林斯頓有13位副職校領導，耶魯大學有11位。如此比較，北大、清華的副校長多乎哉？不多也。

當然，單純這樣算，還是不夠"公平"。學校的規模大小不一樣，行政管理事務的復雜程度也不一樣，要因事設崗，不能因人設崗。于是，我們再找了一些數據，有下面這個表。

從這個表可以看出，北大、清華的"副校長"與師生人數之比，一點都不算高。更進一步的，我們再比較一下各個高校的行政職員數量，也會發現，北大、清華一點都沒有超出"國際慣例"（數據來源于各大學的網站或相關統計報告，北大清華的數據中包括了黨政干部、教學輔助人員、后勤職員等等。由于統計口徑不同，或有誤差，但大致能說明問題）。

"官"的數量雖然不算太多，但也有人提出，中國高校里面，行政權力是不是太大了？有的大學，科長就能訓教授，這實在太不像話了。

權力大小其實不太好比較，因為權力的運行，有時候比較微妙。權力籠罩著大學，但未必看得見、摸得著。

我們選了一個角度：校長是大學的行政長官（當然，可能也同時是學術的領導，但不一定），校長有多大的權力，可以從某種意義上說明學校行政權力的強與弱。

先看校長的任期。世界一流大學，幾乎沒有校長任期屆數和年齡的限制。哈佛建校快400年了，總共才有28任校長，平均任期達14年，著名的艾略特校長執掌了哈佛整整40年，干到75歲；現任的德魯·福斯特校長，今年已經70歲，也已當了10年校長，她何時退休？我們不知道。現任的莫斯科大學校長維克托·薩多夫尼奇已經78歲，自1992年上任至今已經25年。

對比中國的情況，按照《中共教育部黨組關于進一步加強直屬高等學校領導班子建設的若干意見》規定，校長任期原則上不超過兩屆，也就是10年，年齡也有限制（高校黨委書記同樣有任期和年齡的嚴格限制）。國內大多數高校的校長，任期實際上不可能到10年。以北京大學為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共有12任校長，目前任期最長的記錄保持者是馬寅初和許智宏，他們都當了9年校長。

研究政治學的人，都有這個最起碼的常識，"終身制"的權力當然比"有限任期制"要大。所以我們認為，中國高校校長的權力比外國同行要小。

國外一流大學的校長，在人事任免方面所擁有的權力也是出乎不少人想象的。比如在美國的不少私立大學，校長對副校長和院系負責人，擁有近乎絕對的任命權，新的校長上臺，可以把副校長全部換掉，副校長主要對校長負責，這和中國大學的情況很不一樣。哈佛校長同時還是董事會的主席，行政權力是比較集中的。

還有的校長，擁有超出大學校園之外的巨大影響力。比如莫斯科大學校長，同時還兼任俄羅斯大學校長聯盟主席，他的政治地位最起碼與俄羅斯教育科學部部長是平等的，但社會地位和權威性要超過部長。就好像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當時的管學大臣（校長）同時也是國家最高教育行政機關負責人。京師大學堂不僅是一所大學，還承擔了教育部的許多功能。

還有一個典故在這里提一下。五四運動后，蔡元培先生一度要辭去北大校長職務，大家都竭力挽留。拖著辮子的辜鴻銘也上臺演講，他說："校長是我們學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蔡元培

顯然，現在中國大學的校長，不再是學校的"皇帝"、"總統"了，其擁有的權力也遠遠比不上外國同行。

需要說明的是，我們決不是要為某些中國大學事實上存在的"行政化"傾向和造成的弊端辯護，只是試圖說明，中國內地高校的行政力量，可能并非太強，而是太弱——這或許與許多人的觀念不同。

這種"弱"體現在兩個方面：

效率不夠高。

對一個組織而言，雖然行政力量強不一定意味著效率高，但高效運轉一定離不開強有力的行政支持。對美國大學在20世紀的興起，有一種解釋，認為是美國人在歐洲大學模式之上，又引入了公司管理的理念與方法。從董事會制度到職業經理人式的校長執行管理，都特別強調大學的運行效率。反觀我國的大學，沒有生存壓力、沒有充分的市場競爭，所以行政系統的分工不夠精細，管理上也往往偏于軟、散，經常出現推諉扯皮的現象。

結構不夠科學。

結構決定組織功能。國內外高校的行政人員的結構有很大不同，國外高校的行政人員規模很大，但主要集中于人力資源管理、教師服務、學生管理、籌款募捐、法律事務這幾個領域，這些領域最能直接服務師生、最能產出效益、最能集聚資源，具有明顯的市場導向。比如，國外高校為了籌款，一定都雇了非常龐大的專業隊伍，為了招生和招攬人才，更是不惜血本。國內高校在這些方面，差距還很大。

舉一個例子，斯坦福大學的法律事務辦公室，有多達60人的工作團隊，且全部為職業律師出身，經驗豐富、技術嫻熟，而北京大學的校長法律顧問辦公室僅有律師1人，再往上就是分管法律事務的常務副校長吳志攀教授。我們當然知道，吳老師是非常優秀的國際金融法學家，可北大一年要面對多少訴訟？要對外簽署多少合同？這壓力該有多大？沒有一支人數充足的專業律師團隊，大學能實現"依法治校"？

資源是有限的，行政的資源更加有限。在國內的語境下來說，我們可以換一些詞，"編制"和"職數"是有限的，"北京戶口"是稀缺的，好鋼必須得用在刀刃上，否則就難以適應這個快速變化的社會。

行政權力的存在，不是大學或者學術發展的障礙。行政不是大學的問題，而是大學的一部分。

大學是一種社會組織，組織是人們為著實現一定的目標，協作分工結合而成的集體或團體。組織最大的特性是分工。組織內部必然會分化出管理階層來指揮協調，要完成復雜的目標，就必然導致科層制的出現。我們可以努力改善行政管理工作，但不能弱化行政。因為弱化行政就是在弱化組織的本質屬性，使組織變得松散乃至衰亡。

大學又是帶有特殊屬性的組織。大學的核心使命是培育人才和科學研究，是要做學問的。要實現這樣的功能，依賴于理解、認同、接受、采用這樣的自主選擇過程，更傾向于分散、自由、無拘無束的環境，確實無法靠行政權力的命令來強迫推行，也就是錢鐘書先生講的那個話，"大抵學問，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

可是，這種"素心"的狀態，主要是精神層面的淡泊、寧靜，要充當學術的領導者，應該非常熱心，善于運用權力。現代科學的發展，使得學術活動的組織越來越復雜，寂寞、冥想是做學問，幾千幾萬人共同參與的"大工程"也是做學問，而且后者可能越來越普遍和重要。

同時，由于大學的核心功能對資源的汲取能力相對較弱，為了支持其有效進行，現代大學還需要建構極強的服務體系和支撐平臺，要向外面爭取資源并有效配置資源，需要與社會建立有效的互動。這些都必須依賴高效的行政管理系統。

我們還想進一步補充幾點意見：

第一，大學要反對過度的"行政化"，但決不是（事實上也不可能）取消行政管理。恰恰相反，中國大學目前的一個短板，就在于行政系統不夠強大、不夠專業，行政負責人所擁有的資源--包括時間、權威，嚴重不足。我們的建議是，應根據新的情況，優化大學行政系統的結構，提高行政人員的職業水平，給予他們必要的尊重，讓權力與責任對等，這才是大學改革的重要內容。

第二，有了強大的、專業的行政系統，更有助于大學回歸初心，回歸高等教育的本質。大學以學術為本位，但學術需要管理和組織，還需要消耗大量資源，如果行政不夠強，就不能為支撐教學科研提供資源和服務，那教師能安心教書做研究嗎？學校能靜下來嗎？

在大學內部，不同學科、不同院系甚至學者與學者之間，可能存在著利益分歧，各自的目標與訴求不同，表達方式也不同，這就更加需要中立的行政系統來協調不同利益群體，使之統一于共同的使命與愿景。

學術權力固然應該受到充分尊重，但學術權力如果缺乏制約，同樣會腐化。

第三，中國有中國的具體情況，要和外國多比較，但也要扎根在自己的土地上，不妨對自己的傳統多一點信心。真正有生命力的制度，多半不是移植的，而是自己生根發芽，一天一天發展起來的。我們當然要直面自己的問題，現有的大學行政系統確實亟待改革，但徐圖改易是比較理性的態度。

本文的一個觀點是，現在中國大學里做行政的人未必太多了，但并不是說，要像美國一些私立大學那樣，花很多錢、雇很多人、購買很多社會服務。中國雖然比過去有錢了，但仍然是在一個人均不夠富裕的國度辦全世界最大規模的高等教育，資源必須集中于教學科研，必須控制住行政機構自我膨脹、擴張的本能沖動。可以探索建立更加扁平化、網絡化的組織架構，解決層級過多帶來的低效和部門分割、部門利益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