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搜狐博客到新浪微博：網絡言論案件的司法回避

2007年，我因搜狐博客文章被無故“鎖定”而踏上維權之路。八年后的2015年，當我實名注冊、運營五年的新浪微博在毫無說明的情況下被關閉，我再次選擇起訴至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兩起案件，時隔八年，被告不同，法院的態度卻驚人地一致：不是“立而不審”，就是“拒而不收”。
一、搜狐案：從立案到駁回，程序空轉
2007年8月16日，我就搜狐博客九篇涉及公共議題的文章被后臺鎖定一事，向海淀區法院提起訴訟，主張搜狐構成違約，屬于網絡服務合同糾紛。
立案庭收取訴訟費并出具憑證，案件隨后移交民事審判庭。書記員依法發出《舉證通知書》，安排證據交換。一切跡象顯示，案件已步入實體審理軌道。
然而，局面陡然生變。案件被退回立案庭，最終由該庭法官簽發裁定，以“不符合起訴條件”為由駁回起訴。一審、二審均未觸及合同是否成立、搜狐是否違約等實質爭議，僅在程序層面終結了案件。
法院看似接受了立案，卻在實體審理門前，借程序之名將其拒之門外。

（《重慶法制報》的報道）

更令人無奈的是，2009年7月28日，搜狐在未作任何事前通知的情況下，徹底關閉了我的博客，致使三年間積累的一千四百余篇文章、近十萬條評論和四百萬點擊量頃刻消失。我曾致信張朝陽，質疑其不經告知即關閉用戶博客、漠視用戶權益的做法，但未獲任何回應。

二、新浪案：立案登記制下的司法拒絕
2015年6月4日，我實名認證的新浪微博“劉曉原律師”突然無法登錄。該賬號已運營五年，發布內容兩萬余條，積累粉絲十二萬人。經多次溝通，新浪客服僅以“違規”搪塞，未說明具體依據，也未履行服務協議中約定的通知義務。
同年11月23日，我赴海淀區法院對北京微夢創科網絡技術有限公司提起訴訟，要求恢復賬號使用權。立案法官首先質疑賬號關閉是否與敏感事件相關，甚至直接詢問是否因“反動言論”被封。我均予以否認，并當場演示賬號無法登錄的狀況。
法官請示后返回并口頭告知：此案不屬于法院受理范圍，不予立案。我要求出具書面裁定，遭到拒絕；亦無任何材料收據。對方僅建議“找主管部門解決”。

相比2007年，盡管立案登記制已于2015年5月全面實施，海淀法院卻連形式上的立案程序都未啟動，僅以窗口口頭拒絕的方式將司法救濟徹底阻斷。

三、八年司法回避的延續邏輯
兩案相隔八年，結果卻一脈相承：用戶依合同維權之路，盡數夭折于程序之門。不同之處在于：

2007年，尚可“立案-受理-駁回”，有一紙裁定，可提起上訴；2015年，則變為“拒收-無憑證-無裁定”，不留痕跡，亦無從救濟。

這揭示出法院在處理此類案件時的回避策略：但凡涉及博客或微博關閉，司法機構傾向于將之認定為“內容管理問題”而非“合同爭議”，從而避免進入實體審理。一旦審理，則不得不審查平臺操作的合法性，并可能觸及更為敏感的網絡言論管理政策。
四、用戶權益：被架空的合同關系
用戶與平臺之間成立服務合同關系，既有注冊協議為憑，也有實名認證、會員付費等行為為證。平臺未經提前通知、未提供申訴渠道即封禁賬號，明顯構成違約。
我曾向搜狐指出：企業應恪守法律與誠信，即便用戶內容違規，也應明確指出依據，而非擅自關閉、漠然處之。封號不僅剝奪用戶表達空間，更使其創作成果瞬間歸零。
搜狐“偷偷關”、新浪“冷漠拒”，手法各異，但結果相同：用戶權益被輕易忽視，合同關系形同虛設，而司法系統未給予應有救濟。
2025年的今天回望這兩起案件，它們如一枚硬幣的兩面：一面刻著用戶的弱勢與無奈，一面映照司法的回避與沉默。
自2007年起訴搜狐至今已十八年，互聯網平臺日益強大，封號現象仍屢見不鮮，而司法對待此類案件的態度未見改觀。后來，微信公眾號又被封，我再也不求助于法院。
司法本應為權利保護的最終防線，但在涉及網絡言論的案件中，它卻屢屢選擇缺席。用戶除一次次承受賬號消失、申訴無門的結局，只剩深深的無力。