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關稅“上訴”至最高院，特朗普急了

特朗普關稅合法性上訴至最高法院，貿易戰或將迎來終局裁決！

2025年9月4日，據路透社報道，特朗普政府已在周三要求美國最高法院迅速聽取一項申請，以保留其根據1977年緊急法律征收的全面關稅。此前，下級法院裁定，共和黨總統經濟和貿易議程中的大部分關稅無效。

具體而言，特朗普政府在其第二任期內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以下統一使用該簡稱）對多國商品加征“對等”關稅，聲稱此舉是為應對貿易逆差和跨境毒品流入問題。然而，2025年8月29日，美國聯邦巡回上訴法院以7：4的多數裁定此類關稅多數非法，認為IEEPA未明確賦予總統征收關稅的權限，國會立法時亦未授予其對關稅的無限調整權，此前聯邦國際貿易法院（CIT）也作出類似裁決，上訴法院同樣支持CIT認定。與此同時，上訴法院暫緩判決生效，允許特朗普政府在2025年10月14日前向美國最高法院提起上訴，在此期間相關關稅可暫時繼續實施。

相關人士分析，目前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占6席，特朗普政府捍衛關稅的勝算可能略微增加，但法律專家指出，該案涉及行政權邊界問題，且經濟影響非常大，不少學者預測最高法院可能維持下級法院的裁決。盡管如此，最高法院在外事務上通常尊重行政部門，因此仍可能受理此案。最終裁決預計最早于2026年初出爐，其結果將對總統貿易權力產生重要影響。

特朗普總統表示：“如果我們打不贏這場官司，我們的國家將面臨巨大的困難。但我們將取得偉大的勝利。”這表明他相信自己能夠在最高法院贏得這場官司。不過，他也承認，敗訴可能導致與歐盟、日本、韓國等國的關稅措施協議解散。

▌關稅政策變身選舉武器，兩黨競逐“誰更強硬”

這場關稅法律戰已不再是單純的司法爭議，而是一次兼具法律與政治意涵的博弈。特朗普將關稅視為“美國優先”經濟議程的核心支柱，并在第二任期全面加碼，把關稅作為對外政策和選舉動員的雙重武器。2024年競選期間，他曾多次強調對華高關稅和強硬貿易立場，將其作為兌現保護就業承諾的關鍵手段，并借此與民主黨形成鮮明對比。如今，在上訴法院裁定其關稅政策無效后，特朗普又迅速將矛頭指向“黨派化”的司法體系，警告取消關稅將帶來“災難”，營造出“最高法院是最后防線”的敘事，并持續以此議題強化自己“為美國工人而戰”的政治形象。

關稅爭議為特朗普帶來了持續的輿論關注和議程主導權，他將復雜的法律爭端包裝成“華盛頓建制派（法院）企圖削弱美國利益”的簡化敘事，激發民族主義和經濟民粹情緒。拜登陣營則陷入被動，既要避免顯得“對華軟弱”，又難以公開支持非常規關稅做法，只能在維持現有關稅框架的基礎上強調更具針對性和多邊性的策略，通過與盟友合作、依托法律程序施壓中國，而非全面貿易對抗。

這種競選博弈也折射出兩任總統在關稅和供應鏈策略上的根本分歧：特朗普偏好無差別碾壓、速戰速決，不惜與盟友翻臉，甚至揚言對所有中國商品征收60%以上關稅、對全球普遍征收10%—20%，并在重返白宮后付諸實施，將中國商品的綜合稅率拉高至54%，逼近“全面貿易封鎖”。拜登則傾向“有限沖突”，把關稅作為談判籌碼而非全面施壓工具，推動“去風險”而非徹底脫鉤，僅對關鍵產業加征關稅并通過立法與盟友共建供應鏈，以兼顧經濟穩定與戰略安全。

而此次關稅上訴事件無疑讓貿易與對華政策在選舉中的分量進一步上升，將兩黨推入一場“誰更強硬”的競賽，也讓理性討論政策得失的空間被顯著壓縮。可見，特朗普借由關稅政策鞏固了貿易民粹路線的支持者，并為競選話語權獲得了一份“政治紅利”。

▌高額關稅迫使跨境行業進入“陣痛期”

過去幾年，SHEIN、Temu等平臺靠著美國“deminimis”清關免稅門檻（800美元以下包裹免稅/快速通關）向美國傾銷低價商品。而特朗普政府把這一模式定義為“免稅漏洞”，甚至指責其沖擊美國制造業、夾帶非法物品入境。2025年2月，特朗普簽署行政令，直接終止中國發貨包裹的免稅待遇，對低值直郵商品重拳加稅，意圖徹底封死這一“免稅后門”。

新規生效后，原本免稅的小包裹瞬間變成“高額賬單”，郵政渠道直郵被征收高達120%的從價關稅，或每件100美元的固定費用（原定6月還要翻倍到200美元，后被取消）。商業快遞渠道（UPS、FedEx、DHL）稅率更高，一度飆到145%。這意味著中國賣家賴以生存的低價直郵模式幾乎被一刀切，過去依靠低成本形成的價格優勢瞬間蒸發，很多商品甚至因為關稅直接“賣一件虧一件”。據統計，美國超90%進口小包裹靠免稅渠道入境，其中60%來自中國，主要由SHEIN、Temu貢獻，而新關稅政策堪稱對中國跨境直銷的“釜底抽薪”。

具體而言，SHEIN一直靠“上新快+空運直發”取勝，但新規下要么付出100美元封頂費+54%關稅繼續走空運，利潤被徹底吃光；要么切換海運，時效慢得讓消費者“追不到潮流”。Temu相對“沒那么怕時效”，可能加速轉向批量海運+半托管模式，以降低單位成本，但這需要重投物流體系，還要應對美國海關的原產地稽查，防止平臺借道第三國繞關稅。

即便2025年5月中美達成階段性貿易戰停火，暫停或下調部分關稅90天，成本壓力仍未真正緩解。特朗普政府雖下調低值包裹關稅：郵政渠道降至54%（每單100美元固定費用依然保留），商業快遞降至30%，但相較零關稅時代依舊高企。行業分析師直言，54%的稅率幾乎掐斷中國小包直郵的“生命線”，“黃金時代”宣告謝幕，大量賣家選擇觀望，不敢貿然發貨，業務增速急速踩剎車。

整體來看，特朗普的關稅新政給跨境電商整個生態降溫，利潤空間被擠壓、物流鏈條更復雜、價格優勢被摧毀，最終沖擊消費者下單意愿。過去靠低成本直郵支撐的高速增長“神話”正在破碎，行業被迫進入“陣痛期”，重新洗牌。

▌世界是個草臺班子，美國政府也不例外

特朗普政府掀起的關稅政策之爭，不僅是一場法律官司，更可能重塑全球貿易格局。

若最高法院站在特朗普一邊，將等同于給總統揮舞“關稅大棒”開了綠燈，讓關稅重新成為美國外交和經濟政策的首選武器。對中國而言，這幾乎預示著高關稅將成為常態，中美貿易戰不只是延續，而是可能被進一步升級，對中國出口商和整個跨境供應鏈來說，這是一場實實在在的沖擊波。

若特朗普敗訴，相關關稅將被判定非法、立刻停止征收，并可能觸發一場規模空前的“退稅潮”。截至2025年8月，美國已按IEEPA征收約658億美元關稅，這筆巨款最終由美國進口商承擔。一旦判決無效，進口商勢必集體要求退款，行政申訴和司法糾紛會鋪天蓋地而來，給政府和企業都制造沉重的財務和程序負擔。

此外，如果最高法院對此種非常規關稅權力予以設限，中美短期摩擦或許會有所降溫，但“中美經貿脫鉤”并不會就此停擺——兩黨對華強硬已成共識，只是打法不同：一個偏好“重錘快打”，一個傾向“精準拆解”。對于中國和其他貿易伙伴，這意味著必須為更長期、更多變的貿易摩擦做好準備：加快市場多元化布局、增強供應鏈韌性，并通過外交與規則談判爭取喘息空間。跨境電商企業更需迅速調整：重構物流網絡、探索海外倉和本地化分銷、優化商品結構，以降低政策波動的沖擊。

雖然特朗普堅持自己只是“為美國工人而戰”，但這場對關稅權力的上訴，更像是一次穿著西裝打官司、順便為大選熱身的真人秀。他指望最高法院為他扳回一城，但誰都知道，這一回他不是在談判交易，而是在試圖推銷自己“永不認輸”的政治人設。如果官司輸了，特朗普可能會說：我不是敗訴，我只是讓法院重新考慮“什么是偉大”。

畢竟，世界是個草臺班子，美國政府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