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摩擦性失業”？并非新名詞，3年前國家統計局發言人就曾用過

近日有張圖在坊間刷屏（下圖），最引人注意的就是紅圈里的“摩擦性失業”一詞。

其實這是一則舊聞，2022年7月15日，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付凌暉提到了摩擦性失業的現象：“當前青年人就業壓力仍然較大，青年群體初入勞動力市場，將普遍面臨摩擦性失業的困境。”

這個詞在當時就曾引發了一陣熱議，如今時隔幾年，這圖再次引發了網友的討論。

那到底什么叫做“摩擦性失業”？

摩擦性失業，倒不是什么新名詞，而是一個物理學詞語用于人的行動領域的錯誤名詞。

失業分為兩種，一種是交換性失業，一種是制度性失業。兩者之間的本質區別在于，前者是自愿的，后者是被動的。

先說制度性失業

在一個被干預的市場上，管制當局打著關愛勞動者的名義，出臺各種“有利于勞動者”的政策措施。比如最典型的，最低工資法，就是將工資率設定在自由市場決定的工資率之上。這時候刺激勞動供給而減少了勞動需求，打破了供求均衡，勞動力市場就無法實現出清。企業將只會雇傭那些能夠創造較高邊際價值的勞動者，那些無法創造最低工資所對應的邊際價值產品的勞動者，將被解雇或者自始至終得不到雇傭。這就是“制度性失業”。

在經濟學分析中，我們一定要摒棄集體主義的詞匯，堅持個人主義方法論。所謂“保護勞動者”，必須多問一句：“勞動者”是一個整體嗎，他們的利益是一致的嗎？那么保護勞動者，保護的是哪一類、哪一群勞動者？

只要你這樣思考了，問題就變得明了。最低工資法保護的，顯然不是全體勞動者，而是勞動者中的較高邊際生產力的群體，那些較低邊際生產力的低技能群體，則受到了傷害。所以，最低工資法往往成為排除低技能勞動者、要求較低工資率的勞動者競爭的手段。

例如淘金熱期間，華人也大量涌入加州，他們立足未穩，勤奮勇敢，只要有一份工作能夠糊口，就愿意以較低工資率就業。這對他們來說，是一種處境的改善。然而這時候，他們就“搶”走了那些懶惰而工資高的美國人的工作崗位。這些美國人于是就攛掇當地的管制當局出臺了最低工資法，將華人排擠出局。于是，華人就只能去開洗衣店和雜貨鋪。

再比如19世紀的加拿大伐木業，日本伐木工人紀律嚴明、工作效率高、要求的工資率低，于是加拿大當局如法炮制，出臺最低工資法，將日本工人排擠出局，由此開啟了日本人向加拿大內陸地區的遷徙過程。

托馬斯·索維爾年輕的時候曾經在美國勞工部工作，他憑借直覺和經驗數據，告訴他的同僚：最低工資法無法無法讓工人待遇變好，反而會導致失業。他的勞工部同事聳聳肩，看著這個傻白甜新同事，兩手一攤：誰不知道呢？但是如果不這樣干，要我們勞工部干什么！

行政部門總是這樣，總要干預市場，否則他們的權力如何擴張、如何尋租呢？他們的預算如何增長呢？權力的邏輯就是這樣。

最低工資法有很多變種，或者說，有些干預政策起到了和最低工資法一樣的效果。

比方說，最高法院規定企業必須為勞動者繳納社保，這時候實際上就是變相地規定了最低工資。因為企業核算的時候，當然不是看勞動者到手的工資到底是多少，而是看它為雇傭這位勞動者一共支付了多少成本。

因此，強制的高額社保，將大幅度提高中小企業、勞動密集型企業的雇傭成本，實際上就是逼著中小企業減少雇傭、躺平比爛和虧損破產，由此導致更多勞動者失業，以及，對勞動力的需求減少，降低勞動者的實際工資率和生活水平。

那這個時候，交社保的人就更少了，也更加交不起了。企業和勞動者之間的合作關系就會扭曲，會在管制之外尋找新的合作方式，例如勞動者都變成個體戶，跟企業簽訂的不是雇傭合同，而是合作生產的合同，這就不用交社保了。市場總是會尋找突破管制的辦法。由此，強制的社保，可能導致社保的進一步崩盤。

再比如，規定女職工超長產假，但是休假期間必須工資照發，這實際上也是在規定最低工資，也就是，工作半年，必須拿一年的工資。現在又在鼓勵生育，一年發3600的奶粉錢，幼兒園還免費，那么企業就怕的要死，你要是跟下崽一樣連著生三個，那就一兩年不用工作而拿工資，哪個中小企業能受得了？

那么，企業就開始“歧視”女職工了：你到底能不能在半年之內創造一年的價值？或者，從長遠看，我損失這半年的工資之支出，能不能在未來通過你的生產力賺回來？鑒于這極其地不確定，未來市場的不確定，你能力的不確定，白拿完這些收入后還可能離職了，那我必須從嚴審查你的能力、你生娃了沒有、生了幾個了？因為要是把這些事情不掰扯清楚了，那簡直就不是雇傭員工，而是請回來了一個少奶奶。

如果這時候又繼續疊加干預，不準問婚姻和生育狀況，那企業就更加“歧視”了：咱啥也不問，啥也不敢說，但是只要你是個女的，我就不雇傭了，惹不起躲得起。

所以，一切制度性歧視，都是干預主義制造的，然后甩鍋給企業。鼓吹保護女職工的人，會將女人從職場上趕回廚房，讓她們失去來之不易的經濟獨立和人格獨立，重新成為男性的附庸。我懷疑，鼓吹和出臺這些政策的人，可能跟女同胞們有仇吧，或者是男權保守主義分子。

女同胞們，我和經濟學都愛你們，你們要擦亮眼睛。

再說“交換性失業”

我們知道，自由市場上，總有沒有被滿足的需求，失業總是自愿的。

通俗說，只要你愿意屈尊、愿意降低工資率，那就有就業崗位。所以自由市場上的失業，總是勞動者根據自身的處境，主動、自愿做出的邊際選擇，這就是“交換性失業”。它其實就是所謂的“摩擦性失業”。

大學生難找工作，在統計局發言人看來，是摩擦性失業：信息不對稱，找不到匹配的崗位，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找到工作。

但這當然是交換性失業，自愿失業。總是因為他們“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所以找不到工作的。如果他們不是整天眼高手低，把自己看做天之驕子；如果他們能夠認識到，自己價值幾何并不取決于自己，而是取決于市場消費者的評值，由此愿意降低期望值，要求較低的工資率，怎么可能找不到工作呢？去刷盤子啊，一個月兩三千，再不行就1500，或者去工地搬磚，一定會有工作的。

那么，大學生之所以可以承受摩擦性失業，就是在等待更好的工作機會、更高工資率的工作。這個等待要耗費時間，耗費儲蓄。他們之所以等得起，是因為他們的父母為其積累了足夠的儲蓄，可以承受這種不生產而只消費的生活，而暫時不至于儲蓄耗盡。假如儲蓄耗盡無法啃老就要餓死了，他當然會以最快的速度、以任何能活下來的工資率就業。

人，必須工作，才能活下去。這不是任何制度的錯。那些由此抱怨市場經濟的人完全搞錯了，沒有任何制度能讓人享受不生產而消費、無限休閑的“權利”，這是人類生存不可避免的外在條件決定的，是無法回避的自然事實，因為我們受到稀缺性的制約。

假如奢望沒有任何找工作、賺工資養活自己的壓力，那就只有一個替代選項：由一個中央計劃當局給每個人指派職業和工作。我們知道，那意味著一切自由煙消云散，每個人都變成在鎖鏈和皮鞭下工作、并乞求人家投喂的奴隸。

還有一種常見的摩擦性失業，發生在商業周期的蕭條期。

由于前期擴大信貸投放，人為壓低利率，導致虛假繁榮。當泡沫破裂，信貸收縮、利率回歸市場，過去錯誤的投資遭到清算，生產結構發生劇烈調整而縮短，于是，那些過去在錯誤延長的生產結構中就業的勞動者，發生了失業。

哈耶克說：

當出現從投資向消費的轉變，因此市場上的生產結構縮短時，會出現工人被拋出較高的生產階段的暫時性失業，并將持續到他們能夠被生產過程的較后階段重新吸納為止。

他含混地將其稱之為“非自愿失業”。

但這種失業也并非是非自愿的。

那些過去在高階生產階段就業的勞動者，蕭條期要想找到一個新的工作，需要大幅降低工資率，需要轉換工種，例如從過去的一個白領，轉變為藍領，本身就需要訓練，同時還要過心理落差這一關，于是發生了時間上的就業延遲現象。這在蕭條期是經常發生的。我們并不否認這一點。

但是把它說成是非自愿的、摩擦性的，就完全是混淆概念。

他們當然也是自愿失業的。因為他們并沒有立即做出調整，屈尊紆貴地、要求較低工資率地立即就業，只要他們愿意這樣做，如前所述，當然可以很快就業。同樣，他們之所以能等得起，是因為有前期的儲蓄供其消耗。

所以他們是在等待更好的被雇傭的機會，主動選擇有利的時機。這必然是他們自愿做出的選擇。

把這種市場生產結構調整過程中發生的失業現象，稱之為摩擦性失業，是混淆了因果關系。主流經濟學認為，這是經濟調整導致的延緩結果，因此必須要干預；然而事實上，這種等待過程，恰恰是拖慢了整個經濟調整過程的一個因素。

須知勞動者并不是像物理學家想象的那樣，像機器一樣自動運轉，沒有自由意志，沒有選擇，被動做出反應。他們總是主動地選擇。因此，這種失業是投機性的，而不是摩擦性的。

它再次證明，使用物理學詞語來形容人的行動，是極其不妥當的，將混淆事情的本質，并導向錯誤的結果。比喻，絕對不能代替嚴密的邏輯推理。

這就還告訴了我們一個道理：在經濟蕭條期，一定要允許工資率和各種價格隨行就市，自由地下降，只有這樣，才能讓勞動者盡快地找到工作，讓各種“失業”的資本品重新被納入生產過程，啟動經濟復蘇的進程。如果這個時候又打著關愛勞動者的名義，不允許價格和工資率下降，那么經濟的調整過程就被人為延遲，不斷地延長蕭條，制造大規模制度性失業。這正是美國大蕭條的歷史教訓。

總是不吸取教訓，不學好樣光學壞樣，“為勞動者操碎了心”，在蕭條期不斷疊加干預，那就等著大規模失業、工資率降低、生活水平下降，經濟不斷陷入泥潭之中吧。

經濟學價值中立，只告訴人們因果關系，怎么選擇，總是每個人自己的事情。如果勞動者非要選擇支持各類勞動力市場干預，那是你們自己的事，后果必定如經濟學描述的那樣，自己承擔即可。你的認知，總是與自己的命運息息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